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士藉他殺雞儆猴：這就是你們‘現代’想法的下場，衛道人士總是這 樣，對了一半、也錯了一半。平常人做來一本正經的事，王爾德卻漫不 經心、不以為意，用幽默和急智武裝自己。嚴肅改革者千辛萬苦經年累 月才辦到的事，王爾德電光火石間用個急智短語就辦到…就是這樣，他 讓垂死的維多利亞精神看到自己的可笑，甚至可以說它是因此笑死的
（381）（自譯）。
也因此，王爾德、唯美主義、現代化、新女性和莎樂美緊緊地連接著，或許 並不是巧合，這一點，筆者會試圖在第三章中證明這個關聯。他曾說：
有人說我撻伐敗德，但我保證這絕非我的意圖。看過《溫夫人的扇子》
的人，都知道劇中若有闡述任何教條，那就是提倡個人主義。誰都沒有 權力批評他人行為，每個人都應自行其是，各取所好（318）（自譯）6。 本文試圖從《莎樂美》的翻譯，探索新女性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透過莎樂 美的傳遞，而逐漸容納接收一個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女性形貌。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觀點與類型
本文研究王爾德《莎樂美》從1893 年發行法文本到隨後的英譯本、德譯本、
日譯本、中譯本，與同時代出現的各國現代化、工業化、都會化、以及新女性等 現象交疊，而這樣的過程也正是傅柯研究性的歷史中所探索，從維多利亞時代走 入現代化社會，人類從家庭作為結盟關係轉變為性的關係的過程。由於本文所採 用的議題突顯式翻譯研究（committed approach），從文化研究著手，因此借助傅 柯理論將有助於觸及不同文化對於文本理解的細節。在筆者剖析、比較此論文的 莎樂美傳遞的過程中，當面臨東西方社會依照性別所建立起的種種社會習俗、階
6 ‘I have…been accused of lashing vice,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thing was further from my intentions. Those who have seen Lady Windermere’s Fan will see that if there is one particular doctrine contained in it, it is that of sheer individualism. It is not for anyone to censure what anyone else does, and everyone should go his own way, to whatever place he chooses, in exactly the way he chooses.’(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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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框架時，傅柯的《性的歷史》對於情慾、傳統與現代化進程的差異與剖析等等，
都可以幫助本文看到莎樂美的主張如何在傳統社會性別論述中，協助新女性突圍 和鬆動舊有社會價值觀的過程。
就翻譯研究的角度而言，這篇論文屬於「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
（Baker & Saldanha: 2009, 67）的範疇。對於文化不同的定義，根據貝特森
（Gregory Bateson）的理論，可以建立一套位階框架（hierarchical frames）將其 統合，這個理論稱為「類型理論」（Theory of Types, 1972），將上述幾種不同類型 的文化定義置放到相關的翻譯策略中。因此在這樣的架構下，凱騰（David Katan）
提出了文化是依據認知脈絡（cognitive context），指導行為和具有層次高低的共 通、相關信念、價值與策略系統，據此形成一群人共有的「世界模型」（model of the world）（70）。所謂的層次高低，依照霍爾（Edward T. Hall）的「文化三等份」
（Triad of Culture）理論，可以用冰山來比喻文化，將之分成可見（水平面上）、
半可見、以及不可見三個等分（70）。水平面下的文化，是人們往往不會加以質 疑、沒有意識到、卻還是依循著它的指引在形式的層面。這三個層面的文化，也 和其習得方式有關：可見的文化是可以透過明確指導習得，半可見則要靠嘗試錯 誤習得，至於不可見的文化層面，則是靠潛意識被潛移默化而習得的想法和原 則。譯者要決定何時介入翻譯中，端看他認為哪一個層面對譯作的影響最大而 定；像是研究翻譯的學者，就會較著重在看不到的文化層面，即水面下的冰山。
但一般的譯者則會較在意水面上可見的文化層面（70）。在本論文中，所要探討 的就是水面下、潛意識受到社會整體氛圍所感染的不可見文化部分。
在可見文化的層面，指的是依古典學者（humanist）所稱的精緻化文明，其 專 業 語 言 符 號 有 所 謂 WYSIWYG 現 象 ， 即 輸 入 和 譯 出 等 值
（What-You-See-Is-What-You-Get）（70）。這個層面下，身為譯者主要關心的是，
兩個文化在文本、有強烈文化意涵的字詞翻譯，可稱為文化因子（cultureme），
紐馬克稱之為「文化類別」（cultural categories）（71）。文化因子存在於廣泛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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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分類（semantic categories）中，包括地理名詞、社會制度、傳統和專門產業都 有（71）。本文中針對 virgin 對應中文處女、童女等的初步探討，即屬於這個類 別，但，並不限於此，請看接下來關於另外兩個層面的介紹。
「半可見」類型指的是文化中「正式」的層面，即常規且合宜的文化，這是 指所有在這個社會中大家都必須清楚、學會的文化，所謂舉止得宜或是離經叛道 的標準，及來自這一層的文化（72）。涉及這一層面的翻譯，就包括所謂的文字 品味（good style）、語言常規、規範等等。處女一字雖然屬於第一種可見文化，
但定義處女背後所牽涉的社會規範和習俗，卻是屬於半可見文化。冰山第三個「看 不到」的層面，指的是「不成文、非正式」文化，這是不經意（out-of-awareness）、
下意識中運作的文化層面，這類文化沒有正式、成文的執行準則，全賴一套不容 質疑的核心價值和信仰來指引，布爾迪厄（Piere Bourdieu）所稱的「慣習」（habitus）
指的也是此，心理人類學以德文名之為「人生觀」（Weltanschauung）的哲學理念，
及同一群人對於世界的共同態度（72）。這牽涉到的層面包括道德價值觀、超驗 價值觀等。雷費維爾（André Lefevere）和巴斯奈（Susan Bassnett）所謂「翻譯 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當中譯者在面臨文本牽涉到文化議題時必須處理的
「語言文化」（linguacultural），指的就是這個層面的文化。有些研究者稱這些潛 意識的文化規則為「文化文法」（cultural grammar），形塑的是人們的思考、感受、
說話和互動的方式（72）。這個層面，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討、被傅柯稱為「性言 說」的文化層面。這個層面是受到社會整體變遷、思考型態的影響，比如說維多 利亞時代社會整體對於道德的強調、現代性對於個人主義的強調等等。
本文所指的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是文學翻譯中，媒介了文化差異、
希望透過翻譯將大量的文化背景傳達過來（或不傳達過來），或是透過翻譯來呈 現（或不呈現）別的文化的翻譯（Baker, 67）。在這個層面下，所謂的「文化翻 譯」指的是相對於語言翻譯或是文法翻譯等只限於紙面上字詞的探討的翻譯，這 牽 涉 到 更 專 業 的 問 題 ， 包 括 像 是 在 文 學 作 品 中 出 現 的 對 話 、 多 文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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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lossia）、文學典故（literary allusions）、文化特定事物像是食物、建築、
或是與文本有關、牽涉到文化背景、文化意涵相關知識才能理解的事物（67）。
另外，就學科分類而言，本文採用的並非早期翻譯研究常見的「描述性翻譯 研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y, DTS），而是屬於「指示性翻譯研究」
（Prescriptive Traslation Study, PTS ） 類 別 之 下 的 「 議 題 突 顯式 翻 譯 研 究 」
（Committed Translation Study）。指示性翻譯研究是二十世紀翻譯研究的主流，
這是基於翻譯訓練和翻譯教育的需要，因此會傾向在研究最後給予指示和建議，
目的在提供輔助性、語言性的原則，以便產出較好的翻譯作品和譯者（Baker, 77）。
翻譯的文化轉向始於九零年代，改採文化觀點來看待翻譯，這也包括文化中 的意識形態。這種受到文學和文化研究影響的研究，將研究依權益團體訴求來分 門別類，像是女性研究、酷兒研究、後殖民研究等等。在這種框架下所做的翻譯 研究可以依舊走描述性研究的路線，但一些採用性別或後殖民研究方法的研究則 會採取批判性的觀點，主張翻譯應符合特定意識形態，尤其是題材處理的是文化 和語言間權力不對等關係時，更常出現這類型的作法。這類型翻譯研究被稱為「突 顯議題路徑」（Committed approaches），因為其研究著重在政治觀點的突出辯證
（political commitment ）。突顯議題路徑還分為兩類：一為支持特定政治觀點的 研究、一為不支持特定政治觀點，但採取翻譯必然反映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 假設來進行研究（79）。
印度研究者妮拉亞那（Tejaswini Niranjana）的研究就以這種角度指出過往印 度翻譯往往成為殖民統治的工具，其所呈現的被殖民再現都是站在霸權角度出 發，但這情形並非不能被改變，問題在於，研究者不應拘泥於被殖民再現版本的 對錯上、或是憧憬著在未被殖民前有個美好的印度，妮可拉亞那主張，應該要採 用呈現原住民族多樣性的翻譯方式，才能夠導正被殖民霸權工具化的翻譯。她採 取的作法之一，就是按照字面翻譯，透過譯出文本中自然和不自然的語法以及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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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與陌生元素，可以突顯出文本的「他異性」（heterogeneity）（79）。另一位同樣 對於突顯議題採用非常政治化的研究者就是維努迪（Lawrence Venuti），他認為 許多譯入英語的文本，都受到新資本主義（neo-capitalist）價值觀盤據的影響，
順服英語語法採用流利、完全抹去翻譯痕跡（’invisible’）、且壓抑原始文本異國 性，一味遂行主流族裔中心暴力，悄不為人知地將新資本主義價值觀加進了譯作 中（79）。這讓維努迪主張異化翻譯策略。
另一種較溫和的突顯議題研究方式，則是不針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方式，研究 本身未採用特定政治意識形態，但研究者基本的假設是，不管任何翻譯作品都有 其譯者介入（interventionist）的痕跡、都難脫其特定政治目的（activist）。這類 的研究者像是貝克（Mona Baker），她們本身是不帶特定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的，
但是在研究翻譯作品時，會假設譯者的翻譯行為普遍都帶有政治企圖；這種研究 態度不認為譯者單純只是中立的介質、也不相信翻譯行為能夠超脫與語言相關的 文化背景影響，而存在於超然、中立的第三空間中；他們相信，譯者和譯作都是 本質上就被文化和政治所滲透和根植其中的（79-80）。這也是本文所採用的方
但是在研究翻譯作品時，會假設譯者的翻譯行為普遍都帶有政治企圖；這種研究 態度不認為譯者單純只是中立的介質、也不相信翻譯行為能夠超脫與語言相關的 文化背景影響，而存在於超然、中立的第三空間中；他們相信，譯者和譯作都是 本質上就被文化和政治所滲透和根植其中的（79-80）。這也是本文所採用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