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我國教師組織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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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教師組織之演進
我國的教師組織，可分為幾大類別（高義展，1998）：第一類是以學術為導 向的團體，如心理學會、政治學會、行政學會、輔導學會、測驗學會、中國教育 學會、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第二類是為達特定目的而成立的團體，如基層教師 協會；第三類則著眼於各級各類教師工作條件的改善、各項權益的保障、福利的 增進，並以整體教育改革為目標的團體，如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教師人權促進 會，以及各級教師（工）會。其中又以第三類之教師組織對教育的影響最為深遠，
而此類之教師組織又可粗分為教育會體系與教師(工)會體系兩大類，本研究即以 此二類教師組織為探究對象。
壹、教育會體系
我國早在 1900 年（民國前 11 年）即有民間組成教育會組織，至 1906 年（民 國前 5 年）頒訂《教育會法》，教育會成為官制組織（吳清山，1997），大陸各省 開始設立教育會，其成立宗旨在研究地方教育問題、提供教育改進方案、以及辦 理教育事業等，其組織成員則包含教育行政人員、學校教職員、以及社教人員等
（楊國賜，1990、衛民，1996、何其蔚，2012）。
而台灣省教育會則遲至於 1946 年（民國 35 年）成立，其後台北市及高雄市 因分別改制為院轄市之故，於 1967 年及 1977 年，相繼成立台北市教育會及高雄 市教育會。而至 1987 年，台灣省與北、高兩市的教育會，共同籌組「中華民國 全國教育會」（郭丁熒，2001、郭諭陵，2007）。
教育會的法律地位，根據《教育會法》第 17 條，教育會為法人。其成立宗 旨依《教育會法》第 1 條訂為「以研究教育事業，發展地方教育，並協助政府推 行教育政令為宗旨。」該會的功能有四：1、謀取教師福利，提供教師服務；2、
提高教師地位，保障教師權益；3、推動教育研究，促進教育發展；4、提供社會 服務，增進國際文化交流（劉春榮，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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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會的宗旨與功能而言，教育會本質上應屬專業主義路線，但理監事均 為校長或政府官員，具備濃厚的官方色彩，被譏諷為「校長和長官的俱樂部」， 且具有協助政府推行教育政令的宗旨，對於保障教師權益功能之發揮有限，未能 全然受到教師的信賴與支持（吳清山，1997)，又因教育會淪為協助政府推行政 令的角色（朱輝章，1998），基層教師少有機會參與教育會會務或活動，更少有 站在教師立場為教師爭取福利的捍衛行動或言論（李佳佩，2007），故對於教育 事務及教師的影響力日趨薄弱。
貳、教師（工）會體系
一、教師人權促進會（教權會）
由於全國教育會對教師保護功能弱化，石文傑、李勤岸、盧思岳等人於 1987 年 8 月 23 日，於台北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由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擔任會 長，發表〈教師人權宣言〉，以「推動教育改革、保障教師權益，維護教師尊嚴，
尊重學術自由」為成立的宗旨（曹郁芬，1988）。依據其宗旨，其希望發揮的功 能有：1、維護教師人權，包括保障教師權益及維護教師尊嚴；2、促進教育改革，
包括反對政治干預教育、堅持教育中立化、爭取更新課程、廢除課程標準、充實 教育經費、降低班級人數等；3、促進校園民主化；4、尊重學術自由；5、提升 教育品質（教師人權促進會，1988）。
教師人權促進會採取較為激烈的工會主義路線，恢復遭受政治侵害的教育體 質，為台灣的教師人權運動的先聲。但當時教師社會地位高於其他行業，且普遍 缺乏對社會運動的認識，教師人權促進會前衛與激進的訴求在此時空背景下，無 法受到廣泛的支持與認同，故參與的會員並不多，及至 1995 年 8 月 9 日《教師 法》的公佈實施，「教師會」始逐步取代「教權會」角色功能。教權會法律地位 只能在一般人民團體內，登記為普通社團。在當時為體制外之教師組織，朝工會 取向邁進（郭諭陵，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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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會
1995 年《教師法》公布施行，使得教師權益，獲得更多保障。依據《教師 法》第 26 條，教師組織的成立便有法源的依據，因此，不僅各學校及各地方教 師會迅速形成設立，於 1999 年，也成立「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成為影響力最 大的教師組織。
教師會依據《教師法》及《人民團體法》設立，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不具法人身份。在組織架構上，依《教師法》第 26 條：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 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及縣（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除 兼顧地方需求及特殊性外，也可凝聚全國教師之意見，為保障教師專業權威，以 及提升專業形象與地位，提供更寬闊的舞台（舒緒緯，2003）；而在屬學校層級 之學校教師會，對教師的影響尤為深遠：在行動上，教師透過學校教師會，以集 體實踐的行動，來重建教育專業。在校園中，教師不再單打獨鬥，可藉由學校教 師會的組織力量，以改造校園文化。學校教師會，透過《教師法》第 27 條的保 障，具有決定學校事務的可能與影響力，可從內部發展教師教育權能，打破行政 獨專的教育現場。（蔣興儀，1997；郭丁熒，2001）
教師會運作十幾年來，雖在保障與維護教師權益上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卻始 終無法獲得所有教師的認同，並受到來自部份家長、教育行政人員、學者甚至教 師族群本身的質疑。主要的批評可歸納為以下三大問題：（林斌，2003）
（一）教師會偏重維護教師權益，未關注學生受教品質。
（二）學校教師會運作往往造成行政人員、家長與教師間的衝突對立。
（三）教師會未能實質爭取到教師專業自主權，也未致力教師專業發展。
雖然這些問題未必是普遍存在的真相，但是教師會的發展受到負面壓力，卻 是不爭的事實。吾人或可從教師會發展的限制來一窺教師會所面臨的困境（吳清 山、林天祐，2002；林斌，2003；施明煌，2007；黃德祥、林穎欣，2011）：
（一）教師會在「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控制色彩之下，由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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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保障其法定唯一性的特點。教師會就因具備這種直接法定壟斷的「唯 一性」，而使教師組織無法進入多元競爭。
（二）教師會不論在組織成員、制度形式，甚至組織任務，皆由《教師法》統一 訂定與規範，名為保障，實為控制。
（三）教師會領導者的行事作風，超越組織內在價值，在內部引發專業主義與工 會主義的路線衝突，模糊了原有共同的目標。
（四）由於統合主義的影響，使得教師會快速地「機構化」，開始出現「死忠」
的擁護群，驅使意見單一化，對不同意見者大加撻伐，而逐漸喪失運動 初始的批判性格。
（五）校內教師經常對校內教師會經營方式有不同意見，而教師對教師會的運作 與主張見解分歧，正是當前教師組織發展的障礙之一。
（六）教師會雖兼具有工會及專門職業人員公會之特徵，但卻無此兩種團體之完 整功能，定位不清不楚，如依《工會法》之規定，則教師會尚不完全符合 工會性質，若從其《教師法》規定，它亦不具公會性質，就教師會組織及 運作而言，的確是相當弔詭。尤其不具備完整的協商權，行政機關並無與 教師會協商義務，爭議權被剝奪又無替代機制，徒具工會及專業人員公會 外觀，而無工(公)會之實質內涵與功能，削弱教師組織運動的能量，使教 師會的運作出現疲態。
（七）「搭便車」（free rider）效應，亦即容許教師不加入教師會組織、不善盡繳 納會費的義務、毋須遵守會員大會決議，卻一樣可以坐享教師會努力爭取 來的所有權利與福利之不公平現象，使得教師會在推動專業自律及專業成 長上十分不易。
三、教師工會
我國工會的發展，始於 1920 年底，孫中山先生於廣東籌組護法軍政府，實 踐三民主義，學習歐洲的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開始訂立勞工法案、工會條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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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祥，2011)，並在 1924 年(民國 13 年)，由廣州大元帥府公布《工會條例》，其 中值得注意的是，《工會條例》第 1 條即准許教師組織工會，也是我國以法律位 階保障教師籌組工會的濫觴。且 1929 年制定之《工會法》第 3 條，亦准許教師 組織工會，惟 1933 年《工會法》及《工會法施行法》修正時，《工會法施行法》
第 4 條卻首度限制教員組織工會，至 1943 年《工會法》全文修定，始明文規定 教師不得籌組工會，此後歷次修正遂承襲此制（李漢中、羅德水，2007；全國法 規資料庫，2013）。而教師會的運作困境主要源於「法律關係定位不明」的先天 劣勢，且基本上教師會原本就是教師與主管機關角力與妥協下的產物，故關心教 師組織運動之教師，始終不放棄推動「教師工會」的努力。
（一）我國教師工會發展歷程
我國教師工會的發展過程，吾人粗分為衝撞期、曙光期、以及成立期等三階 段，茲敘述如下：
1、衝撞期（項程鎮、申慧媛，2007；施明煌，2007；羅德水，2010a）：
（1）1987 年底，桃園農工劉正勳等 32 人，宣稱受到校長不公平的考績打壓，
集體加入「教師人權促進會」，並宣布成立「桃園教師工會籌備處」，成為 台灣教師工會之濫觴。
（2）為凸顯並解決教師組織發展所面臨之問題，全國教師會除持續進行修法遊 說外，並於 2002 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當天，發動數萬會員在台北進行名為
「團結 928」的遊行活動，該次遊行即以「教師組織工會」、「還我勞動三權」
為主要訴求，此後，有關「教師工會」的議題即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3）2003 年 12 月 6 日，以全國教師會張焯青為首等人，在中華電信工會成立
「全國教師工會」，是日同會場「台北市教師工會」亦同時組成。但 2004 年 6 月 3 日、23 日，行政院勞委會與臺北市勞工局分別駁回「全國教師工 會」與「台北市教師工會」的立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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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4 年 4 月 14 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正式核准高雄市教師會籌組「高雄 市教師工會」，但是市長謝長廷卻未同意簽署立案證書。而時任勞委會主委
（4）2004 年 4 月 14 日，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正式核准高雄市教師會籌組「高雄 市教師工會」，但是市長謝長廷卻未同意簽署立案證書。而時任勞委會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