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譯本中女性化和階級化的莎樂美

森鷗外在《莎樂美》日譯版所採用的底本是拉赫蔓的德譯版（井村：1990，

64）⁶⁹。森鷗外在其中採用的是現代已經不使用的舊時代日文敬語，比如本文中 第三章曾比較法、英、德三語中的第二人稱代名詞使用的敬語格式，用在森鷗外 的譯本中，與其他幾個語言早期譯本和王爾德法文原作比起來，就顯得格外不同

（見下頁表格）。森鷗外在此讓莎樂美說的都是現在已經不用的敬語ござります，

依照菊地康人敬語論的推論，這是最早是由御座ある演變為ござる ，再由ござ る演變而來；而現代日本敬語中已經不講ござります，而是改講ございます（紀：

1999，17）。這種敬語上的變化和日本社會階級在明治時代以來快速的社會結構 變動有關。最早日本是由天皇開始，一路往下，每一個階級嚴謹區別，在語言上 也必須表現出對上或對下的階級差異，天皇是神一般的階級，以下的武士、士、

農、工、商逐層往下，何時要用尊敬語、何時要用謙遜語，都有所規範。但到了 江戶時代，天皇形同廢為，武士專政，後期更因町人階級的商人握有經濟實力，

導致原本地位最低下的商人竄升到與武士齊平的地位，這時，武士對商人也不能 再以不帶敬語的方式講話，階級既然錯亂，以語言表現階級的語法型態就跟著動 搖，於是出現超越階級地位的近代敬語，之後明治維新時，又明文頒定廢除士農 工商的階級差異，主張＂四民平等＂，敬語階級化的程度就越來越不明顯，二戰 後日本戰敗，天皇發表＂人間宣言＂，正式否定自己具有神格，新憲法更強調＂

一切國民在法律面前平等＂，至此依附在舊階級制度上的敬語法則就被打破（郭 惠珍：2005，96）。由日語敬語如此在百多年間快速的演變（或該說是衰變），可

69 森鷗外的日譯本《莎樂美》和小林愛雄的日譯本同樣在明治四十二年問世，但小林愛雄早五

個月刊行於《新小說》十四卷三號（三月），森鷗外的則是九月和十月分別於《歌舞伎》雜誌110

和111 號上連載，並於隔年（1910 年）由易風社發行單行本（井村，75, 283）。小林愛雄所採用 的底本是Alfred Douglas 的英譯版（64）。

128

The head of Iokanaan. Den Kopf des Jochanaan.

2. わたくしの一人の考へ pleasure that I ask the head of Iokanaan…

Ich verlange von dir den Kopf des Jochanaan.

3. わたくしは予言者の首が 載きたいのでござりま す。

I ask of you the head of Iokanaan.

Ich verlange von dir den Kopf des Jochanaan.

4. わたくしは予言者の首が 欲しうござります。

I demand the head of Iokanaan.

Ich fordere den Kopf des Jochanaan.

5. あの、予言者の首が欲し いのでござります。

The head of Iokanaan. Den Kopf des Jochanaan.

6. わたくしは予言者の首が 載きたいのでござりま す。

Give me the head of Iokanaan!

Gib mir den Kopf des Jochanaan!

7. いえ。是非ともわたくし に予言者の首がを下さり ませ。

Give me the head of Iokanaan!

Gib mir den Kopf des Jochanaan!

129 8. どうぞ予言者の首を下さ

りませ。

Give me the head of Iokanaan!

Gib mir den Kopf des Jochanaan!

另外，也可注意到，莎樂美在劇中對於自己都以わたくし自稱，這是丁寧語

（恭謹語）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佐藤：2006，17），比起一般自稱わたし還要 慎重、表示對方地位、身分、資歷比自己高、深的意思。這些用法，對照平野啟 一郎在 2012 年重譯的《莎樂美》可以說完全不採用了（平野：2012，65-74）。

另外，在第七、八句中，不管德文或英文都只是使用簡單的使役動詞 gib（第二 人稱單數）和 give，未採用尊敬格（giben），但森鷗外則使用了「給、贈」（あ たえる、くらる ）的敬語型式「下さる」（這裡因應）「是非とも」之後要使用 否定句故寫作くださりません），也是恭敬之至。另外，森鷗外在第二、三、六 句中，還採用了另一種自謙語非常高程度表謙的句型，即以動詞連用形＋戴く（佐 藤，17），意思類似「請賞賜給我」，詞意非常謙卑。所以在森鷗外譯筆下的莎樂 美是受到日本社會層層宰制不得脫身的幼女，然而，襯托著在這樣語境之下的少 女，卻依然不顧一切地要求自己的情慾受到承認和尊重，這無疑是非常巨大的對 比。日本不同於其他國家，語言對於階級的層層桎梏是非常強烈的。前文提到，

日語中使用敬語的階級象徵在近代一再被打破、分裂，但是並不表示期就已經不 存在，或者就不影響社會結構了。相反的，就如研究者佐藤亨引用美國歷史學家 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的說法，日本社會複雜、變化迅速，難以將 之納入單一模式，敬語的演變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聯性並不那麼密切。又如佐藤 引用日本學者中根千枝的觀點，日本即使廢除階級制度，卻還是存在資歷、輩分 制度，這控制了日本社會關係和結構、滲透到日本個個社會領域中，深深約制著 日本人（24），佐藤又引 Ruth Benedict 的《菊花與刀》（The Chrs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1946）一書中的見解，認為日本社會各階 級安於這樣的制度分配是因為能夠受到保障，獲得屬於個階級的秩序和安全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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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身處在這樣嚴謹、不易變動的階層制度之下的許多人，尤其是女性，

一定是深感痛苦無法擺脫的吧？或許正是因為這樣，才會讓第一代「日本母親大 會」（1955）重要參與者丸岡秀子（1903-1990）在會議上高聲疾呼，希望所有與 會者可以透過改變美日的語言使用，來與政府共同消弭日本社會的性別不平等。

她建議的做法像是，不要再喊老公＂主人＂（shujin）改成＂夫＂（otto），而要 結婚也不要說成是＂嫁お貰う＂（yome wo morau），而改為說是＂結婚する

“（ kekkon suru）（Bullock: 2018, 40）（這是因為前者有＂給出去＂的意思，後者 較為中性），丸岡認為，透過對於語言習慣模式的改變，日本女人可以擺脫不再 以先生和兒子的意見為己見的生活，開始為自己著想，也可以開始不再認為女兒 就是要嫁出去的，而會開始對女兒和兒子一視同仁。而也正因為這種語言與社會 階級緊緊相繫、難以撼動的結構關係，才會讓日本女權運動者會從衝撞體制本身 來實踐自己的平權思想。像平塚雷鳥，即使和先生奧村博史生了兩個孩子後，她 仍堅持不願意和先生辦結婚儀式，因為日本社會對於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清楚地 反映了語言中對於女性的歧視，先生被妻子稱為主人，那相形之下，女人就是僕 人了，也所以一直到二戰結束以前日本法律公認的戶長都只有先生，沒有妻子。

而雷鳥也是一直拖到1941 年八月，因為日本為太平洋戰爭徵兵，雷鳥的兒子奧 村敦史屆齡從早稻田大學機械科畢業後，勢必得入伍，可是若身為母親的她未 婚，那兒子儘管是大學畢業生，卻因為是私生子、父不詳，這樣的身分在軍隊制 度中被視為低等，無法成為軍官，而普通士兵則勢必要被派上前線，陣亡機率必 然較高，為此，雷鳥被迫與先生博史結婚，兒子敦史隔年二月果然因母親此舉身 分合法後，順利成為工程部軍官，不用被派駐前線，戰後安然返家（44）。

森鷗外的譯文讓莎樂美以非常低姿態、恭敬的態度講出這八句離經叛道又充 滿任性、固執小女生口吻的話，其實對於其他文化的人而言，並不容易想像，像 在中文語境中講出：「敦請陛下賜下約翰的頭顱」（第八句）、或是「敦請陛下非 賞賜約翰頭顱不可。」（第七句），「兒臣甚盼能得約翰頭顱盛於銀盤之上」（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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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類此語言，將婦女地位低下對比於其對情慾之渴求，如前所言，或許更能突 顯莎樂美的勇敢、固執和對那份愛情的堅持。很重要的一點即是，日本婦女的語 言，一向被視為溫柔、謙卑、退讓，而相對的，日本男性的語言則被視為果斷、

堅強和剛毅，這樣的男女語言特質的大幅差異，是世上少見，也是日本語言的特 色之一，像是日本女性說話時會在句尾加上わ（這情形近年在年輕女性之間有減 少趨勢），其目的是要給人不那麼強硬要求的感覺，這一來就造成語言與性別認 同強烈連結（Inoue: 2002, 394）。而日本語言又以刻意模糊己見、靠著巧妙暗示、

由聽者自行意會或判斷的方式來曲折地達成溝通（佐藤，24），像是明明是希望 對方開窗，但是卻婉轉地說覺得屋裡有點熱，由聽話方自行意會去將窗子打開

（25），是很典型的日本人說話方式，在這樣雙重的語言政治壓力下，日本女性 要如何堅定、明確的表達被社會壓抑的情慾？而看到這樣的情慾被如此的表達出 來，想必對明治末年、大正初年的日本人而言是相當大膽而充滿啟發的事。所謂 的新女性，正是走出舊傳統，對抗既有社會框架、不懼怕被妖魔化和投石頭嚴懲 的女性，語言是一個慣習，它架在仰賴套用既有共通形式才能達成溝通的框架、

和允許自由表達已達成個人獨特要求的兩端，打破前者會冒著無法被理解的危 險，打破後者則無法傳達個人需求，在這兩端要如何既循著前者的框架獲得對方 了解，卻又能達成後者的目的，在森鷗外所譯莎樂美中呈現最極端的兩難。

而森鷗外之所以會選擇用這麼高度對比的語言來表達相對社會禁忌的思 想，或許也和明治後期日本社會本身所面臨的極端對立意識有關。當時的日本因 為和清朝（1894-5）、俄國（1904-5）兩次大戰成功，刺激了國家主義情緒沸騰，

這讓原本一路順遂的明治維新、一意強調西化進程開始遭到了反動，日本內部出 現質疑快速西化必要性的聲音，追尋舊日本傳統、推崇天皇專政和儒家復辟的聲 浪開始出現，加上快速工業化、現代化造成人口快速移入大都市，出現新的社會 型態和氣氛、人際關係也跟著不同以往，人們開始懷念起舊農業時代的單純、推

這讓原本一路順遂的明治維新、一意強調西化進程開始遭到了反動，日本內部出 現質疑快速西化必要性的聲音，追尋舊日本傳統、推崇天皇專政和儒家復辟的聲 浪開始出現，加上快速工業化、現代化造成人口快速移入大都市，出現新的社會 型態和氣氛、人際關係也跟著不同以往，人們開始懷念起舊農業時代的單純、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