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治及戰後臺灣寫作語言使用狀況
第二節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發展及語言間的關係
在接受日本官方給予的日語教育之外，渴望接受近代化知識的臺灣文人，也 積極尋求其他途徑接觸近代知識。在日本政府入臺之前，臺灣的住民以福建、廣 東一帶的漢人移民為大宗，使用的書寫語言是傳統文言文，但與已經透過翻譯建 立起近代化知識辭彙庫的日文相較，文言文在傳遞新知上比較不利。1900 年，日 籍教育人員為了推行「國語」教育成立「臺灣教育會」，其發行之刊物為了吸引 臺灣人讀者，初期設有漢文欄。此刊物的文章以推廣教育、啟蒙新知為主，漢文 欄除了直接使用漢文書寫的文章外，也從日文翻譯重要的啟蒙文章。其使用之漢 文形式相當特殊，是混合古典漢文、臺灣話文、和式漢文的綜合文體，如下例：
牧草雜草之類。雖非犁起土地而植之。亦能生育……凡植物乃要空氣及水。
土地膨軟。則根喜伸長。蔓延土中。自攝取其必要之養分。此養分稱曰植 物營養分。（川上瀧彌原撰、邱振成譯〈初等農業〉第一課整地［俗語創 田］）15
此例中，整體行文句構接近清末白話文體，但其中「植物」、「空氣」、「養分」等 與近代科學概念相關的詞彙皆來自日文漢字，而「犁起土地」、「膨軟」、「創田」
等詞彙則取自臺語，這樣具有混血特質的漢文形式，也反映了臺灣當時的多語狀
14 原文為〈台灣近情〉，刊於《文明協會新聞》165 輯（1940 年 7 月），中譯取自李文卿《想像 帝國──戰爭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頁 28。
15 原刊於《臺教會》雜誌 36 號，1905 年 3 月，轉引自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 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頁 65
況。
民國初年，中國興起白話文運動，主張「我手寫我口」，這波思潮也對臺灣 知識份子有所啟發與鼓舞，由清末至民初期間擴充不少近代化概念詞彙的白話文，
成為臺灣另一個接受近代化知識的語言管道。也帶起台灣第一波新文學運動。此 時台灣抵抗殖民者的行動逐漸由武裝抗日轉為非武裝行動，文學運動也結合對殖 民統治的批判，成為新風潮。1920 年，在日臺灣人成立「新民會」，發行月刊雜 誌《臺灣青年》，後易名為《臺灣》、《臺灣民報》，是鼓吹在臺灣也進行中國白話 文運動的重要刊物，大量轉載中國白話文運動的作品，對當時台灣文壇頗具影響 力。黃呈聰、張我軍等領銜者皆主張套用中國白話文的邏輯，推動臺灣白話文運 動，希望藉助勢力較強的中國白話文，抵禦同樣具有強勢影響力的日語，以對於 嚮往之「祖國」的認同，抵禦統治者的民族同化政策。推倡新文學運動的文人也 大力批判舊學（即文言文）文人，強調文學應帶動改革、應用於社會，反映出台 灣人希望透過中國白話文的現代性來使台灣社會趨近現代文明的目標。不過，以 中國白話文發展台灣文學卻遇上困難，中國白話文運動所書寫的口語是北京官話，
臺灣大多數漢人移民的通行口語是南方省份福建的閩南話與廣東的客家話等，原 住民族亦各有自己的語言，其實沒有辦法在臺灣直接複製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書寫 形式。提倡者張我軍曾批評台灣話是不合理、沒有文字的下級話16，強調應使用 純粹的中國白話文，但這種主張與台灣實際的語言環境落差太大，推行起來困難 重重，臺灣的白話文仍不可避免的夾雜了臺語、日語辭彙，行文方式也莫衷一是，
難以形成完整、統一的體系，也無法移植純粹的中國白話文到臺灣。例如上一節 黃呈聰批判官方教育空洞的引文中，也出現「卒業」、「器用」等日文漢字，以及 接近臺語的句構形式。
由於中國白話文在台灣不適用，政府的日語教育又逐漸見效，在抵殖民的焦 慮下，以黃石輝、郭秋生等人為首的另一群文人主張以臺灣話來書寫鄉土文學，
在 1930 年代初，兩派人馬便發生鄉土文學論戰。其實這波論爭的核心，正是文 學創作的寫作語言應為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話文，對文學寫作的內容討論反而較少。
但反對臺灣話文書寫者，書寫時也無法避免或不自覺地用上臺語甚至日語的句構 與詞彙；支持臺灣話文書寫者，未必能通篇使用臺灣話，仍然參雜漢文或中國白
16 一郎（即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67 號（1925 年），頁 20。
話文，且對於台灣話文表記方式又各有不同看法，如承載論戰的其中一個平台《南 音》，便開闢「臺灣話文嘗試欄」與「台灣話文討論欄」，討論臺灣話的表記方式，
以及是否創造新漢字來適應臺灣話文。以下引文大致可以總結當時寫作語言紛雜 的狀況：
黃石輝提出的採用代字和另做新字兩原則基本上是被肯定的，但如何春喜 所提出的音標字母或教會羅馬字則招致反對。相關的討論因而集中在代字、
新字的制定和數量，是該「屈話就文」或「屈文就話」？發音上應以漳州、
泉州、廈門或客家音為準？……這些在拼音系統上融合了中國反切、新式 注音符號、羅馬字、日本假名；在討論上摻雜了傳統漢文、中國白話文、
台灣話文、日本假名、和製漢字等紛雜的書寫表記系統，呈現出 1930 年 代初期的台灣社會，一方面無以排遣中國漢字文化傳統徘徊不去的幽靈，
一方面汲汲透過殖民同化政策下「國語」（日文）吸取現代性，拒迎兩難、
混雜多元的面向。17
古典漢文無法應付解釋近代知識的需求，若創造全新的語言系統，又畢竟只能 侷限在少數知識份子，無法普及於一般大眾。為了使臺灣社會邁向近代化，需 要整體的改變。相較之下，日文既能傳達近代化知識，又因為是殖民政府的官 方語言，因施行教育而相對易於普及，因此這些語言改革運動者也無法完全揚 棄此一語言，仍想借其作為邁向近代文明的工具。而中國白話文雖無法完全適 用於臺灣，卻是較為完善的中文書寫系統，故臺灣白話文在日治時期的發展，
一直處於混雜中國白話文、日文、臺灣話文等語言的狀態。
除了對寫作語言的討論外，1930 年代也是臺灣左翼文學初興之時，受 1920 年代末共產國際提倡的普羅文學刺激，世界各地興起左翼文學風潮，臺灣也在其 列。如黃石輝強調鄉土文學同時也是普羅文學，應積極為無產階級發聲，寫出給 廣大勞苦群眾閱讀的作品；楊逵則提出「殖民地文學」的概念，一方面要對抗殖
17 陳淑容《「曙光」初現──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1920-1930）》（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12 年），頁 80。
民者文化的侵略，一方面也要對抗資產階級民族文化對底層階級的宰制18。由於 楊逵也是《橋》上備受重視的前輩作者，《橋》的文學傾向似乎隱然有和此時這 種文學思潮接軌的跡象。不過，此時左翼文學的寫作與流傳受限於前述語言問題，
即使是以臺灣話文寫作，都僅限受過較多語言教育的知識份子能夠閱讀，未能如 提倡者之理想，真正普及於基層群眾。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文學發展受到很大衝擊，進入新的階段。開戰當 年初，在《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便刊登廢止報紙漢文欄的聲明，強調要用國語 來「明徵國體」，故宣告廢止各大報之漢文欄。為安撫民眾，在該報開闢每周一 次的《南島文藝欄》，供台灣作家投稿。隨後文學雜誌的漢文欄也遭廢止，當年 6、7 月號的《台灣新文學》編輯後記公告漢文欄廢止一事，並希望漢文作家持續 投稿，要以翻譯方式繼續刊登，但隨後雜誌就因 7 月戰爭爆發的經濟衝擊宣告停 刊。此後漢文欄僅餘戰爭同年復刊的《風月報》此一通俗刊物，其餘文學發表空 間一律須使用日文。《風月報》雖獲准出版，但卻是基於政府大東亞共榮圈願景 下的漢文文藝協力運動，政府將臺灣定為日華溝通親善的南方基地，《風月報》
更於 1941 年直接改名《南方》，彰顯其政治使命。是故該刊創作的主題受到極大 侷限，幾乎只有呼應大東亞主張的通俗文學能夠刊登。戰時大部分漢文作家失去 發表園地，但由於日本占有中國部分土地，打出「日支一家」的口號，需要語言 人才協助文化上的溝通理解，也成力翻譯局等相關部門，部份漢文作家轉向從事 中國古典文學的日文翻譯，如黃得時譯《水滸傳》、楊逵譯《三國演義》、呂赫若 在日記中自陳正著手翻譯《紅樓夢》等19，藉翻譯以避免被迫寫作逢迎拍馬的宣 傳文學。持續寫作的作家，則皆須以日文為創作語言，由於此時日文教育的施行 已有一定成果，臺灣文壇因語言統一與日本本國接軌，楊逵、呂赫若、張文環、
龍瑛宗等作家的創作也頗受日本文壇注意。但 1930 年代以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話 文創作台灣新文學的嘗試，就不得不在戰爭爆發後中斷。
18 趙勳達《狂飆時刻──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高峰期（1930-1937）》（台南：國立台灣文學 館，2012 年），頁 47-50。
19 李文卿《想像帝國──戰爭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年），頁 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