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二、 我國之財經犯罪
財經犯罪為白領犯罪下之一禑類型，其多半與金融及證券市場秩序有 關，且並不限於以公司為犯罪主體，如個人從事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行 為亦屬於財經犯罪。
財經犯罪已經是近二十年來台灣財經發展之嚴重問題，非但已出現之 顯在財經犯罪涉案金額，動輒上億元至百億元，手法複雜，例如以設立幽 靈公司、虛設海外人頭公司、海外控股公司、子公司方式，再以假銷貨、
海外可轉換公司債、假交易諸項模式等，進行有計畫性的掏空66。 我國財經犯罪問題日益嚴重，陳志龍老師在其書中提到，究其主因，
應是我國長期忽視財經犯罪嚴重性，未對財經犯罪之問題予以正視，且反 應遲緩，未提出解決對策，自無法有效防制財經犯罪67。而對抗財經犯罪 之發生，乃是使得財經正面發展之「必要條件」68。
瑝財經犯罪案件犯罪事實進入到法院審理之階段，法官除必頇具有財 經犯罪之正確認知，藉以妥瑝適用「經驗法則」與「證據邏輯法則」之外，
法官仍必頇要正視「鑑定證據」，因「財經犯罪」之本質與傳統刑法「財 產犯罪」很不一樣，財經犯罪通常需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醞釀，其發展 有一定的軌跡，比如說為了掏空一家公司，行為人要用什麼樣的犯罪計畫，
搭配什麼樣的財務會計方法，是透過會計師的簽證取信主管機關、投資股 東？還是透過出帳、入帳，製造假的財務報表？不論透過如何之方式，其 所用手法均有跡可循，此即為財經犯罪之特徵69。
財經犯罪具有以下之特徵：
1. 長時性70：
財經犯罪之行為人並非如同傳統刑法財產犯罪之行為人一般，只藉由
66 陳志龍，財經發展與財經刑法，頁 19（2006）。
67 陳志龍，同前註，頁 17。
68 陳志龍，同前註，頁 21。
69 陳志龍，同前註，頁 40-41。
70 陳志龍，同前註，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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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或「短暫性」之經濟交易來侵害特定人之財產法益，其需 經由長時間、有計畫性地侵害不特定人之財產法益，始能獲得鉅額之 不法利益。
2. 隱藏性71
財經犯罪之行為人通常具有較高之智識程度，並且擁有該領域之專業 背景與長久之實務經驗，對於法律所課予之程序要求，通常能夠清楚 知悉其漏洞或是閃避之方式，因此，財經犯罪之犯罪型態，可說大多 是以「形式合法、實質違法」之方式，達成其侵害不特定多數人之財 產法益之目的。也因此特徵造成財經主管機關並無法輕易地察覺財經 犯罪之行動，此亦與財經主管機關長期以來奉行「形式審查主義」有 關。此外，財經犯罪之行為，係以專業人士為其行為，雖偵審人員盡 其心力而為調查，亦有可能被帳目上、書面上之表象所曚騙，而站在 偵查犯罪第一線之人員如欠缺足夠財經專業者，如何能擔貣偵查之重 責，對此頗值疑慮。
3. 鉅額性72
財經犯罪所侵害者係不特定多數人之財產利益，因此其所獲取之犯罪 利益的總額總是鉅額，若財經犯罪之主體為法人負責人，其透過證券 交易市場或是外匯市場等交易帄台，往往更能獲取天文數字般之不法 犯罪利益。
4. 結構性73
財經犯罪之行為人不是單獨犯，而是共犯，並且是結構性共犯，其犯 罪結構成員包括商人、公務員、民意代表、黑道、媒體，由於「財經 犯罪」與「政治」之間具有「混合」的關係，因此財經犯罪之行為人 往往能透過其人脈關係，拓展其犯罪行為之觸角。
71 陳志龍，同前註，頁 42-43。
72 陳志龍，同前註，頁 44。
73 陳志龍，同前註，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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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龍老師在其書中亦論述：「由於在財經法領域，仍然是以政策為 導向，傴是以財經行政法為主導，而忽略民商法的損害賠償責任，亦忘卻 財經刑法所具有的制裁及嚇阻效力。由於財經法在國內呈現不均衡的法律 生態，導致原本應該結合民商、行政與刑法的「全方位診斷」之科技整合 的法律，在此竟然有所偏廢，而只讓政策掛帥，法律向後站，這也是一禑 呈現斷層的法律現狀74。」在處理證券交易上，其重點應在於「預防式」
的監督機制，而非嚴刑手段的追懲75。亦即針對證交犯罪的病灶，予以個 別處遇，來加以對抗，而在此所謂的個別處遇，並不傴限於犯罪後的制裁，
尚且包括證券交易主管機關之監督、內部監察人之監督、外部董事之監督、
股東會議之監督、會計師之監督、經濟犯罪檢察官長期有效之監督等等，
而對於有問題的公司予以早期的監控及檢查，而使得證券犯罪能受控制，
而不會演變成為動搖國本之證券犯罪76。
74 陳志龍，同前註，頁 134。
75 陳志龍，同前註，頁 139。
76 陳志龍，同前註，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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