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研究一則採用文化研究途徑，以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作為研究方法，
即透過一系列對於文本之選擇、分析與互文再現的程序，俾利爬梳蘇聯文化政策 的實踐脈絡。二則透過歷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運用其「時間」概念，回 顧文化現象的時空背景，將已逝帝國的政策與生活面向、社會身分進行接合，務 求說理之符合邏輯。與歷史研究對應的研究方法，則為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這是質性研究的基礎，即運用書刊、檔案等文字資料，客觀還原過去 的「事實」。在本研究中，文獻分析與文本分析彼此相輔相成，且後者可視為前 者的範圍延伸。
如前所述，文化研究企圖打造一個諸多學術範疇的連結網絡空間──直接相 關者乃是媒體、文史哲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等──並從中滋養出自己的風格面 貌，例如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特有詞彙，或著把其他領域的專有名詞轉為己用18， 其最大特色就是將一切主題予以泛政治化。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定義：文化研究 就是跨領域研究，促成不同學科、不同文本之間的對話。儘管將其作為一門獨立 學科尚未成熟（或博得廣泛承認），但筆者認為，文化研究的發展實如國際關係 之於政治學的延伸，吸納了法學、經濟學等，兩者皆具有無限擴張性，且同樣是 對事件、現象進行閱聽、解釋、批判。文化研究當然也有其國際面──例如文化 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但更多是關注於社會之建構與反抗的分合過程19，且觀 點多自馬克思主義演化而來。以英國文化研究為例，在思潮上納入了馬克思主義 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與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觀點（即後文所要 談論之文化霸權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藉以強化政治與社會的連結，特別是統 治階級如何強化、鞏固政權。
因此，文化研究途徑符合筆者之以蘇聯作為研究對象的要求。首先，文化政 策構築了社會文化結構的形貌，在蘇聯，此種形貌便是蘇維埃化的價值體現，而 一切價值皆由馬克思主義（和後來的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貫穿，尤其從歷任
18 前者如「凝視（gaze）」、「召喚（interpellation）」、「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後者如取 自語言學的「隱喻（metaphor）」、取自生物學的「地下莖（rhizome）」等。
19 這是英國文化研究之始。自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於 1964 年首創當代文化 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以來，其研究員與出版品多將焦點圍繞在身 分的社會建構與「鬥爭」，如反映於勞工階級與青少年次文化中。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領導人和黨政要員在公開講演中的引經據典可見一斑。本研究藉由葛蘭西與阿圖 塞的理論，試圖建構起蘇聯文化政策的概念骨幹。
在此必須提及，文化研究基本是西方學界的通稱，是根基於伯明罕大學當代 文化研究中心對於通俗流行文化、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對於意識形 態與文化批判的研究而逐漸興起，開枝散葉。在俄羅斯則另有專指，名為「文化 學（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歸類在人文科學（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наука）底下，視文化為
「人的意義世界（смысловой мир человека）」，專門研究「文化所揭示的人類行 為本質，例如創作與自由的實踐」，以及文化的結構、功能和發展20，或可稱為
「俄式文化研究」。從性質來看，兩者是同一件事，但從內容來看，差異之處在 於西方的文化研究多是以各式主義──諸如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
──作為文化理論的發端，並藉由符號學、精神分析、大眾傳播等途徑進行觀點 論述；而俄國的文化學則多以俄國哲人，如別爾加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索 羅金（Питирим Сорокин）、李哈喬夫等人的哲學思想出發，較關注俄國自身的 文化定位，在早期研究上多帶有唯物史觀的思辯邏輯，但近年來也逐漸向西方文 化研究的主題靠攏。21由於筆者選擇以葛蘭西與阿圖塞的理論作為本研究的分析 架構，因此仍選取西方的文化研究作為研究途徑。
其次，對於（西方的）文化研究而言，任何事物皆是「文本」。實際上，每 種文本都是一個具有意義的符號，包含了文本本身的意義和文本產生的意義，經 由讀者檢驗、判定，予以解讀。此處的文本已超越了「文獻」的範圍，即不限於 專書期刊等文字記錄，還包含了電影、音樂、雕塑等抽象或具象的文藝作品，乃 至任何具有敘事作用的生活創造，例如服飾、時尚、偶像、姿態、表情、髮妝等，
它們與社會議題結合，形成新文本，符合文化絕非直線運動的動態特徵，且往往 有特定意識形態沾附於文本之中。凱爾納（Douglas Kellner）直指「文化研究的
20 А. А. Радугин, (под. ред.),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Москва: Центр, 1997), с. 12; А. И. Кравченко,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Вузов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3), с. 9.
21 相較於文化研究的模糊地位，文化學在俄國呈現較為「有意識」、「有系統」的發展狀態，
除了在大學開設相關科系──例如烏拉爾國立大學（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設有藝術學與文化學學系（Факультет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ения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莫斯科國立建築大學（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ите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設有歷史與文 化學學系（Кафедра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等──還可繼續攻讀文化學博士學位（доктор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跨學科方法應包括從文本到環境，到文化和社會的學科邊界的跨越。」22因此，
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尚可利用紙本以外的資料（訊）來輔助研究歷程，例如圖 片、影像，換句話說，是對文獻分析的質的突破與超越。本研究擬納入若干繪畫、
電影的視角，藉由畫家、導演所傳達的視覺意象來強化論述。
至於本研究的重要文獻，當屬領袖言論集、官方決議檔案彙編、作者原典等 第一手資料為主，而學者專家的著作論述等第二手資料，則作為概念的援引以及 事件的補充。分析文獻便是將這些一、二手資料進行系統性之歸納與整理，以利 建構研究發想、鋪設研究軌跡。
最後，正因蘇聯已成「歷史事件」，而文化又何嘗不是人類歷史的堆疊？運 用歷史研究法，能幫助我們重建時間序列，了解一項政策之問題形成、決策、執 行與影響等階段，以作為日後制定相關政策時之參考借鑑。簡言之，即「後見之 明」的養成與回應。誠如藝術史家柏杰（John Berger）所言：「過去是一口井水，
我們從中汲取結論，以便採取行動。」23十九世紀俄國最重要的思想家赫爾岑
（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也說：「充分認清過去，便能認清現在；深刻思索過去，
便能揭示未來；向後看，便是往前進。」24不過，本研究雖名為政策研究，實際 上並非如傳統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是為政策制定者提供行動建議，也非政 策分析（policy analysis）那般關注政策被採納的過程，而是著重於政策實踐的效 果與影響。
22 Douglas Kellner 著，「批評理論與文化研究：表達的脫節」，收於 Jim McGuigan 編，李朝陽 譯，文化硏究方法論（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0。
23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市：麥田出版，2010），頁 15。
24 原文為「Полнее сознавая прошедшее, мы уясня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глубже опускаясь в смысл былого – раскрываем смысл будущего; глядя назад – шагаем вперёд.」А. И. Герце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75), Т. 2, с.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