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記者的「權力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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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所提供的解題資訊，有時候必須小心看待：

「今天如果記者跟我講 1234567 的時候，我不是只拍 1234567，我一 定會拍 123456789、10、11、12、13、14、15 啊！（為什麼？）因為我覺得 我怕，我帶回來的東西沒有辦法滿足他啊！（你說『他』，『他』是誰？）

記者或長官啊。因為文字記者必須向他的長官負責啊。可是長官坐在辦公室 裡面，他並不一定真正瞭解外面的狀況是什麼，他如果說我帶回去，突然說 要改變角度時候，你沒有那個畫面不就倒楣了嗎？」（受訪者Ｎ）

對很多攝影記者來說，不管是文字記者還是文字主管，雖然他們是攝影記者工作中重 要的新聞資訊與解題資訊的提供者，但他們的想法往往又可能是善變的。而且，解題目往往 不是組織內，還包括組織外，也就是不同組織之間的事情。而對Ｎ來說，為了「自保」，必 須具備他所說的「聯想力」，也就是在新聞現場中，不只要整合既有的新聞和解題資訊，更 要想像各種可能的新目標和新狀況。總之，本研究發現攝影記者工作中常常處於一種「資訊 焦慮」的狀態。「漏拍」除了是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事情（例如因為攝影記者動作太 慢而錯過了拍攝現場重要畫面），也同時是攝影記者與其他共同使用新聞影像的人之間的事 情。解題目標的「結構模糊」其實也就是是連結的結果。

第二節 攝影記者的「權力焦慮」

一、現場的詮釋權

如果說剛剛描述的狀況是由於解題目標模糊所致，那當解題目標非常清晰時，攝影記 者們似乎又可能出現另外一種狀態的焦慮：權力焦慮。在實務觀察以及訪談中，我們發現文 字記者的解題目標與攝影記者的想法有時候會出現意見不同，而當這種狀況發生時，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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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記者身上的焦慮就已經不只是資訊問題，而是權力互動的問題；而且，更牽涉到誰有詮 釋或再現新聞現場的問題。訪談中，攝影記者Ｍ提到某次製作一則 3C 產品銷售的新聞，當 天文字記者告知要做「熱賣」的主題，但他到了新聞現場中卻看不見「熱賣」的情景，但他 還是設法把畫面拍成很「熱賣」：

「那就不熱啊。你的主題就是拍人潮啊。那你當然是 close 去抓那個，

人很多啊，腳啊，手在那邊弄 3C 那些東西。 ...會盡量想辦法弄得像一 點。」（受訪者Ｍ）

如果說透過攝影機把新聞現場轉化成影像素材是電視新聞攝影工作中最核心的事情，

那我們會發現，當解題資訊與現場狀況出現差距時，也就是主管或文字記者所規劃或想像的 與攝影記者自己眼睛所「看見」的出現差異時，攝影記者就可能會遇到拍攝上的抉擇。更簡 單來說，當這種狀況出現，攝影記者便需要從現場攝影作為「目的」和作為「手段」之間進 行調整，而他/她涉入新聞現場的方式，以及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也將有所改變。當然，

像以上攝影記者Ｍ把「不熱」的賣場拍成「熱賣」的這一類事情，其實也是與新聞採訪倫理 相關的事，但在訪談中，我們常常看到解題「目的」主導了「手段」的事情。有時候，「手 段」不一定是「無中生有」（把冷清的賣場拍成熱賣），而可能是「斷章取義」，或對新聞 現場特定事物的刻意「放大」，例如攝影記者Ｈ提到：

「那天其實就是ＸＸＸ開會常挖鼻孔，人家覺得你教育部長怎麼會做 出這樣言行不當的錯誤示範，然後在立法院大家就在賭，看他會不會挖鼻孔，

那就是真的挖鼻孔了...。（那天是記者本來就跟你講要去拍挖鼻孔？）對，

那天重點就是這個。」（受訪者Ｈ）

曾經在某政治立場偏向某黨的電視台工作的攝影記者Ｍ也提到，以前與記者出門拍黨 政新聞，就是要找不利於另一政黨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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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東西就會說，文字記者就是要那個方向，要你拍這個啊，拍比較 綠的東西，就抓藍的打瞌睡啊，什麼啊，不會在綠的場子抓你打瞌睡啊。」

（受訪者Ｍ）

在一篇關於報社攝影記者的研究中，也有一段精彩例子：

「...如果攝影記者接到的新聞稿單中，阿扁因為陳幸妤的事情悶悶不 樂，但當天阿扁出現的場合都是快樂的場合，從頭到尾笑嘻嘻的，期間只有 片刻的機會，記者拍到了阿扁不苟言笑、不怎麼出色的畫面，編輯卻選了它 來點綴新聞。」（許靜怡，2003：8-9）

從以上資料中，我們發現不管是電視或平面攝影，攝影活動只是整體新聞產製活動的 一個部份，或者說，現場攝影往往是為了某種報導目的之手段，而並非目的本身，因此，到 底在新聞現場中選擇「拍什麼」與攝影記者在新聞現場中「看見什麼」之間，常常無法取得 完整的一致性。其實，這也強調了新聞攝影並非一種「一鏡到底」或「全都錄」的攝影活動 但對本研究來說，更重要的是，攝影的選擇除了是一種「智能」活動，更存在與協力資源之 間的權力互動。在以上幾段訪談內容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文字記者或主管「引導」攝影記者 的拍攝狀況。有攝影記者便提出，工作中很容易變成文字記者或主管的「工具」：

「你拍什麼他也不在乎，他寫他的，你拍你的畫面，遇到這種剛開始 我會跟他講，我在現場看到甚麼，...那如果我溝通過之後，他還是按照他方 式寫，我可能跟這個人搭幾次我就放棄了。（你說的放棄是什麼意思？）我 就放棄他，我可能不會再跟他搭。我在他面前，我就覺得我是個攝影工具，

並不是一個攝影記者。」（受訪者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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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不合時，攝影記者可以「抗議」或「不配合」嗎？有攝影記者 說，這已經不只是新聞採訪能力問題，而是人際關係和權力的問題：

「...眼睛長在頭上，沒辦法接受人家意見，他認為怎樣就怎樣，甚至 有時候說，長官說什麼長官說什麼，事實上我知道是假的，長官不會跟你說 那麼多，都是你的想法，...。」（受訪者Ｌ）

「當然我是盡量跟他溝通，那如果他覺得按照他的方法來寫的話，那 當然就是有討論空間，可是講白一點，如果你是剛進來，你是屬於比較資淺 攝影的時候，那當然他決定什麼就是什麼的話，你沒有辦法跟他反應。」

（受訪者Ｈ）

其實在訪談中，當研究者與各受訪者就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對「拍什麼」或新聞重點 上意見分歧時，很多攝影記者都會提到，攝影記者不一定都要「讓」文字記者的。如同以上 攝影記者Ｈ在也提到，當自己在組織中工作一段長時間後，由於公司主管對其能力以及態度 已經有一定的信任，因此當有文字記者「硬」要他把新聞現場拍成與事實不符的狀況時，他 是可能直接找主管抗議，並可能推翻或改變文字記者的想法的（他也強調，自己並不是每次 遇到這種狀況都會抗議，因為會害傷同事之間感情）。不過，在實務中我們似乎常常看到，

文字記者和主管，或被攝影記者歸類成「文字」的人，往往主導、制約，以及控制了攝影記 者在新聞現場的拍攝方式。事實上，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的權力互動也是文字部門與影像製 作部門之間權力互動的延伸。「長官說的」不只是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之間的問題，也是攝 影部門或主管在組織內與文字部門的權力位階問題。工作十多年，曾在多家媒體工作的攝影 記者Ｌ在訪談中提到，台灣電視台的新聞部大多受文字部門主導，但他也曾任職過的某家電 視台，由於攝影主管個人特質，願意「挺」攝影記者，而曾經讓攝影部門與文字部門「平起 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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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的狀況是，現場不是那樣子，可是記者偏偏要這樣寫，...那 種我們可能就會直接跟文字記者說你可能需要修稿，因為我們兩個同時都在 現場，我不可能看到的，跟你看到的落差這麼大，對啊，這時候就要求改稿 ， 對啊，如果他還是不改，我們可能就直接由我們的主管出面去把這件事情搞 定。（那個時候是搞得定嗎？）搞得定啊。那時候我們的攝影組組長還蠻硬 的，可是他後來提早就畢業了²⁶，呵呵，因為太硬了。」（受訪者Ｌ）

Ｌ表示，在那個時候，當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對現場感受或觀察有不同意見時，雙方 是有討論空間的，雖然文字記者（或文字主管）不一定都願意妥協，但卻有過一段攝影記者 可以據理力爭的日子。總之，我們從實務中可以發現，攝影記者除了不知道要拍什麼的「資 訊焦慮」狀態外，有時候也會出現知道要拍什麼卻又不一定說服自己的「權力焦慮」狀態。

以攝影機詮釋現場，不只是智能配置的問題，也是權力互動的問題。

二、攝影機的使用權

攝影記者的「權力焦慮」除了影響了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攝影 記者與攝影機這項工具之間的關係。其實，在關於「攝影工具」的分析中，本研究已經提出 攝影機作為一項物質工具雖然是由攝影記者所「操作」，但攝影機在「影音」的分工，以及 新聞影像作為心智語言的層面上，其實不只被攝影記者所單獨「使用」。特別是影像語言和 文字文稿之間關係密切，文字記者事實上可以說是與攝影記者「共同使用」攝影機工具的人 但是，在實務中，我們又發現當文字記者或文字部門過於主導新聞採訪時，攝影記者「使 用」或「連結」攝影機的權力，往往也會隨著他們詮釋新聞現場的權力而一同被削弱。攝影 記者的「權力焦慮」除了是「看」的權力也是「拍」的權力。當「文字」力量過大時，文字 記者與攝影記者的「分工」出現質變，「協力」攝影記者的人可能變成了「制約」或「控

攝影記者的「權力焦慮」除了影響了攝影記者與新聞現場之間的關係，也改變了攝影 記者與攝影機這項工具之間的關係。其實，在關於「攝影工具」的分析中，本研究已經提出 攝影機作為一項物質工具雖然是由攝影記者所「操作」，但攝影機在「影音」的分工，以及 新聞影像作為心智語言的層面上，其實不只被攝影記者所單獨「使用」。特別是影像語言和 文字文稿之間關係密切，文字記者事實上可以說是與攝影記者「共同使用」攝影機工具的人 但是，在實務中，我們又發現當文字記者或文字部門過於主導新聞採訪時，攝影記者「使 用」或「連結」攝影機的權力，往往也會隨著他們詮釋新聞現場的權力而一同被削弱。攝影 記者的「權力焦慮」除了是「看」的權力也是「拍」的權力。當「文字」力量過大時，文字 記者與攝影記者的「分工」出現質變，「協力」攝影記者的人可能變成了「制約」或「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