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提出筆者之研究動機、目的（第一節）
以及研究途徑、方法（第二節），且針對若干貫穿於本研究的核心概念進行說明 與界定（第三節），同時，回顧相關研究文獻，包括當代文化政策與蘇聯文化政 策，以藉由前者來引介後者（第四節）。
第二章為文化政策之制度分析架構。首先進行理論探討（第一節），著重於 接合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與阿圖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期能作為蘇聯文化政策的 概念骨幹。透過此種接合，將導引出後兩節的論述基礎──即蘇維埃意識形態的 彰顯，落實在蘇維埃化的推行中（第二節），這同時也是本研究的副標題所稱之
「體」與「用」。最後梳理蘇聯文化部門的組織架構，對它們在共黨與政府機關 的隸屬與功能做出區分和闡釋（第三節）。
其次，本研究的主要論述可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蘇聯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透過前述霸權與意識形態的接合，分析文化政策自列寧以降的實踐，這是第三章 的內容。但筆者首先將由帝俄時代的知識份子，包括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
（Виссарион Белинский）、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托 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等人的文化藝術觀談起（第一節），以與後文的蘇維埃文 化作為對照。繼而將闡述列寧發起而未竟的文化革命（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第二節），實際上並未全盤否定與抹滅帝俄文化，反而是在史達林時代開展的 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創作原則，方才鞏固了蘇維埃文化的根基，將蘇維埃意識形態 定於一尊（第三節），最後在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改革下產生質變，甚至是被連根 刨起（第四節）。
可以說，第三章主要處理的是政府（權力）與文化的關係，對應以文藝活動 為中心的文化政策。而在對每個時期文化政策的討論中，筆者將把握四個原則加 以行文分析，分別是：（一）、背景；（二）、原則或趨向；（三）、具體措施，即決 議之頒行；（四）、影響。但在這裡的影響僅提出直接的效果，如藝術家的流放或 行政主管的解職；而間接的影響，即人民生活面貌的改變，則是第四章的論述範 圍。
此處或可舉一例以說明筆者所謂影響之「直接」與「間接」的差異：學生上 課遲到或無故缺席，直接影響是教師觀感與評分成績，間接影響則是排名與獎學 金。也就是說，間接影響還可能受到其他外力的因素，例如獎學金申請條件，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是他人的競爭。
第二部份則是透過日常生活（特定生活方式）來探析蘇聯社會中各種身份關 係的互動，觀察文化政策的影響與反饋，這是第四章所處理的內容。首先概述蘇 維埃氛圍中的日常生活形態（быт），例如星期六的義務勞動（субботник）（第一 節）。接續的二、三、四節則將轉向不同身份之與蘇維埃文化發展的碰撞，因此 產生出某種特定的形象，對應以生活為中心的文化政策，論證蘇維埃化的體現。
這包括精英與異議份子（диссидент）（第二節），如政治精英謹守職官名錄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或譯幹部名單制），視迎合蘇維埃化為生存之道；而異議份子 則在赫魯雪夫（Никита Хрущёв）時代逐漸形成「房間裡的大象（無法視而不見 的事物）」，以蘇聯社會的道德良心自居。再如文化政策對婦女的解放（第三節）、
以及對青年的形塑（第四節），期能傳達一種生活風格的意象。由於婦女與青年 一向是文化研究中的特殊個案，分別涉及性別、女性主義75和次文化等研究議 題，因此值得我們多加著墨，例如文化政策為中亞共和國的伊斯蘭婦女所帶來的 文化衝擊，以及蘇聯青年對於主流文化的反抗行為等。
然而，也許有人會存疑：文化生活形態與文化政策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 因果關聯？然正如筆者在研究目的中所舉之中國、帝俄的例子，對於生活的氛 圍，文化政策的推行也有影響之直接與間接，譬如當我們投石入水，所激起的漣 漪是由內而外、由小而大逐漸擴散，日常生活就是那潭池水，而文化政策就是那 塊石頭。
最後在第五章提出結論，分為研究發現（第一節）與當代俄羅斯文化政策之 發展與展望（第二節），以總結本研究。
75 作為父權論述的對立面，女性主義研究幾乎可以套用在任何領域，例如文藝作品、電影文本
中的女性、各行各業中的女性、政治行為中的女性等，從而跳脫以男性為主體的詮釋視角，獨 立運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貳章、文化理論與制度的探索
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開始加緊對文化霸權的建立，透過將蘇維埃意識 形態附著於國家機器，主導蘇維埃政權的一切行事準則。本章首先探究葛蘭西與 阿圖塞的文化理論，從而建立對解讀蘇聯文化政策發展的視角。其次探討作為驅 動文化政策的蘇維埃意識形態的功能，最後整理出政府文化部門及其領導者等國 家機器的結構系譜。
第一節 文化霸權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接合
有關文化研究的理論可謂包山包海，經由不同之觀看世界的方式，可發展出 不同的方法學，將所觀察之事物予以規範。本節試圖接合兩位馬克思主義者──
葛蘭西與阿圖塞的理論，俾利解讀蘇聯文化政策的開展。前者的文化霸權論及後 者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皆是文化研究中探討意識形態的重要題材，也是對馬克 思主義的再修正，特別是文化霸權論乃為葛蘭西考察俄國大革命後所提出的見 解，更是扣著列寧的文化革命論來談。或如波考克（Robert Bocock）所稱：「葛 蘭西的努力使得有些人能夠從不同的一面來看列寧，能夠從『葛蘭西的』那一面 來看列寧。」1
一、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
葛蘭西除了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也是一名共產黨員。他考察了俄國的十 月革命，希望作為義大利共產黨的活動借鏡，以便在該國同樣能夠實現無產階級 革命，惟壯志未酬即被捕入獄，其畢生心力便濃縮在《獄中札記》（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這份手稿集成當中，特別是其中的「實踐哲學」與「文化 霸權」關鍵詞，經常是後人的研究焦點。在此，筆者僅專注於分析文化霸權的脈 絡。
由於十月革命首先是場政治革命，也就是只考慮政權的移轉，其他事務皆可 從長計議。葛蘭西修正了這個觀點，認為在尚未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或起義受挫
1 Robert Bocock 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臺北市：遠流，1991），頁 5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西歐國家，一旦決心發起革命，就應當優先、或至少同時進行對文化霸權的爭 取，否則革命不過是少數激進份子冒充多數的衝動行為，承擔著極大的失敗風 險。換言之，在爭取到多數人的理解與「同意」之下，革命勢必能一勞永逸地獲 得成功。「文化霸權的問題設定目的是要說明，共產主義所需要的若干道德和知 識發展，假如得到人民積極的同意，那麼它在資本主義內部就能開始產生出來。」
2但葛蘭西並未指明這樣的同意是否為被動的、無可選擇的同意，而是樂觀地認 為同意就是「成功或不受反抗地收編」──包括宗教迷信，與統治階級共享世界 觀，在政策所允許的範圍內活動，或著受到自由競爭、主權在民的表象所誘惑而 情不自禁地接受。因此，葛蘭西以「陣地戰（war of position）」的概念來表示無 產階級革命是場長期抗戰，成功絕非一蹴可幾，而是要逐步爭取。他的功勞在於 修正了十月革命的冒進主義，若僅為謀求政治地位或經濟利益，而忽略了意識形 態與文化陣地，便是犯了見樹不見林的錯誤。要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背景中提高無 產階級革命成功的或然率，就必須與政治革命雙管齊下地攻占文化領域，此乃文 化霸權論的重點所在。
如筆者在第一章概念界定所述，霸權問題即是階級鬥爭的深化，將鬥爭場域 轉移到文化，且這段導引的過程一直是「現在進行式」。葛蘭西稱：「一個社會集 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
3「統治」一環屬於「政治社會」，涉及到穩固政權的方式，往往與「宰制」、「支 配」畫上等號，含有強制（coercion）的成分，與同意是一體的兩面。簡言之，
便是暴力或武力的使用。「智識與道德」一環則是葛蘭西所強調的文化作用，使 人明白生而為人的價值與責任：
文化是一個人內心的組織和修養，一種同人們自身的個性的妥協；文化 是達到一種更高的自覺境界，人們藉助於它懂得自己的歷史價值，懂得 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權利和義務。4
文化霸權的產製中心是「市民社會」，比起統治來得溫和，卻也更加複雜精 細。市民社會包括了教會、工會、學校、社團、媒體、家庭等機構，扮演著文化
2 Robert Bocock 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頁 94。
3 Antonio Gramsci 著，曹雷雨等譯，獄中札記，頁 38。
4 Antonio Gramsci 著，毛韻澤等譯，政治著作選（一）（臺北市：遠流，1993），頁 3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製造、包裝、傳播等角色，表面上它們非由國家直接操控，但實際上則與之合 作無間，為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服務，形塑民眾對政權的同意與共識。而其「服 務生」便是葛蘭西所稱的「傳統知識份子」，包括教師、仕紳、神職人員等協助 民眾認識世界、建構常識者。波考克進而解釋：「在占統治的階級或階級與階級 派系的聯盟所提供的知識、道德和哲學的領導成功地達成為整個社會提供基本的 看法的這個目標時，可以說就產生了文化霸權。」5同時，正因為市民社會早已 成為吾人生活的一部份，因此很難察覺政權對它的收買和滲透，反而視之為自
的製造、包裝、傳播等角色，表面上它們非由國家直接操控，但實際上則與之合 作無間，為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服務，形塑民眾對政權的同意與共識。而其「服 務生」便是葛蘭西所稱的「傳統知識份子」，包括教師、仕紳、神職人員等協助 民眾認識世界、建構常識者。波考克進而解釋：「在占統治的階級或階級與階級 派系的聯盟所提供的知識、道德和哲學的領導成功地達成為整個社會提供基本的 看法的這個目標時，可以說就產生了文化霸權。」5同時，正因為市民社會早已 成為吾人生活的一部份，因此很難察覺政權對它的收買和滲透，反而視之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