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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為規劃文化政策，推動文化建設，展現文化國力，提升國民整體文化素 質，於 2012 年 5 月始創立整合了文建會、新聞局、教育部等部會執掌功能的文 化部，將層級提升，以求擴大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刺激加乘效果。此舉雖然較之 俄羅斯聯邦晚了 20 年1，較之法國更晚了半個世紀，卻也顯見臺灣越來越重視文 化對一國之內外影響力。其中，總統馬英九在為文化部揭牌致詞時提到「文化不 為政治服務，讓政治為文化服務」，確有深意。這引發了我們對於文化地位的再 省思：作為服務者或被服務者，究竟文化與個人生活、與國家發展有何關聯性？
此關聯性的強弱，以及政府是有意識地在推動文化，還是象徵性地隨著機緣起 舞？
古今中外有關「文化」的討論涉及諸多領域，從文學、社會學、歷史、傳播、
經濟，乃至於法學與演化生物學等，無一不可大書特書，甚至直接將「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當作一門學科，亦是學者所積極探求的目標。2目前為止，所 謂的文化研究仍是一項妾身未明的研究領域，其途徑之廣，幾乎是上述各類範疇 的綜合體。但也正是因其綜合的特性，使得研究的面向與細目具有無限可能，例 如「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便同時可以是「文化社會學」或「文化經濟學」
的表述。3再如文化與不同社會身份（勞工、女性、青年、多數或少數族裔）的 認同脈絡、精神分析、文本批判與文化史觀等等，而文化政策研究（cultural policy
1 俄羅斯聯邦於 1992 年 3 月創設文化及旅遊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и Туризма），同年 9 月又更名為文化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2 例如學者強森（Richard Johnson）認為文化研究包含了三項假設（premise）：（一）、與社會 關係緊密相連，特別是階級、性別、種族、年齡等問題；（二）、涉及權力；（三）、是社會差 異與鬥爭之所在。專精於文化理論的學者史都瑞（John Storey）則認為文化便是權力的「表意現 象（signification）」。參見 Richard Johnson,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 Text, No. 16 (1986-1987), p. 39; John Storey, Culture and Power in Cultural Studies: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 1.
3 「文化工業」一詞乃由文化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作為一種概念提出，係指作品經 由標準化的大量複製而魅惑、控制社會大眾，藉之探討意識形態與人的異化（alienation），因此 歸於文化社會學的範疇。而若是探討文化經濟學的面向，例如作品與創意的行銷、廣告，則較 多以「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討論之。筆者為配合對阿多諾概念的引用，因此皆以「文 化工業」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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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也是其中的一條分支。
文化政策串綰起政治與文化兩塊人類生活的公私領域，決定著文化之為服務 者或被服務者的地位。儘管政治一詞與行為往往被人們貼上醜惡的標籤，視作陰 謀與利益的集合，具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若文化之清高脫俗，充滿美感與 樂趣。但就廣義來看，當我們將文化定義為「人類生活的全貌」時，政治行為也 屬於人類活動的一種，因此實在沒有什麼公私、美醜之分可言。另一方面，當我 們狹義地將文化定義作「人類創作之美學呈現」時，便能開闢一條政治─藝術的 研究途徑，並由此窺探政治─生活的互文性。
說得更詳細些，文化政策研究便著重於探討權力與藝術活動之間的關係，同 時也是權力對個人生活的直接滲透。班奈特（Tony Bennett）曾撰文呼籲這條分 支的重要性，指出「在將文化視作政府執政的一個特殊領域時，必須把政策考量 也放進文化的定義中」4，強調由文化的角度來思考、制定政策，且這個過程需 要專業智識的介入。簡言之，他著重在文化研究的制度層面。然而，各國政府作 法不一，有的國家透過民間組織，如藉由文教基金會來推動文化，使得文化與政 策「保持距離」；有的國家基於「立國精神」，甚至沒有文化政策可言。因此，當 一國研究者想對其他國家的文化政策進行研究，基於不同的切入角度，勢必要有 所取捨。
一、研究動機
筆者選擇蘇聯作為研究對象，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作為二十世紀的一大「帝國」，蘇聯的鞏固與發展和西方國家大相逕 庭。在政治上實行專制集權，在經濟上實行計畫管制，卻能形成兩極世界中集團 抗衡的領袖國。直到今天，大量的文獻探討蘇聯的政經實力、權力分配、黨政關 係，或著在其瓦解後追究解體的成因5；然而，專門提及蘇聯的社會層面──特
4 Tony Bennett,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Paula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23.
5 這仍然是一個爭辯不休的問題，各家看法不一，例如貝辛吉（Mark Beissinger）從民族問題、
布比爾（Philip Boobbyer）從道德危機、柯茲（David Kotz）與威爾（Fred Weir）從精英問題等 面向來理解。此外，由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的雷日 科夫（Николай Рыжков）所著之《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一書可謂其政治生涯札記，
他的觀點側重於民族主義的破壞力與領導人戈巴契夫（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的政治無能。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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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涉及文化部份的觀點則較少，至多是有關民族主義的研究。偌大的蘇聯彷彿 只有決定國家前途或人民物質生活的外交政策、經濟政策，而沒有影響人民精神 生活的文化政策可言。
（二）、為了與資本主義陣營不斷鬥爭，顯現社會主義社會之優越及其作為
「人類歷史進程的必然」，蘇聯必須不停追求權力、施展權力。波蘭作家卡普欽 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曾在《帝國：俄羅斯五十年》一書中細數幾段他和 蘇聯帝國「交手」的旅程：那是一個由鐵刺網所包圍的世界，不僅圈住了地理邊 界，也圍住了文化發展。「鐵刺網其實有話要對你說：小心，你正橫越鐵刺網進 入一個不同的世界……」6筆者認為，此處的「鐵刺網」亦可解作「權力的壁壘」，
也就是說，蘇聯透由擴大與鞏固鐵絲網的範圍──包括物質疆界與精神疆界──
來施展權力。在這當中，無論其權力的形式為何，當中的權力─文化關係，頗有 值得玩味之處。
（三）、相較於其他國家，蘇聯文化政策具有濃厚的「蘇維埃意識形態」，這 是它最為顯著的特色。蘇維埃意識形態不單僅附著於文化政策，還是一切國家政 策的核心。很明顯，文化在此是專為政治服務的。政治意識形態可謂國家的「人 格特質」，德國思想家鄂蘭（Hannah Arendt）稱之為「觀念的邏輯」，以歷史做為 題材，憑藉觀念推斷其過去、現在與未來。正因為國家的發展歷程各有殊異，意 識形態化身為各種主義──或著說，「解釋工具」──也就有不同的揮灑空間。
如鄂蘭認為以極權主義作為政府的統治形式，不僅是要孤立個人、摧毀公共生 活，同時尚且「不滿足於這種孤立，還要摧毀私人生活。」7既然文化是人類生 活的全貌，那麼蘇維埃意識形態與蘇聯人民生活的關係，究竟是一派欣欣向榮，
或全然毀滅，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便是本研究所面臨的三叉路口。
至此，本文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試圖予以解答：
（一）、作為一個新興國家，蘇聯是與帝俄徹底切割，以便重塑、再製自己
Mark Beissinger, “Nationa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Soviet Commun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18, No. 3 (2009), pp. 331-47; Philip Boobbyer, Conscience, Dissent and Reform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David Kotz and Fred Weir 著，曹榮湘、孟鳴 歧等譯，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Н. И.
Рыжков 著，徐昌翰等譯，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北京市：新華，2010）。
6 Ryszard Kapuscinski 著，胡洲賢譯，帝國：俄羅斯五十年（臺北市：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2008），頁 38。
7 Hannah Arendt 著，林驤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臺北縣：左岸文化出版，2009），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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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亦或是換湯不換藥，將舊文化予以包裝，重新上架？
（二）、在蘇聯的政治場域中，政策是否包含於文化之中？其文化政策的範 圍、適應性，以及政策的影響力各為何種情形？
（三）、在文化政策之推動與實踐下，促成了蘇聯人民何種的文化生活情景？
以及，（四）、綜觀蘇聯文化政策脈絡，將帶給我們何種反省或啟發？
二、研究目的
權力與意識形態等關鍵詞實際上便是「文化政治」的思考邏輯，是文化與權 力、文化與個人的辯證場域。文化政治乃在質疑文化之主從性、顯隱性；留存於 人們記憶中或受人遺忘的歷史；社會生活形象之主流或邊緣化；誰能發聲與誰需 沉默；被代言者、代言人與代言之基礎等面向。8總之，
社會與文化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基本上都與權力不脫干係。權力是文化政 治的核心，為文化所不可或缺。所有指涉的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s）
──一切自有其意義的實踐──盡囊括於權力關係之中。9
巴克（Chris Barker）也指出：
文化政治即命名的權力（power to name），能合理化一切物事、常識和 關於社會與文化世界的官方見解。文化研究的一項中心論述認為：文化 是不同意義與世界觀所不斷爭奪主導權的場域，特別是意義與真相往往 由權力所組構，並折服於爭辯的過程。是故，文化政治便是再現世界的 能力（the ability to represent the world），也是使得特定敘述能夠「定型
（stick）」的能力。10
8 Glenn Jordan and Chris Weedon, Cultural Politics: Class, Gender, Rac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p. 4.
9 Glenn Jordan and Chris Weedon, Cultural Politics: Class, Gender, Rac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p. 11.
10 Chris Barker,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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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文化政治的精髓在於掌握權力者即擁有發言權，能以官方定義來 建構文化的社會主體性──或著說，定義一切定義，並透過「再現」，使得應然 如此成為必然如此。
從文化與權力關係角度看，再現行為本身就是文化內部權力關係的一種 體現，那些能夠再現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權力，而那些不能再現自身和 他人的人則處於無權的地位，只能聽憑他人來再現自己。11
是故，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有政治活動，就會有文化政策（權力再現）， 只是施行名目或實踐顯隱的差別。所謂移風易俗，始於教化。以中國歷代王朝政
是故，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有政治活動，就會有文化政策（權力再現）， 只是施行名目或實踐顯隱的差別。所謂移風易俗，始於教化。以中國歷代王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