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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概念界定
一、研究範圍
蘇聯相關文化政策的提出與實踐始自列寧（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除了興辦報 刊，積極宣傳鼓動，列寧首先拉攏文學，高呼「文學應成為黨的文學」，站在與 資產階級文化對抗和教育廣大人民的第一線。然而，嚴格來說，列寧的行動多發 生於帝俄與蘇俄時期，後者即歷經 1917 年二月及十月革命，推翻帝俄與趕走由 克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Керенский）主持之臨時政府後建立，乃至 1922 年 12 月 30 日於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Х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上宣告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CCCP）正式成立之間的政權。筆者將此視為一切蘇維埃政權的初創期，正是受 惠於列寧的思想與行動，引導了日後蘇聯文化政策的走向，並使其逐漸系統化。
因此，本研究的時間序列將始於 1917 年，終於 1991 年蘇聯瓦解，並以領導人作 為節點。
其次，在空間上，本研究擬納入除俄羅斯以外之若干加盟共和國的文化政策 實踐。這是由於蘇聯的成立是由俄羅斯所發起的，是俄羅斯人民推翻帝制的成 果，故價值觀的核心骨幹與行政官僚體系的建立皆由俄羅斯向外輻散，因此文化 政策在俄羅斯與在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推行、實踐實有出入。當然，這另與其他加 盟共和國內部固有的社會本質差異──例如人民教育水準──不無關係。
再者，如前所述，蘇聯文化政策是以蘇維埃意識形態作為根基，經由蘇維埃 化的發揮，體現在宣傳鼓動、思想及學術之理論化、藝術創作的同一性與排他性 等文化革新活動，滲透至蘇聯人民的文化生活當中。因此在探討文化政策之前，
須得先對意識形態加以論述。
最後，本研究將指涉的文化政策範圍縮限於「人類創作之美學呈現」，亦即 文學與藝術活動，包括蘇聯關於各種文藝組織，如對作家、音樂家、導演協會等 的鼓勵或干預──這是人的部分；對這些領域進行的決議與指示──這是事的部 分；以及對文化藝術活動場域的擴充，如圖書館、博物館、畫廊等──這是物的 部分，從而排除了宗教政策、教育政策、語言政策等同樣涉及文化的場域。此外，
本研究並不深入探討文藝人士與其作品，僅取用部分作家之思想，作為對文化政 策的反應與回饋。同時，筆者也不研究科學範疇，如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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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雖然科學活動有時也被認定為文化行為的一部份。
二、概念界定
要回答研究動機所拋出的問題，必須先行理解若干貫穿於本研究中的概念之 意涵，也就是說，為什麼是它們成為筆者開展研究的核心。這些概念包括：文化、
政策、霸權與意識形態。在此筆者又將「文化政策」進行拆解，區分「文化」與
「政策」兩個關鍵詞，是為強調後者所具有的法制性、合意性，正是透過這些規 範，制約了前者的活動力，並使其「循規蹈矩」地朝著某個方向發展。
（一）、文化
要全面而完整地界定文化，無異緣木求魚。一直以來，文化始終是個撲朔迷 離的詞彙，難以量化分析，也難以成一家之言。它本身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具有繁複的現象與瑣碎的細節，是英國哲人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所謂「一 種抽象與一種絕對的浮現過程」25，或可視為一「競爭空間（contested space）」。
以下筆者便嘗試從廣義與狹義、主觀與客觀的定義，分別予以解釋之。
在威廉士所編寫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Keywords –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一書中，詳細整理了文化一詞的流變──是從「對事物照 料的過程（the tending of something）」延伸成為「人類發展的歷程（a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26威廉士格外強調此「過程（process）」的概念，代表文 化本身是具有持續性、發展性的「有機物」。同時，我們還能藉此而判定一點：
文化這個有機物是人類行為的體現，是人造物，具有「人性」，因而與其他動物 有別，是人的專利。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就形容 文化的出現
將動物的人變為創造的人、組織的人、思想的人、說話的人以及計畫的
25 Raymond Williams 著，彭淮棟譯，文化與社會：1780 至 1950 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臺北 市：聯經，1985），頁 xix。
26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臺北市：巨流圖書出版，
2003），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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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它給予人類一種附加的控制力以制約某些自然力量。它使人類調 整自己的反應方式，即創造一種比以反射和本能適應更為靈活有效的，
以習慣和組織再適應的能力。27
而《蘇聯百科詞典》的解釋也十分雷同，文化圍繞著人類生活所發育、成長，
是
社會發展、人類創造力和才智在歷史上達到的一定水準，體現在人類組 織生活和活動的各種形態和形式中，也體現在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 富中。用以表徵一定的歷史時代，也用來說明具體社會、部族和民族以 及人們活動或生活的獨特範圍的特徵。28
從最初自然生長的概念轉譯為人工的創建，文化不斷被擴充、放大，便有了
「人類生活的全貌」這樣的廣泛定義。29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所發佈的《世界文化 多樣性宣言》中，也闡明：
應把文化視為某個社會或某個社會群體特有的精神與物質，智力與情感 方面的不同特點之總和；除了文學和藝術外，文化還包括生活方式、共 處的方式、價值觀體系，傳統和信仰。30
27 Bronislaw Malinowski 著，「在文化誕生和成長中的自由」，收於莊錫昌，顧曉鳴，顧雲深等 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臺北市：淑馨，1991），頁 104。
28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譯，蘇聯百科詞典（上海市：譯者出版，1986），頁 1366。
29 筆者以為，此以詩人艾略特（T. S. Eliot）的（人類學）文化觀最為傳神。他將文化視作「包 括一個民族所有的獨特活動與興趣：跑馬大賽（Derby Day）、亨雷賽船（Henley Regatta）、考 斯快艇賽（Cowes）、獵雞日（the twelfth of August）、獎盃決賽、賽狗、彈球板、投標板、溫 斯利代爾乾酪、切片而食的肉菜、醋醃的甜菜根、十九世紀哥德式教堂，以及艾爾加（Elgar）
的音樂。」從運動、食品乃至建築、音樂，艾略特指點之處無一不是（英國）人類的生活情趣。
轉引自 Raymond Williams 著，彭淮棟譯，文化與社會：1780 至 1950 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頁 258。
30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2001), 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docs/62.PDF (Accessed: 2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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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分野兼而納之。35在〈文化分析〉（The Analysis of Culture）一文中，他 以三種方式定義文化，分別是：‧
稱之「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即時空紀錄所堆砌、累積，包含了 其中每一代人所共有的生活經驗，並藉此形成對其他子系統（其他國家、民族） 性」，不論是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直呼蘇聯為一「邪惡帝國」，或著小布希（George W. Bush）所謂的「流氓國家」，皆反映出情感結構的投射。另一方面，威廉士的文化定義與情‧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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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形態對於人類道德與精神生活之貢獻多寡，是否應予以厭棄，阿多諾對此批 判最深。但在蘇聯那裡，並不重視或著強調文化的高低之別，反而還有將「高尚」
文化（此指資產階級文化），如芭蕾、歌劇等「帶入民間」的使命感。只要是對 政權統治有益，或著說不逾越蘇維埃意識形態範圍的文化，便是好的文化，便是 蘇聯文化政策的規劃首選。
（二）、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為領導國家施政方向與回應民眾需求所採用的規範性措 施，不論是福利政策、教育政策、勞工政策、外交政策皆然。制定一項政策的動 機乃是政府為解決某種社會公共問題──不論是施政前景或便民服務──必須 規劃因應之道，並且將之法制化以為依循，其形式包括法律、命令、規章、決議 等。文化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本章開頭所述之「推動文化建設，展現文化 國力，提升國民整體文化素質」。因此，若說政策制約了文化發展的動向、決定 生活品質優劣，並不為過。此外，政策的制定與採行經常與意識形態有著因果關 係，例如，二十世紀下半葉在南非實施的黑白隔離政策，便是種族主義在作祟。
在蘇聯，則受制於蘇維埃意識形態。
政策的制定必然涉及所期望的目標和所運用的工具，前者是該政策想要達到 的情境，後者是為滿足這個過程所採用的方法。然而，休格森（Rolf Hugoson）
認為政策目標的提出並非全然切合實際，往往容易落入「抽象性修辭（abstract rhetoric）」的窠臼之中，這是因為其「意義與效果並不如人所預想的那般易於達 成」39，在頒布文化政策時更是如此，並使政府規避了表態支持何種「美感
（aesthetic perception）」的官方立場。在本研究的假設中，蘇聯文化政策的目標 是建構全蘇 15 個加盟共和國之蘇維埃人與蘇維埃文化的「大同世界」，似乎也帶 有休格森所謂的修辭意味。不過，儘管蘇維埃世界的願景過於美化，其落實政策 的工具──蘇維埃化，仍是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簡言之，政策研究涉及到三個層面：（一）、問題；（二）、決策者、立法機關 與「利害關係人」；（三）、法規。筆者將在後文當中針對這些部分加以論述。
39 Rolf Hugoson, “The Rhetoric of Abstract Goals in 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Vol. 3, No. 2 (1997), p.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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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霸權
霸權（hegemony）是葛蘭西的重要創見，廣泛影響著文化研究與國際關係 領域。威廉士稱它「具有政治支配的意涵──通常指一個國家宰制另一個國家。」
40此處的「宰制」或許是霸權之為「霸」的直接體現。
文化霸權論可謂葛蘭西觀察俄國十月革命的心得總結。在葛蘭西那裡，霸權 問題便是階級鬥爭的深化，革命在奪取「文化」霸權後方始告終，因此，文化也 是鬥爭的場域。而要維持統治及統治的正當性，就必須獲得人民的「同意
（consent）」，亦即向人民（或其他階級）灌輸、鼓吹，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價值 觀對所有人而言是最適切的。另外，霸權更多是對一種從屬關係的解釋，「不但
（consent）」，亦即向人民（或其他階級）灌輸、鼓吹，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價值 觀對所有人而言是最適切的。另外，霸權更多是對一種從屬關係的解釋，「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