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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本皆有意識型態,賀林德爾在其〈意識形態與兒童書〉(”Ideology and the Children’s Book”)一文表達了他認為作家形塑兒童讀者的看法:

為兒童寫作的作家(就像為成人寫作的作家)無法隱藏他們的價值觀。

即便是被動而未被檢視的想法、未經任何刻意的煽動,語言和故事的肌 理還是會將作家的價值觀投射和表達出來。(12-3)

勒瑰恩在寫作初期對於男性英雄的形塑,來自於她所認同的父親的傳承。而 廣漠無垠的文學傳統中,盡是男性的敘事、男性的觀點。多年後作家也重新省思 她所構築的地海世界是一個科幻的「完美的狒狒父權社會」(perfect baboon patriarchy),「富有的、雄心壯志的、侵略的雄性在頂層,接著是一個斷層,貧窮 的、沒有受教育的、沒有臉的群眾以及全部的女人在底層」 (Littlefield 246) 。她 也說:

確實我並不在乎我的角色是男人或是女人,只要他們是人類,為什麼女 人只能寫女人?我那時沒有意識,也沒有責任的知覺:是故我自信、缺 乏實驗性、滿足於傳統……我不在乎我的主人翁是男的或是女的;而那 份不在乎真是可惡的粗心,男人掌握一切。 (

Language

140-41)

西方文學傳統將女性排拒在外,就如同維吉尼亞.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

所陳,如果莎士比亞有個妹妹,不管她多麼具有才華,女人終究被抹拭,無法在 文學正典中佔據一個位置。在美國科幻作家之林,也鮮少有女性作家可以作為典 範,男人的書,書寫男人,所以描寫男人對勒瑰恩而言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

勒瑰恩曾敘述她的母親曾經問她:「『你為何不書寫女人?』,勒瑰恩說:『我不知 道如何書寫!』這是一個愚蠢的答案,但卻是真真實實的」 (Rashley 22)。勒瑰 恩描寫自己書寫的窘境,「這就如同吳爾芙所指出的,英文散文的書寫不適於女 人的存在與作為的描述,除非有人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刻畫,那是難以打破的傳

統、難以發明、難以刻畫的母性語言(mother tongue)」 (Littlefield 246) 。然而 就如同 Littlefield 觀察到的,「有趣的是,重新刻畫『母性語言』--打破傳統與 再創新的文類--似乎是勒瑰恩逐漸地、穩定地持續在後三十年中進行的事」

(Littlefield 246)。

由此可見,從作家本人尚不夠女性主義的觀點,到成為激進的女性主義者,

這之間在其作品中充滿了不少的省思與翻騰,在其作品中又隱含了多少性∕別的 政治性意涵?回到作品剛出版的時程,勒瑰恩在其〈夢必須詮釋〉,詳述她寫的 是關於一個男孩成長的故事,他勾勒了一個巫師成長的背景與主題為敘事,於是 作品也涵化了他認為「男孩」成長故事的意識形態。

此外,諾德曼引用女性主義學者 Annis Pratt 對於榮格的原型理論的批判,

Annis Pratt 指出:「雖然他(榮格)見到了雌雄同體,涉及性別的轉化,是人類發展 的必要因素,在定義性別的本質上卻傾向於僵硬甚至可說是到了刻板的程度」, 所謂的原型(archetypes)就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s)。同時他也指出 Demaris Wehr 建議「女性不祇要挑戰榮格特定的潛意識觀點,並且要站在人類心靈「普世的」、

「共通的」觀點之外。顯然地,榮格共通的心靈其實是男性的」(Reinventing the Past 185)。所以,諾德曼認為在女性主義的教導下,黑暗迷宮中定義女性必須被 要求服從傳統定義的陰柔氣質,而將恬娜解讀為她拒絕被置諸於此種命定的黑暗 中而逃離的英雄,那麼就可以將榮格對陰性特質的假設顛覆。所以勒瑰恩為了翻 轉之前地海的結構,以恬娜的控訴以及批判的觀點而欲翻轉地海的結構性。

麥克林也指出:「在《地海孤雛》中勒瑰恩遠離了在《地海三部曲》中與她 意氣相投的榮格理論,在《修正地海》的論文中,她觀察到榮格的原型『是被男 人所感知的西方歐洲心靈的理性形式(mindforms)』(5-6)」(111)。所以勒瑰恩 到了晚期,她也遠離了榮格的學說,擁抱女性主義故事的基本軸線而將格得形塑 為一個「他者」、將他置諸事外的人。就如同她承認「自己像大多數的美國人一 般,書寫地海三部曲時依然『活在陽剛特質迷思的咒語下』(Earthsea Revisioned 17)。這迷思基於一種狹隘的異性戀的白人的中產階級的男性形象,而且期望男

人,臣服於它」(Yoshida 187)。

蔡淑芬引用勒瑰恩〈小說的背袋理論〉(“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the Fiction")的觀點,認為勒瑰恩解構直線性、科技性的英雄作為,「是勒崗26對西洋 英雄傳奇模式的刻意顛覆和反諷吧」(248) !研究者則以為,勒瑰恩希望以女人 的力量來探看彼此的關係是改寫的經緯,而格得在力量消逝之後,被置放於家之 處,身體也因權力消逝、淨空,背袋中所蘊含的保持、盛入、裝載,廣納等「空」

所能納入的力量,成為對於英雄的再定義。

同時蔡淑芬也提到在某種程度上英雄的背袋理論呼應了約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的 The Comic Mode〈喜劇模式〉的理論,悲劇模式的英雄在於突顯英雄 追求完美、為人類福祉受苦受難的悲劇精神,同時也呈現了對於其他物種宰制的 一面;喜劇模式的英雄則是與萬物合一,不以勝利、征服為人生追求的目標,然 而她卻未再深論之。當我們讚揚、稱頌英雄事蹟的故事文本,隱含著何種價值意 識形態的傳遞?

勒瑰恩在〈小說的背袋理論〉中云:「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lf) 計畫寫《三枚金幣》的故事時,在她的筆記本開頭寫了「詞彙表」,她的新計畫 是想要重新發明英語,以便說一個不同的故事。而她進入詞彙表的其中一個字便 是英雄氣概(heroism),重新定義為「桿菌中毒」(botulism),而英雄(hero)

在吳爾芙的字典裡是『瓶子』,英雄是瓶子,一個令人折服的重新評估,我也打 算建議瓶子是英雄」(150)。她闡揚英雄故事是遠古時代人們狩獵採集的思考模 式下的結果。在我們的心中傳統的英雄幾乎以征戰、殺戮相為伴。而問題就出在 因為人分享了這個獵人的攻擊獵殺的故事,雖然沒有毒,但是卻是殺人的。於是 聆聽了這樣的故事無形中也讓我們自己變成了殺人故事中的一部份。

那就是為什麼,勒瑰恩感覺一種急切的使命感,所以她試圖找尋從人類天 性、主體、其他故事的字詞、沒有被說出的故事,關於生活的故事來寫小說,她 希望重新定義他心中新的英雄型貌。她說:

而一個完整的敘事,除了衝突、競爭、壓力、奮鬥等等,必然也包括了

背人的袋子∕肚子∕盒子∕房子∕醫藥箱。(因為這些是『戰爭或打獵』

過程中的必要伴隨的)完整的敘述……其目的不是解決衝突,也不是停 滯不前,而是讓生命過程延續。

以是,很清楚的英雄在他的背袋裡不會太好看,他需要的是一座舞台、

踏腳石和尖塔。把他放在袋子裡,他看起來就像一隻兔子,像一顆馬鈴 薯。(153)

所以勒瑰恩喜歡小說,因為除了英雄之外,小說裡還有其他的人、事、物在「背 袋」中。而背袋裡面有她認為可以加進去的許許多多的元素,撞擊更多智慧的火 花、映現人生中的「真實」;並希冀避免英雄式作為的直線性敘事,因為那是赫 丘魯式的、普羅米修士式的悲劇的小說,強調是勝利的、征服了地球、太空、外 星人、死亡等等,而實際上卻是悲劇的,如地球生態的破壞與平衡,末世寓言、

大災難等。

所以當我們探看此一觀點,當格得變成一個背袋、瓶子、容器時,英雄成了 何種面目?「背袋是一個容器、瓶子、可以裝載東西之物,最先啟動文化進程的 器具應該是一種容器……很多理論家認為最早的文化發明應該是一個容器,用以 裝載物品和一些彈弓或是網架」(150-51)而勒瑰恩自陳她是人類進化「背袋理論 的追隨者」(151)。容器是一種承載之物,在勒瑰恩的定義中,「家」也是一個容 器,「自然」是一個更廣義的容器。而確實讓格得返「家」,在「家」的區位中還 能成就些什麼陽剛之事呢?

約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在生態文學批評的論文集中提出〈喜劇模式〉

(”The Comic Mode”)認為在文學傳統中有悲劇和喜劇的敘事模式,他希望藉由強 調喜劇模式以改變以人為尊(anthropocentric)的觀點以及征服、勝利、英雄主義等 傳統迷思的強調,他認為:

悲劇模式(Tragic Mode)假設人存在於自己和更大力量的衝突中。這 些力量--包括自然、神明、道德法律、激烈情愛、偉大理念和知識-

-似乎過於巨大,超越人類之上,已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他的福祉或傷

痛。悲劇文學和哲學想要展現的是:人等同於並超越這樣的衝突。悲劇 人物嚴肅地看待衝突,認為在面對毀滅時,必須先確定他的主控權,肯 定自己的偉大。悲劇英雄是人類自認的勝利圖像。(157)

西方人文傳統悲劇肯定人的潛能和偉大,但是過度凸顯人高於萬物之上,並稱許 抗爭伴隨而來的悲情浪漫,已導致文化和生態的危機(158)。米克也指出希臘時 代的文學中有一位 Cadmus 豐饒之神掌管動植物與人類的性生產力,再現了喜劇 模式的思維,而自然界中的生態系統常常也是呈現喜劇紛圍的,雖然每種生物都 必須面臨被吃的命運,但是這些總被劃為一個循環,而且物種因生態的多樣化把 破壞降低至最輕,以同時維持生態界的平衡。人類仰賴生物界的多樣化以及它的 千絲萬縷來成就自我,卻又將這些提供我們生養的基礎剝削、濫用與破壞。而這 些都根源於「人類是萬物之靈」的理性宰制觀點,米克也說人類的創造有時總企 圖突破人所存在的限制,因而造成生物絕種、資源耗竭、各種污染而最後人類身 陷自身的悲劇中。所以在悲劇中英雄常被突顯其壯麗的犧牲、偉大的讚誦、光榮 再現的風華,但是在喜劇中這些特質都呈現了被嘲諷的方式。

西方人文傳統悲劇肯定人的潛能和偉大,但是過度凸顯人高於萬物之上,並稱許 抗爭伴隨而來的悲情浪漫,已導致文化和生態的危機(158)。米克也指出希臘時 代的文學中有一位 Cadmus 豐饒之神掌管動植物與人類的性生產力,再現了喜劇 模式的思維,而自然界中的生態系統常常也是呈現喜劇紛圍的,雖然每種生物都 必須面臨被吃的命運,但是這些總被劃為一個循環,而且物種因生態的多樣化把 破壞降低至最輕,以同時維持生態界的平衡。人類仰賴生物界的多樣化以及它的 千絲萬縷來成就自我,卻又將這些提供我們生養的基礎剝削、濫用與破壞。而這 些都根源於「人類是萬物之靈」的理性宰制觀點,米克也說人類的創造有時總企 圖突破人所存在的限制,因而造成生物絕種、資源耗竭、各種污染而最後人類身 陷自身的悲劇中。所以在悲劇中英雄常被突顯其壯麗的犧牲、偉大的讚誦、光榮 再現的風華,但是在喜劇中這些特質都呈現了被嘲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