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出中國新女性

從文學中尋找晚清民初中國書寫中新女性形貌的研究，在公元兩千年前後形 成一個高峰，多本著作都在這前後短短十年間集中問世，這包括了黃錦珠的《晚 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2005）、胡纓的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2000）、Rey Chow（周蕾）的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1997）、Ruihua Shen（沈 睿 ） 的 博 士 論 文 New Woman New Fiction: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s b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 Writers（2003）、Shuei-may, Chang （張學美）

的博士論文Casting off the Shackles of Family: Ibsen’s Nora Charact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8-1942（1994）、以及趙慶華的博士論文《紙上的「我（們）」– 外省第一代知識女性的自傳書寫與敘事認同》（2013）和 Jianmei Liu（劉劍梅）

Revolution Plus Lov: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2003）（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 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2014¹⁹）。另外Lydia Liu 的 Translingual Practice 一書也 對此議題稍有涉獵。

這些著作中將女性情慾與女性書寫與二十世紀初革命、五四中國大環境之間 找到最多面向的應該算是劉劍梅。她不像大部分探討女性身體、情慾、書寫的研 究者那樣，只是單面相地看到國族主義、革命情懷等大男人沙文主義主導的機制 對女性壓迫和主導，她同時也看到女性作家擺脫意識形態、尋找出路的成果。她 舉出，除了將這些作家的作品從三零年代以後逐漸被左派革命論述淹沒解釋為個 人主義被進步、國家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所壓抑外，也可以用 Herbert Marcuse 的 理論視之為非壓抑性的昇華（nonrepressive sublimation），情慾在此並沒有被壓 抑，只是隱身到革命的背後，換成另一種形式呈現而已，因此才能取得大眾的共 鳴。但她還提出第三個主張，認為除了這樣相對的二元化詮釋外，其實還有第三

19 劉劍梅此書英文版和中文版其實有很多不同處，相隔十一年出版，劉在中文版中做了很多更

動和新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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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路來看待這種個人情慾和為情慾所充斥的革命政治（sexually charged politics）

合而為一的現象，那就是接受兩者的結合是暫時性的，而作家在其中處理個人情 感的曖昧方式，會在文本裡產生一種曖昧的多元性（ambiguous pluralization）（Liu:

2004, 23）。她認為這裡面中國的作家產生了一種精神分裂，在個人與集體之間擺 盪未決，但卻不見得就是個人情感被政治所壓抑、或昇華成政治熱情（劉的研究 主要在三零年代、延安時期其後十七年間的文學）。也因此，由這觀點去看，《孽 海花》中的傅彩雲也不全然只有國族的壓抑，她的墮落行徑和愛國行為之中，還 能些許讀到她的女性主體性，讓她打破了國家主義所建構的新女性形象，為女性 的主體性（female subjectivity）開了一扇門（12）。劉的研究雖然主要是偏重在 左派文人三零年代以後的作品，且不側重於女性作家，但是，她是少數看到情慾 與國族大局兩者並非只有對立關係、而存在著隱微奧妙依存關係的研究者。劉劍 梅的研究透過德里德、Judith Butler 等後解構主義 performability 理論)和 Herbert Marcuse 的 Eros and Civiliaztion (1955/77)來看待情慾與革命的關係，再將兩者的 交互作用放在較長的時間軸下來審視，終於得以看到兩者並非二元對立的微妙顯 現，這一點可以說是點出了先前研究者所沒有看到的面向。

黃錦珠的研究中也提及情慾，她將晚清小說分為兩類：主人公為新女性和配 角中有新女性。她研究中的新女性，界定為具有新觀念或新作風的女性人物，針 對晚清女權突破傳統的主張（黃錦珠：2005，21），主要是在廢纏足、興女學兩 點上。此外還有男女平權、女子自立、自由結婚等議題，則不是每位新女性都具 備。在她的研究中第四章「晚清小說中新女性的婚戀與道德節操」與本論文的探 討較有關連。她指出，她所研究的小說中並未出現「戀愛」一詞，只有「自由結 婚」和「愛情」兩詞。但她也從《紅樓夢》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對話中指出傳統 小說中對於閨女淑媛出口提及情愛話題是有禁忌的，視此為違反禮教，因此是「傳 統禮教對於男女之愛的壓抑（120）」。到了清末，「愛情」一字的出現，顯示戀愛 的觀念已經浮現，但據夏曉虹的研究，當時對於男女自由戀愛的修辭主要還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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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族主義的強國論調上（122），並非基於人權。而且，不論是將故事設在未來

（1940 年代）的《女子權》或是同時代的小說，女子吐露私情依然是禁忌

（123-125）。黃錦珠因此有了「晚清時期男女社交問題，是落腳在救亡圖存的國 家思想上面，並非立足於男女個人的情慾肯定，而在一個久經閉錮的社會裡，男 女授受不親的千年壁障並不能頃刻打破（125）」之語。

然而，黃錦珠也點出，在當時強國修辭之下，也衍生出一套容忍男女公開社 交、談情說愛的說法，認為因為自由戀愛是攸關社會、國家、種族的存亡興衰，

所以只要謹守理法，男女交往視同志同道合的契心（130-131）。比較特別的是，

在《未來世界》這部晚清小說中，因為跳脫了當時的時空，得以讓作者不受當時 道德、社會約束，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描述了書中女主角對於初見面男性的心情：

「…從來沒有動過心，怎麼今天遇見了一個路過的人，就這樣的激刺起來…

（135）」，但對於女主角對異性的態度之描述也僅只於此，隨後就轉而以無法成 眠、無法專心看書等間接的外在行為來指稱女主角的心情，而未能予以女主角心 聲真正的深刻描寫。

同時，黃錦珠在女性情慾自主方面，也提到「不嫁主義」是新女性除開婚姻 的第二條選擇（148）。這其實顯示的是在當時的父權社會對女性的重重設限下，

女性既要不受到傳統價值觀的批判、卻又希望保有一絲對抗父母之命的主動性

（agency），唯一能有的等而下之的選擇。而在情慾表達上，黃錦珠也指出，除 了情色小說外，古典小說理對於女性情慾描寫，通常都相當含蓄間接（157）。她 舉了《鶯鶯傳》中對崔鶯鶯情慾的轉折全無記載。她並說晚清小說對於女性情慾 湧動，偏重於情，慾方面則多為間接，直接敘及則是鳳毛麟角（158）。這些小說 往往說愛談情，卻不提慾（159），但可以在字裡行間發現情慾閃爍的影子。黃錦 珠舉了《俠義佳人》中男女主角林飛白和高劍塵在閨房中談論後者不肯開口承認 自己思夫的事，結論是「觀念開放如高劍塵也者的新女性，即使在閨房之中，夫 妻之間，…在情慾的承認上，依然保守退卻（162）」。因為在小說中她代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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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是既文明開通又有得有守的「新女性」形象（162）。黃又指出，這些新 女性能在現實層面認識、正視自己的情慾，已經是難得的新進表現（163），接著 她舉了《未來世界》中女主角汪墨香在路上遇著少年男子，心中感動卻說不出是 甚麼，顯示小說也是如此模糊帶過女性情慾表達的部分（164）。

這等隱晦的描寫尚屬正面，像是《黃繡球》中對女性情慾就全屬批判和指責，

小說中先是指一群女學生圍著男生寫生，眾女目光投射他一人身上，因此斥之為

「大寫生家也畫不出的色相」。至於其他情慾流動，在當時的小說中就更是大加 撻伐了（168）。更有像小說《女媧石》視情慾為國族事業之障礙者（171），可見 得在當時國家主義、愛國修辭下，不容的女性情慾之存在。但黃錦珠也舉出該小 說中一段話：「你的身體，先前是你自己的，到了今日，便是黨中的，國家的，

自己沒有權柄了（171）。」這段話意識到身體原是屬於自己的，只是以國家前提 下，暫時交出自主權。這種論點，其實已經顯示傅柯所謂性為中心的意識框架已 經在鬆動傳統道德的結構。只是在當時依然未能被正視而已。黃錦珠針對晚清新 女性的情慾表現所做的總結是「保守偏舊」、「含蓄斂抑」、「羞澀躲掩」、「遮遮掩 掩、語焉不詳、不敢沖犯理法社會之大忌」；她也提到，公開表露情慾者，則是 有負面形象的新女性；另外也有極少數的例子，隱然可見新女性承認「情慾激 盪」；若碰上「國族使命，個人情慾的生存空間便幾乎被壓制殆盡（172-173）」。

晚清民初新女性形貌的出現，如胡纓在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的研究所指出的，是透過各種借用和想像而成 的。正如他在該書標題所使用的compose 一字一樣，中國新女性雖然借用了翻譯 的部分樣本，卻不全然是翻譯出來的、也不是「創造」出來的，而是拼湊（compose）

出來的，這說明了在中國新女性這個新品種，雖然和日本不同稟賦特質，卻同樣 是一種揉雜交織著外來以及本土衝撞過程的複合（composite）（Hu: 2000, 4）產 物，因此胡纓才用上了compose 一字，也因為這樣，書中類似 commingle（混雜）、 liminal（臨界、轉變）之類的字彙因此不斷浮現（4）。在文中一開始的序言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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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她就將新女性在中國的浮現，指向兩個方向：她自己和他者（her significant others）。這些她者，有她認為是以殖民者（colonialist）眼光看待中國婦女地位 的傳教士Young L. Allen，而發自中國的則是梁啟超「新民」運動中，「強國必先 強種」口號下的新女性（2-3）。也因為這樣，胡纓才會稱當時對於新女性的形貌 符號是「肇於多因」（overdetermined）、夾在本土與全球政治之間（4）。當然，

胡纓也很清楚，當時，「新女性」一詞尚未在中國出現（4），真正的中國新女性 究竟應該如何，也尚未被釐清和定義。

但在胡纓的研究中，她讓看到我們文學翻譯對於清末民初新文學、道德觀、

兩性關係、愛情觀的影響。在探討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所掀起的翻 譯外文小說高潮和模仿茶花女情節小說風潮的文章中，胡纓點出許多《茶花女》

的特點（69-71），都可以在王爾德的《莎樂美》中找到：同樣被改編為歌劇、同 樣以不同於傳統的觀點看待劇中女主角的身分（高級賣春婦 courtesan、紅顏禍

的特點（69-71），都可以在王爾德的《莎樂美》中找到：同樣被改編為歌劇、同 樣以不同於傳統的觀點看待劇中女主角的身分（高級賣春婦 courtesan、紅顏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