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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戈巴契夫與公開性
1985 年戈巴契夫上台以後，在施政主要架構為經濟改革的重建政策中，約 略指出重建也含有改善文化生活的方向：
重建是社會領域發展的當務之急，目標是更為充分滿足蘇聯人民對於勞 動、生活、休閒、教育及醫療方面的完善環境的需要。也是要時時關切 每一個人和全體社會的精神財富、文化。147
但他並沒有具體提出政府將要如何關注文化生活，反而是透過鼓吹公開性，主張 多元觀點，試圖打破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原則的框架。因此，筆者認為公開性便是 此一時期文化政策的施行方向，它與重建相互配合，共同強化戈巴契夫推動的社 經改革。
事實上，「公開性」一詞並不是戈巴契夫的原創意見。拉夸爾曾對它的來源 做了考察──當在十九世紀，由斯拉夫派哲學家阿克沙科夫（Иван Аксаков）所 提出，意為「言論自由」。148何法斯（Robert Horvath）則指出，戈巴契夫的公開 性全然是向列寧取經的結果，因為在列寧時代早就已經這麼做。149這確實有跡可 循。舉例來說，1983 年，戈巴契夫在列寧 113 歲誕辰慶典所作的演講中就提到：
「世界歷史的經驗明確顯示，馬列主義是一門完整而不能分割的學問，列寧主義 就是現代馬克思主義（марксизм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富含取用不盡的生命能量。」
150因此，在著手進行改革初期，除了寄希望於「更進一步的社會主義（больше социализма）」，戈巴契夫還拋出師法列寧，「向列寧請教正是重建的思想來源
（Обращение к В.И. Ленину – идейный источник перестройки）」。他說：「在政 治與意識形態上，我們力求恢復切合實際需要的列寧主義精神。」151用來強調他 的政策路線並不是取巧躁進，沒有違背黨的意識形態原則。
147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c. 30.
148 參見 Walter Laqueur, The Long Road to Freedom: Russia and Glasnost, pp. 313-5.
149 Robert Horvath, The Legacy of Soviet Dissent: Dissidents, Democratisation and Radical Nationalism in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pp. 52-3.
150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Т. 1, с. 383.
151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c.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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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重建定位成以蘇維埃意識形態做為基調之後，戈巴契夫接著便以公開性 來輔助重建。他說：「擴大公開性、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路線，並不是在玩弄 民主，而是黨原則上的立場。」「我們把彙整能夠反映蘇聯社會所有階層和職業 團體利益的各種意見與觀點視作開展公開性的方法。」152「應該要對人民說真話，
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開性就是社會主義的表徵（Гласность – это атрибут социализма.）。」153簡言之，公開性就是公正客觀地陳述事態，據實批評，透過 報刊、電視節目與廣播來說出真話。筆者在戈巴契夫的言談中也發現，他經常使 用批評「（критика）」或「批評表述（критически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等詞彙來表示 公開性的代表意義。
其次，讓社會上各種意見與觀點獲得反映的機會，能夠帶來這樣的好處：「使 人跳過各機構骨幹，直接和群眾接觸，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並獲得支持。當這樣的
『反饋（обратная связь）』形成後，將對改革的發起人影響甚巨。」154從這個角 度來看，戈巴契夫相信推動公開性將能獲得來自民間的第一手資訊與民意風向，
加深對社會問題的了解以糾正政策或行政失誤，從而提高民眾的政治支持度，同 時他也期待反饋的效果。薩克瓦就指出，公開性主要有三個過程，即資訊公開、
激發討論和公民參與。它使民眾掌握更多獲得資訊的管道，也使執政者學習傾聽 民意。而當民眾得到新的訊息並加以消化後，會針對其支持或反對立場採取行 動，包括各類藝術家的創作也是一種行動體現方式。155因此，筆者認為，當以公 開性加諸於文化政策時，戈巴契夫實則是想要回歸到蘇聯文化社會的初始階段，
除了列寧所默許的符合無產階級精神的多元文化發展，還有盧納察爾斯基、高爾 基等文化精英致力於蘇維埃文化的開枝散葉。再者，他的理念含有相當的人道主 義成分，而非史達林、布里茲涅夫主政後所帶來的文化整肅。
1986 年 2 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是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後第一次主持。他 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除了提到要擴大公開性，也提及文化政策必須走向開 放、重視文教工作：
黨看到文化政策的主要任務乃在開放讓人民展現才華的最大空間，使人
152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c. 75.
153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c. 53.
154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Москва: Новости, 1995), кн. 1, с. 318.
155 參見 Richard Sakwa, Gorbachev and His Reforms, 1985-1990, pp. 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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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過得精神富足且多采多姿。同時並行的還有改善現況，建立起一 切文化教育的工作，以便能更加充分地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迎合他們 的興趣。156
若是以「開放讓人民展現才華的最大空間」對比於限制特定主題的社會主義寫實 主義，可以看出在蘇聯最高領導人眼中，文化政策的路線正在轉換，原本用來束 縛「靈光」的單一主義鬆動，文化必須改弦易轍，關注起人民的精神需求，從褊 狹的為黨國和統治者服務擴大到為黨國和人民服務。可以說，在戈巴契夫對蘇聯 政治體制加以改造的同時，對文化發展的改造也是必然的結果。
接著，1988 年 6 月召開了第十九屆蘇共黨代表會議（XIX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ПСС）。在會後做出的幾項決議中，「關於蘇共二十七大決議執行情況及深化重 建任務（резолюция «О ходе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ешений XXV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и задачах по углублению перестройки»）」提到蘇共對於今後文化發展的支持與期待──支 持科學與文化領域朝向民主化邁進，支持創建並發展該領域所切合需要的物質基 礎，支持多角度對真理的探索和藝術領悟，支持競爭、創新與傳承。期待科學、
文學與藝術工作者在民眾面前展現積極態度、奉獻精神及高度責任感。可以說，
這「四個支持」又進一步闡釋了「展現才華的最大空間」所指涉的意義，也就是 文化的民主化與多元化。
另一方面，「關於公開性（резолюция «О гласности»）」則指出：在深化重建 的過程中，公開性表現出不可逆（необратимость）的特性。蘇共及蘇聯人民都 應享有知的權利，而知的內容是普遍真理與關於社會事件的客觀而整體的詳細資 訊。其次，不能阻礙報刊發表評論，但要秉持社會、法律及道德責任感，不應利 用公開性來製造偏頗、蠱惑或針對民族主義、宗教與個人利益的言論，乃至於危 害蘇聯國家與社會利益。為此，必須對公開性實施法律保障。與之對應的法律保 障便是 1990 年 6 月公布的「報刊及傳媒法（закон «О печати и други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與廢除被戈巴契夫稱作「意識形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ГБ）」，負責書報檢查的文學暨出版事務管理總局。若干年 後，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人生與改革》（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中也提到：
156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 3, 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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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確保公開性不受到不良意圖的覬覦，同時媒體也應承擔明確的責 任。要達成上述任一目標，都不能對編輯「加以威嚇」，而是要制定出 版法令。這個想法最早在 1986 年成熟，卻是過了許久之後才得以付諸 實現。157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此時期文化政策的制定與運作，在理論與制度上皆圍繞 著公開性開展。至於具體措施，則有以下四個面向：
（一）、出版解禁。戈巴契夫自言：「公開性也就是將原先束之高閣的禁片重 新播放，出版批判尖銳的作品，在國內再版幾乎所有的『異議人士』與海外僑民 的著作。」158要達到此一目的，自蘇共二十七大後，戈巴契夫採取異動人事的方 式，撤換許多指標性刊物的總編輯，包括《民族友誼》（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星 火》，乃至於黨刊《共產黨員》等，任用那些支持或與他有著相似理念的文人，
再由他們組織編輯群，為刊物內容注入活血。例如起用扎利金（Сергей Залыгин）
出任《新世界》雜誌總編、巴克拉諾夫（Григорий Бакланов）出任《旗幟》（Знамя）
雜誌總編，前者催生索忍尼辛的作品重回蘇聯，後者則直接刊登扎米亞欽
（Евгений Замятин）被禁已久的著作──《我們》（Мы）。新聞工作者雷姆尼克
（David Remnick）寫下他當時在蘇聯採訪時的見聞：
在 1988 年與 1989 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搭乘地鐵時，看見普羅大眾讀 著藍皮封面的《新世界》雜誌中的巴斯特納克作品，或紅白封面的《旗 幟》期刊裡那些最新的歷史專文。……好多人渴望閱讀《新世界》，所 以當他們千方百計得到影印本時，還得用臨時湊合的東西當封面「裝訂」
文章，以免四處散落。通常，蘇聯人民會用《真理報》當「封面」，這 也讓《真理報》的存在有了些許價值。159
受惠於政策，許多從前因為政治力量而消失在蘇聯文壇的作家重新受到注 意，他們不是死於史達林大整肅，就是遠走海外，包括納博科夫、布羅茨基、瓦
157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18.
158 М. С. Горбачёв,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22.
159 David Remnick 著，林曉欽譯，列寧的墳墓：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上）（新北市：八旗文化，
2014），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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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領域。160無怪乎包姆（Svetlana Boym）稱：在開放政策的運作之下，似乎人 人都變成了書寫狂（graphomania）或罹患多語症（logorrhea），作品不用寓言，160 Alec Nove, Glasnost’ in Action: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Russia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131-5; Anthony Olcott, “Glasnost’ and Soviet Culture,” In Maurice Friedberg and Heyward Isham, (eds.), Soviet Society under Gorbachev: Current Trends and the Prospects for Reform (Armonk: M.E.
Sharpe, 1987), pp. 102-3.
161 Svetlana Boym, Common Places: Myth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5.
162 John Murray, The Russian Pres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Behind the Paper Curtain (Brookfield:
Edward Elgar, 1994), p. 48.
163 沈志華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三十），頁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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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該決議的施行下，許多由私人經營的實驗劇場（studio theatre）也明顯 增加了數量。167 between 1986 and 1996,”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8, No. 8 (1996), pp. 1405-8; А. С. Ханнанова, С.
А. Лоскутов,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еатраль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Челяб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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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刊物《文化遺產》（Наследие）。170這一切的工作都是希望能重振長久以來在 人民心中被遺忘或被忽略的社會價值觀。李哈喬夫還提及，基金會在這些人類「精 神面向（духовность）」所做出的努力，就是對戈巴契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所拋 出的文化政策的回應與實際貢獻。171
我們可將蘇維埃文化基金會的工作視為彌補政府在地方文化行政上的忽視 與不足，例如基金會的分會在白俄羅斯、烏克蘭、愛沙尼亞等地積極推動方志
（краеведение）文教工作。為了表示對基金會工作的支持，1987 年 7 月 2 日的
《真理報》上刊登了戈巴契夫致基金會的一封信，宣布他從著作稿費中捐出 5 萬盧布，希望基金會協助在斯摩稜斯克州建立邱爾金（Василий Тёркин）紀念碑，
一 方 面 紀 念 大 祖 國 戰 爭 的 犧 牲 與 光 榮 ， 二 方 面 紀 念 作 家 特 瓦 爾 多 夫 斯 基
（Александр Твардовский），因為邱爾金正是作家以大祖國戰爭為背景所書寫的
（Александр Твардовский），因為邱爾金正是作家以大祖國戰爭為背景所書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