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翻譯篇章內容評析
第三節 《橋》的翻譯討論
《橋》上除了臺籍作家的日譯中作品，也有不少關於台灣文學定位與發展的
74 本研究取得之版本為作家作品集《藤森誠吉全集 第１集》（東京：改造社，1932 年），頁 574-577。此版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經比對與譯文內文沒有出入。
討論，以及對於所刊作品的評論，日譯中作品的作者與譯者也積極發表文章參與 討論。比較特殊的狀況是，作者撰文除了前列透過翻譯的篇章，還有朱實對〈臺 北酒家〉的評論，阿瑞〈臺灣文學需要一個狂飆運動〉75、葉石濤〈來到臺灣的 唐‧芬〉76等數篇論述文章，皆未標示譯者，究竟是刊載時漏標譯者名，或確實 是作者以中文寫作，再經編輯潤飾後刊出，難以確知。由文章內容可看出嘗試以 中文寫作的摸索痕跡，就第三章所述作者背景，可以推測需要借助翻譯的作者，
自身並非完全不諳中文，只是還不熟練，故某些文類尚可使用中文寫作，另一些 作品則須借助翻譯。
葉石濤的〈一九四一年以後的臺灣文學〉77（未標譯者，應為中文寫成），介 紹日治晚期臺灣的社會情勢與文學創作狀況，其中提到日本政府因為戰爭而擴張 宣傳機關，推動皇民化運動及進行言論壓迫，「白話文作家不得志，便緘默。日 文作家就逃避現實，有的消極的指責封建餘孽，有的守著『象牙之塔』。」也提 到當時大量日文文學與日文翻譯書的流入，成為出版市場的主力：
戰爭苛烈時的文學，偏重報告和虛偽宣傳，戰爭招來日本文學界撩亂的開 花，出版旺盛，翻譯介紹氾濫。受這波動，臺灣出版界從荒蕪中掙扎出來 了。雜誌「臺灣文學」、「文藝臺灣」、「民俗臺灣」、「臺灣藝術」、「臺灣公 論」突然突入料想不到的景象，日本文學滔滔不絕的席捲臺灣，將臺灣成 為它的支配下。
……
那時日本的作家把臺灣為中繼地看待了。因為他們常常被「軍部」派遣到 南方前線，歸途時必在臺灣休息。因此他們對於臺灣的關心和印象就愈益 擴大，……如像逢著春天一般，百花齊放起來了，臺灣作家重新受他們的 認識了。……另一方面日本的翻譯書，特別是德國法國的近代作品陸續接 踵來了。岩波文庫普遍地風行，還在萌芽的無名作家去接觸並吸收其精華 滋長自己特異的才能。尤其紀德更盛行。……中國文學也在翻譯文學的範
75 《臺灣新生報》1948 年 5 月 14 日，橋 114 期。
76 《臺灣新生報》1948 年 6 月 28 日，《橋》132 期。
77 《臺灣新生報》1948 年 4 月 16 日，《橋》104 期。
圍，很多的臺灣青年以日語去欣賞。紅樓夢、魯迅、[矛]78盾、巴金、郭沫 若、丁玲、沈從文、郁達夫等的代表作品都由譯文去認識的。其它關於中 國的社會、經濟、風土的書本像洪水一般泛濫在每一個書店。當然不可避 免的，其中多數免不了歪曲與捏造的，但內也有外國學者具有公正的評論。
雖然戰時的語言政策，造成白話文作家的沉默，但是在日文方面卻是資源最盛的 時期。一方面日本由於臺灣的戰略位置開始對台灣關注，臺灣的文學有更多輸出 向殖民國的機會，另一方面，日本的翻譯文學大量引進台灣，甚至臺灣人對於中 國文學的接受，也來自於日文翻譯。葉石濤撰此文有意讓殖民時期的臺灣文壇與 戰後發展接軌，強調雖然使用的語言不同，臺灣文人仍然對於中國文壇有一定的 瞭解。
在《橋》上對於文學發展的論爭，主要環繞「台灣文學」的定義、範圍、實 踐方式等課題，甚至也有對於「方言」寫作的討論，但是對於當時官方語言遽然 轉為中文，造成台籍文人寫作與閱讀的空間遭到限縮，相關討論卻較少，多以本 省文人需盡快學習中文等論調輕輕帶過。特意強調寫作語言轉換問題的，除前文 提過的楊逵文章，還有實際從事翻譯的譯者，如林曙光〈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 與將來〉79，便闡述他對日文寫作的意見：
至於日文的寫作，撫古思今雖難免言之痛心，但我卻以為有兩大意義，第 一是當時大多數的青年，不堪生活壓迫，早已不得不學習日文，因此國文 的學習大為減退，致使文學亦不得不應付需要。……許多的新進作家，在 國文的寫作當然比不上先輩，因此假使打算「鳴不平」，也不得不借用日 文。所以日文的寫作最初是為了達到更高尚的理想而應用的手段。第二是 日本人當中亦有不少的進步份子，不但對被統治的臺灣人表示同情，且常 時對臺灣的解放運動時與幫助。所以假使要他們更了解我們的苦衷，就不 得不以他們所懂得的語言喚起他們，又要他們更幫助我們的工作，也就不 得不接受以他們所懂得的語文來表示和激勵。
78 原文字誤。
79 《臺灣新生報》1948 年 4 月 12 日，《橋》102 期。
……
今後日文的寫作，無論它是如何有價值的作品，都難於發現其存在的必要。
可是在這種過渡時期，不但須要提倡國文寫作，對日文創作還是須要採取 寬大的風度。
臺籍出身、對漢文懷抱熱情的林曙光，為日治時期臺人使用日語的特殊情況 做出申辯，雖然贊同戰後轉為中文寫作，但也主張語言政策不宜太過倉促。除了 強調日文寫作在日治時期時期的臺灣有其功能與必要，他也特別凸顯日治時期及 戰後的將中文名著譯為日文的翻譯活動：
當時黃得時先生從事翻譯「水滸傳」，楊逵先生從事翻譯「三國志」，致力 於介紹祖國名作，不但可以由於日寇極力鼓吹的奉皇文學逃避，且使台灣 青年，甚至日人也了解中國文學的偉大，不無貢獻。
……
又如楊逵先生最近致力於翻譯工作，已經由東華書局介紹二本的祖國名作 了。其一本為魯迅的「阿 Q 正傳」，另一本為茅盾先生的「大鼻子的故事」， 這些翻譯祖國文學的工作，在今日的臺灣是比較重要了。
此說固然有在戰後厭棄日文的氣氛中，賦予中譯日翻譯活動正當性的目的，但也 點出當時的翻譯活動無論是中譯日或是日譯中，目標讀者其實都是臺灣人，是希 望讓夾在兩個強勢文化之間的臺灣讀者，更熟悉另外一個語言中的文學動態。
另一位譯者蕭荻的〈了解‧生根‧合作──彰化文藝茶會報告之一〉80，則討 論臺灣文學的發展：
是的，臺灣文學很「貧瘠」，但是決不是「沒有」，……臺灣的文學貧瘠，
是由於日本五十年統治壓迫的結果，我們中國的文學也同樣的貧瘠，這也 是自有其社會，政治的理由存在，所以我並不同意所謂「臺灣談不上有文 藝」的說法……
80 《臺灣新生報》1948 年 6 月 2 日，《橋》121 期。
……
基於此，我有一個要求，我要求曾經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堅強奮鬪過的臺灣 作家，多寫出一些介紹臺灣，反映臺灣的文章來。（即是不能用中文寫，
用日文寫了再請人譯也可以，總比日本人寫的觀點要正確些。）我要求內 地來的作家們，把「能真實地反映中國的作品」帶到這裡來，請大家在互 相瞭解上開始。
由第一段中的論述立場，可以看出譯者蕭荻應為戰後才來到台灣的「外省」籍作 者，第二段所主張的鼓勵以日文寫作再翻譯，則與《橋》編輯部之所為相互呼應。
譯者蕭金堆在《橋》200 期發表短文〈關於翻譯〉81，是另一篇以日進中譯者 身份陳述翻譯經驗的文章，開頭表示《橋》提供本省作者發表空間，在當時是「唯 一撫育本省作者的褓姆」，又說本省作者可分為用國文寫作與用日文寫作兩種，
後者是過渡期特有現象，而為了這種特殊現象，呼籲《橋》應更加重視原作者與 譯者間的聯繫：
現在除了文學熱比較高的地方，原作者和翻譯者，可能集在同一文藝團體 之外，一般的原作者和翻譯者，只好經編者的媒介，在其作品上見面而已。
這樣無疑地會發生種種毛病，因為翻譯工作是跟創作一樣，不！比創作更 多些困難即：
一、翻譯者要老老實實地按照原文，一字、一句絕不可馬馬虎虎忽略去。
二、原作者和翻譯者的性格（作風）不相樣，比如有的是愛好細膩的，另 外的是歡喜豪放的。
三、「某種情緒」或「某種氣氛」，用日文的特殊表現法才可表達出來，但 在國文的字彙裡卻找不到妥當的。
四、日文用形容詞或副詞才會表現的抽象事物，在國文卻含蓄在名詞裡（因 為國文的抽象名詞比較多）。
要打破以上四點的障礙，翻譯者一定要在可能的範圍內，儘參酌原作者的 意見，使於翻譯文會再現原文。
81 《臺灣新生報》1949 年 1 月 14 日。
蕭金堆強調要鼓勵原作者與譯者往來的原因，在於他身為譯者，對譯文解讀與轉 換所遇到的困難。這也是在戰後初期台灣這種特殊翻譯環境中產生的問題，由於 此時翻譯是面對語言政策轉換的一種對策，必須在翻譯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勉力為 之，而作者群與譯者群其實出身背景相仿，生活場域相同，才能希望以雙方的溝 通交流來解決翻譯上的難題。這一段中提出的語言差異比較，是當時少見的及於 文法層次的討論，其中第三點提到「情緒」與「氣氛」難有對應的國文字彙，第 四章幾篇譯文對於狀聲詞處理遇到的困難可說是其中一種例子，這種情況在兩種 語言的對譯剛剛開始發展的階段，特別容易發生。
綜上所述，雖然實際談及翻譯的文章數量不多，但是由以上幾篇文章可看出 共通的論述重點，一方面將日中翻譯視為接續日治時期與戰後台灣文發展的途徑，
一方面也強調翻譯對於推廣發揚文化、增進中日、臺籍與外省籍彼此瞭解的重要 性。由於日文此一語種在戰後初期作為前殖民者的語言，帶有政治上的敵性，因
一方面也強調翻譯對於推廣發揚文化、增進中日、臺籍與外省籍彼此瞭解的重要 性。由於日文此一語種在戰後初期作為前殖民者的語言，帶有政治上的敵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