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政策網絡在我國的發展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然而在 Marsh and Rhodes 提出辯證模式後，卻遭遇到兩大困境，第一是針對
「辯證」一詞的使用，在科學領域中別具深意且尚有爭議；其次就是辯證模式的 個案實證分析稀少，且個案的分析亦遭到嚴正的質疑（王光旭，2005：69-70）。
第三節 政策網絡在我國的發展
重新省視政策網絡的應用，使用「政策網絡」、「網絡」為關鍵字，在國內 的資料庫搜索，可發現政策網絡在國內的相關研究已開枝散葉，政策網絡被應用 於各種不同的議題上，像是健保、觀光、核能、流域治理以及弱勢團體等議題，
可以說政策網絡在議題應用的程度上相當的廣泛。
然而綜觀我國傳統的以政策網絡為主題的學位論文或相關研究，大多容易陷 入 Rhodes 提過的將政策網絡類型解構再重新結構化的方法，這也使政策網絡對 於政策過程的解釋有所不足，有些學者即對政策網絡這些問題，提出了批判，像 是：一、政策網絡的邊界模糊，行動者難以界定；二、權力依賴的網絡結構中，
權力的流動僅止於靜態的描述；三、缺少嚴謹的研究方法，以分析政策網絡中行 動者的脈動和政策網絡的起始（王光旭，2005：73-74；丘昌泰，1998；黃柏榕，
2011：25)。Rhodes (2002: 400-401)也認為，許多學者不斷的將政策網絡和政策 社群的特點整理歸納，建構出各種類型學和表單，用這種生物分類學途徑的作法 來分析政策網絡，換句話說，這種收集並分類幾個種類的分析方法，已讓人感到 厭煩。故當我們反觀我國政策網絡理論的應用，可以發現在政策網絡理論被廣泛 的應用的同時，這些被提及的問題也有被發現，國內學者也嘗試找出解套的方法，
像是透過與其他理論的結合應用、建立更嚴謹的政策網絡分析設計，期能改善政 策網絡理論應用時的空泛。
壹、我國現有的政策網絡研究分類
回顧我國政策網絡之相關研究，有單獨使用傳統政策網絡理論，用以解釋政 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行動者的互動關係，更多是結合政策網絡與其他不同的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論，除了可讓偏向靜態描述的政策網絡理論，更具有彈性和對政策的動態有更詳 實的見解，使政策網絡應用政策過程的描述不致於落入所謂的「隱喻」和「類型 學」的窠臼。與政策網絡理論進行結合的理論整理如下表 2-2，其中較常見的是 以利害關係人的理論帶入對政策網絡的研究，雖然在觀察的面向上略有差異，有 些著重於對政策網絡中利害關係人的區辨和指認，有些則強調政策過程中政策利 害關係人的角色、角色的界定以及這些角色的互動關係，或是關注利害關係人群 體的結盟；新制度主義與政策網絡的融合，透過新制度主義的理性選擇、歷史和 社會等三個途徑，單一或綜合使用三者，用以解讀政策網絡中行動者的行為意涵、
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對政策結果帶來的影響；最後，則是政策網絡與社會網 絡分析的結合應用，透過中心性、中介性以及影響力等面向的分析評估，用以了 解政策網絡中各個利害關係人群體的互動的密集程度和頻繁程度，並藉中心性分 析的結果，發現各政策領域中的網絡核心群體。
雖然國內當前將政策網絡與利害關係人理論結合的研究相當豐富，但熊瑞梅 和王光旭（2012：1）認為目前與利害關係人理論結合的相關研究，大多數止步 於探討利害關係人如何影響政策結果，對於是哪些因素影響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 動關係，鮮有聞之。換句話說，雖然透過利害關係人理論強化了對行動者之間互 動關係的分析，使對政策網絡的觀察轉變為中觀層次，在網絡中多了權變的彈性 應用。但政策網絡仍只具有描述參與者的互動與政策結果的功能，卻無法更進一 步解釋是哪些原因影響了行動者(Dowding, 1995: 137)。故政策網絡還是只能被視 為是一幅靜物畫，無法傳神的描繪出網絡的動態過程，其實回顧政策網絡的特性，
網絡是可能隨著時間和環境改變的，故缺少了對動態網絡的分析，其實這樣的政 策網絡圖像並不完整。
因此，Dowding(1995: 137)建議可以透過社會網路分析方法強化政策網絡，
使之能更全面的詮釋網絡中行動者的互動關係和行為。Marin and Mayntz(1991) 也認為可以將正式關係網絡和非正式關係網絡進行結合，可以觀察到更多政策網
‧
絡之間的異同(轉引自 Dowding, 1995: 158)。但在將政策網絡與其他概念作結合 的同時，仍應小心輔助理論喧賓奪主的可能，王光旭（2005：93）認為，應謹守
‧
要素，並依此建構出屬於其適合其個案分析的架構，Rhodes(2006: 6)又將這些分 析方式戲稱為生物分類學途徑(lepidopteran approach)的網絡分析。雖然政策網絡‧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的研究在當代落入了一種工具性的循環，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政策網絡觀察政策 過程，藉此分析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亦能有效協助我們詮釋政策過程中的結 構及關係連結。
Rhodes(2002: 400-401)透過實地考察的方式，對當代激增的政策網絡研究做 點評，他認為當代政策網絡的研究太過偏重信念的地位、類型學分析法以及網絡 管理技術的改良，但卻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為什麼網絡改變了？」，故嘗 試以建構主義的角度分析當代政策網絡相關文獻的優劣之處，如下四點：
一、實證主義下的政策網絡
社會科學以實證主義的觀點剖析被視為社會結構的網絡，當中還包含了信仰、
利益和個人行為等要素，社會科學對網絡變化的解釋是改變的源頭來自於外部。
二、漸進式改變的政策過程
網絡創造的政策制定程序，是一個漸進式的變化過程，網絡變化的要素有四 項：經濟、思想、知識和制度以及所有的外部網絡。
三、網絡的類型學分析法
政策網絡相關研究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那就是類型學的分析方法。每 個個案都是由當中的行動者所建構而成，不是藉由對現有的網絡理論拆解，再重 新拼湊出一個框架。
四、務實導向的網絡分析
網絡相關文獻是追求務實主義，並致力於如何改善網絡管理。研究者就像汽 修工人，致力於將網絡管理修復，驅使其前進。
相似的問題，王光旭（2005：73-74、93）在檢視我國日益增多的政策網絡 研究時也有所發現，其認為政策網絡不應該只是種進行「搬東牆，補西牆」的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究，政策網絡應該要走出靜態的描述性隱喻，和套套邏輯的迴圈中，其結合國外 學者對於政策網絡研究的檢討，整合國內政策網絡的研究在應用時所產生的缺點，
有如下三點：
一、網絡邊界的劃定和行動者的指認沒有明確的方法；
二、網絡中行動者的互動和資源的流動以及行動者在網絡中的結構位置沒有實際 的分析方法；
三、政策網絡和當中的行動者介入政策過程的起點沒有研究的方法可供分析。
爰此本研究在歸納前述有關現行的政策網絡分析方式之優劣得失後，遂決定 在後續進行政策網絡分析時，將嘗試採用社會網絡分析途徑，透過社會網絡分析 的重要優勢，也就是將分析的重點放在網絡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不是參與 者本身，使本研究之網絡圖像更具動態的特性，使本研究不至於落入典型政策網 絡分析之窠臼，跳脫以較靜態的方式闡述網絡成員各自的稟賦和權力資源交流。
貳、政策宣導與政策網絡的連結
要談網絡與政策宣導之間的關係，首先我們可以先從本研究的主題核能安全 緊急應變措施的政策宣導類型談起。從政策宣導的意義進行分類，可分作如下三 種類型（陳清河，2004：2-3）：
一、以公共事務的宣示為主：試圖透過媒介將公共事務對民眾進行善意的告知；
二、導引整合資訊的意圖：以防災和防疫的訊息傳遞為主，基於防患未然的精神，
對民眾進行資訊教導和訓練，使民眾在發生災害時可以從容應對；
三、法律規範與道德觀念的誘導：將會社會準則訴諸民眾，提升民眾尊重社會的 觀念。
從本研究的主題來看，可以被歸類為是具有「導引整合資訊的意圖」意涵的 政策宣導。政策宣導之本意在於公告特定事項、針對特定事件的知識和常識進行 推廣或是針對特定的規範作宣示等，即所謂的政策宣導。那麼為什麼傳統政策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導會失敗，是政策宣導的內容設計得不夠完整，還是在進行政策溝通的過程中，
作為傳遞訊息信使角色的里長沒有善盡職責？本研究試圖挖掘為什麼政策宣導 失敗的原因。過去很多學者在探討政策宣導之所以會失敗的原因非常多，像是媒 體的日益普及化以及新型態的溝通媒體不斷出現（黃俊英，2011：2）。
政策宣導之本意在於公告特定事項、針對特定事件的知識和常識進行推廣或 是針對特定的規範作宣示等，即所謂的政策宣導。雖然公部門進行政策規劃時的 立意良好，主旨都是為民眾的福祉著想，以我國核能緊急應變措施政策宣導為例，
緊急應變措施的政策溝通是希冀當發生核子災變時，民眾能盡可能不驚慌，更好 的面對災害。但如果說我國政府的管理方法，可以視為已經步出公共管理轉向治 理的層面邁進，與民眾的溝通和政府部門的自我課責已然落實，那麼為什麼僅是 對地方民眾進行核能安全緊急應變措施的政策宣導，卻仍然發生溝通上的障礙，
緊急應變措施的政策溝通是希冀當發生核子災變時，民眾能盡可能不驚慌，更好 的面對災害。但如果說我國政府的管理方法，可以視為已經步出公共管理轉向治 理的層面邁進，與民眾的溝通和政府部門的自我課責已然落實，那麼為什麼僅是 對地方民眾進行核能安全緊急應變措施的政策宣導，卻仍然發生溝通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