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治及戰後臺灣寫作語言使用狀況
第三節 戰後語言政策造成的衝擊
二次大戰由日本的戰敗宣告作結後，來台接管的國民政府急於改變臺灣人以 日語為官方語言的狀況，強力施行各種和語言相關的教育政策與禁令。省主席陳 儀在 1946 年 2 月 26 日的演說中，提到「對於國文，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
不能稍有柔性……我們推行國語，必須剛性的，俾可增加效率。20」顯示對於國 語政策強硬的態度。1946 年政府剛來臺時，尚允許報章雜誌保留日文欄，卻在當 年 10 月便宣告禁止；同樣在 1946 年，4 月也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熱烈倡 導學習國語。原本對臺灣以漢人移民為主的人民而言，國語並非完全陌生的語言，
許多人抱持著「回歸祖國」的熱情，積極學習國語，根據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 的語言問題〉整理，除了官方的推廣之外，民間自發性學習就有聘請專人教課、
自己在家中或鄰里中開辦講習會、編纂國台音萬字典供母語為台語的人學習國語 等等途徑21，雖然要重新學習語言頗費工夫，但許多人都抱持著熱誠。不過，不 近人情的日文禁令，卻讓人民的熱情冷卻，也對學習國語產生牴觸，反而出現回 頭去使用日語的抵抗現象。吳濁流便曾以日語投書文藝雜誌《新新》，論述禁止 日文的不合理：
日文為什麼壞？只因為它過去曾被武裝。可是，現在它的武裝已經被解除 了。……解除武裝的日文，為介紹文化負有重大的任務，尤其世界各國的 文化差不多已譯成日文，只要了解日文就能跟各國文化接觸。中日戰爭前，
我國把許多留學生送到日本去，亦且是用寶貴的國幣。現在，我國一下子 有六百五十萬的日本留學生回到祖國來，他們趕時髦般地使用日語，看日 文的報紙雜誌，並沒有什麼稀奇，反而是可喜的現象，當局為何愚蠢地禁 止日文，我們實在無法了解其用意。他們對那些靠留學而帶回來的寶貴的 文化，不但不加培養，反而愚蠢地糟蹋它。後世的史家將不知會如何批評 這樁事呢？22
20 全文刊載《臺灣新生報》。
21 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 卷 4 期（1991 年 12 月），頁 160-163
22 原文日文〈巷の声――日文廃止は時期尚早〉，載《新新》6 期（1946 年 8 月），頁 16。中譯 使用黃英哲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
2007），頁 213-214。
由這段引文可以看出，吳濁流主張保留日文刊物的理由，與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 子學習日語的動機相仿，都是為了接觸近代文化，促成國家的進步。他認為不應 單以民族的觀點來看待日語，而應重視日語可對臺灣帶來的文化助益。也就是說，
面對突如其來的日文禁令，臺人的反彈原因，除了生活上的不便之外，也有一種 焦慮，是擔心再度脫離好不容易透過學習日文而接近的文明社會型態。而這種焦 慮確實情有可原：將日本政府的語言政策與國民政府相較，後者進程快、強制性 也高：日本政府雖然施行國語教育，但是初期配合漢文同時教授，後來雖然逐步 增加國語科的重要性，但教學機構少，就學普及率不高，直到殖民統治的最後十 年間才達到超過一半的學齡兒童就學率，也直到最末兩年才實施義務教育，在漫 長的教育改革中，有很多時間可以累積日語學習與閱讀材料；國民政府卻在接管 後一年之內立刻下達日文禁令，此時大陸又處在交戰狀態，台灣社會沒有太多中 文的閱讀材料與資訊，甚至沒有適切的中文教材，教授中文的外省老師說的也不 是標準普通話，而帶有各省口音，令學生無所適從，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 文問題〉23中就舉出幾起因口音不同造成的障礙：
有一個小學生曾在日記上寫著「國語有六種」；一個中學生因為沒有將淪 陷念成教師的鄉音「淪漢」而遭受斥責24；如果到省參議會開會，可以聽 到種種非標準國語的上海國語及福州國語，甚至為了要瞭解參議員與報告 者之間的意思要經三次翻譯，彼此才能瞭解25；一個滿口不是標準國語的 科長在口試一個來台工作的國語教員26，這種五光十色的國語，叫本省人 聽得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學習中文已困難重重，又立即面臨報刊媒體禁用日文，對已經習慣使用日語的臺 人來說，頓失依賴文字接收外界資訊的能力。
臺人對於國民政府語言政策的不滿，除了太過躁進，未考慮到人民適應的衝
23 《思與言》29 卷 4 期（1991 年 12 月），頁 155-184。
24 原出處何容〈呼冤〉，收入《二二八真相》，頁 97。
25 原出處《人民導報》，1946 年 5 月 9 日二版。
26 原出處同上註，1946 年 5 月 10 日二版。
擊之外，還有一項原因，便是官方將臺灣人說日語、接受日本文化的狀況一律視 為「奴化」，若不能使用流利的國語，便遭受歧視，甚至公家機關任用人員也以 國語能力為標準，造成有能力的臺籍人士只因尚未有足夠時間學好國語，便無法 任職。種種差別待遇使臺人感覺受辱，也認為政府對臺灣人的立場認識不清。吳 濁流對此也發表過意見：
光復後，各方面以臺灣曾受日本教育為題而作種種評論，其中雖也有教育 專家，但也有一竅不通的。他們雖然爭論得有聲有色，但千篇一律且簡單 的認為它是奴化教育，或譏為日本教育的毒素；他們未能觸到日本教育在 臺灣的真髓，且多偏於主觀論……日本在臺灣推行的精神教育──即所謂 奴化教育並沒有成功，寧可說常常處在破產狀態。本省人經常地在表面上 和暗地裡跟他們鬥爭著，回到祖國去為打倒日本帝國而奮鬥的志士也為數 不少。不過，在科學教育方面倒相當成功，今天本省青年的科學思想不但 不比外省籍的差，大體來說還有一日之長。27
此處吳濁流強調精神教育沒有成功，而科學教育相當成功，這兩種教育方向可對 應陳培豐所謂「同化於民族」與「同化於文明」，再次顯示臺人接受日語教育，
實則是為了趨近文明，使社會進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與地位，並謀求日本政府平 等對待，但是這種努力在戰後卻一概被打為「奴化」，無怪乎臺灣人會感到不滿。
民營報紙《民報》社論〈臺灣未嘗「奴化」〉的辯駁，便可看見臺灣人對此一貶 抑詞的反感：
本省人對於日本人之奴化教育始終沒有接受過，奴顏卑膝、甘心事仇的奴 隸根性，除一小部分的御用紳士外，誰也沒有……至光復以後，才時常看 到奴化的文字。28
27 吳濁流《夜明け前の台湾》，（台北：學友，1947），頁 15-18。中譯使用黃英哲 《「去日本 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頁 211。
28 民報 1946 年 4 月 7 日。引自黃英哲 《「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頁 209。
臺灣人認知在文化與民族認同上，日本的同化教育並沒有成功，也對透過學習日 語進行近代化而形成的現代社會感到自豪，因此更不能忍受這樣的社會發展成果 遭到國民政府無視，臺籍作者王白淵〈在臺灣歷史之相剋〉一文中，便對社會的 進展發表較為極端的言論：
臺灣雖在日本帝國主義高壓之下，竟在高度工業資本主義下，過著半世紀 久之生活，因此其意識形態、社會組織、政治理念，均屬於工業社會之範 疇。……中國在八年抗戰中，當然許多地方，有相當進步，但還脫不離次 殖民地之性格，帶著許多農業社會的毛病……接收臺灣，就是接收日本，
從低級的社會組織，來接收高級的社會組織，當然是不容易的。29
言下頗有輕視來自中國的國民政府社會發展度較低之意。總而言之，無論是基於 焦慮、偏見、委屈的情緒，臺人對於學習國語，都逐漸萌生出反感，本省外省雙 方的缺乏理解不斷累積，最後便以二二八事件為契機而爆發。由於二二八事件中 對臺籍人士的武力鎮壓及大規模逮捕，使許多文人受難，倖免於難者也因恐懼而 噤聲，戰後初期各文藝雜誌遍地開花、臺籍文人積極發行刊物、發表言論與作品 的場面已不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