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尾聲（即再開始）：不變的價值，多元的走向

在本研究中，敘說者對於所參與之環境運動所提出的訴求關注，沒有因著現 場集結人潮的散去而停止，不僅持續關注著議題的發展與走向，更在自己所在的 社會工作實務場域，找到繼續得以實踐所認同之環境價值的投身層面與多元角 色。

一、「平權」價值的不變追求

在敘說者的實踐故事中，為弱勢者爭取更多聲音被聽見是實務工作者的堅 持；使大眾的環境意識覺醒，以參與在為他人與自身權利／權力／權益伸張，是 倡議工作者的目標；投身在以教育方案作為青少年族群在核心價值的建立，是青 少年工作者所採取的溫和革命行動，也盼作為運動進場的一個工作典範。

從所生發出的實務目標來看，可以看見平權價值的意識流竄。學者 Hasenfeld

（1987）曾經指出，若能以「平權」的方式協助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才會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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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與建設性；因此，實務上要格外注意行使社工角色所擁有的權力，傾聽服 務使用者的聲音，或幫助其發聲以表達內心聲音，這都將是實務上具有建設性的 基礎與必要前提。在下一段中，可以看見以環境意識為出發所創造中的實踐知 識，蘊含在以下多元的角色中。

二、「多元」社工角色的新可能

敘說者們覺得自己的社工角色分別像是「分解者（或任何東西）」、「變形蟲」、

「細菌」，或「介質」，他們那以生態界物質或物種對社工角色的命名與比喻，藉 由解說的敘說文本得以理解到，那對角色的認同與期待蘊涵著「解構」、「多元」，

以及「橋樑」的意涵。不正反映了身為社會工作者的他們，在以參與環境運動作 為社會工作的實踐，所曾經發揮或自我期許的角色與功能，以下分別彙整、歸納 如下：

（一）啟動能動性的「使覺醒者」：「分解者」與「細菌」的功能

在環境運動或以環境價值意識為出發的實踐，雖著重在「人類社會制度的結 構觀點」，但所運用的角色及其功能仍有其特殊性與共通性。在資料的歸納整理 後發現，除了「運動者」是共有的認同外，「教育者」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還 有「方案設計者」、「對話平台」、「顧問」和「意識傳遞平台」。但除了「運動者」，

還包含促進當次運動訴求的目標達成外，其他角色共通的主要目的，都是在「使 覺醒」——使在壓迫的結構或處境中覺醒，產生抵抗的力量與能動性。

在環境運動場域，要抵抗的縱然是有形的權威勢力、體制政策或既得利益 者，然而，最關鍵的仍是那無形的主流論述與價值意識——若能使意識覺醒、價 值翻轉，卻將會形成抵抗支配團體的力道。因此，以意識覺醒為目標的教育工作，

會是最根本與基礎的工作層面，它能夠如同分解者與細菌一般看清楚壓迫的結 構，並找到切入的施力點。

在此同時要注意的是，「使覺醒」要避免淪為一種「促進」的型態——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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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壓迫力道的改變。Minow（1985）的研究指出，這是一種「差異的兩難」，在 充權案主的同時，也間接標籤化了個案。

（二）發揮溝通能力的「搭橋者」：「變形蟲」與「介質」的功能

結構對社會工作者的能動性影響是無所不在，無論是在環境運動現場或回到 實務工作場域，都可能面對由上而下來的專業自主性之挑戰。在這情境下，社會 工作者可扮演機構與服務使用者間的搭橋者，以在上位者得以理解或同理的表達 去說服，或填補在上位者與服務使用者間在知識、文化與對話上的斷裂，如此才 有讓服務使用者聲音被聽見與被接納的機會，因而發展與進行符合他們需要的實 務工作才可能成行。

搭橋者如同「介質」一般，可以使窒礙的實務工作，藉由角色的憑藉與施展 而推展開來。在角色能力的運用，以「溝通能力」最為核心且普遍，語言能力的 展現則如「變形蟲」，可以幻化成各種形式成為溝通本身或溝通媒介，不僅展現 在運動的第一線工作，也使用在環境議題相關的實務場域。

在環境運動的第一線工作中，所涉及的溝通對象包括有：相對立場者、社區 內的受壓迫者、社會大眾，甚至在運動圈成員間或的對話與溝通。在環境議題相 關的實務場域中，則包含有：為爭取讓弱勢者聲音被聽見與接受的機會，而向上 級主管所作的體制內溝通；為使更加瞭解議題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而與工作相關 的中介管道作體制間的溝通，以順利連結資源。

在溝通能力的技巧運用部分，除了個案工作中的會談技巧外，特別也牽涉到

「文化與跨專業知識的轉譯能力」。公部門「父權主義式的利他」態度與作法，

得以藉由讓上級長官能夠同理的說法，或提出得以接受的不同說法與作法，來傳 達服務使用者的切身需要與關切。在運動現場的舞台，將環境知識的艱深內容轉 譯為大眾可以理解的表達能力，試圖以創意方式跨界包裝為閱聽大眾可以理解、

有切身感受的議題訴求廣告或文案——要有吸引大眾的廣告或文案，又涉及向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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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從業人員溝通、轉譯議題內容的能力有關。

由此也間接可知，環境運動的議題實踐背後有較高的知識門檻，雖然議題與 生活在環境中的人們和環境本身的息息相關是確實的，學者 Dominelli（2011）

也指出，「跨專業轉譯」是社會工作者所需具備的能力之一，以能將自然生態環 境相關知能轉譯成社會大眾可以瞭解的內容，但從社會工作者的養成內涵來看，

與環境議題本身相關的「跨領域的專業知識」，卻是社會工作者在實踐道路上難 以跨越的一道限制；但與不同專業者協同合作的「跨專業合作」，卻可以在限制 的前提下創造另一種可能的實踐。

花子：「從文獻來看，社工系學生對於『照顧者』形象遠遠高於『改革 性』的形象；社工系學生喜歡選修直接服務的課程，更勝於間接服務課 程。然而，回觀我的學習經驗，也曾隨波逐流地接受這波偏向微視與中 介方法的學習『主流』…

「在反核運動後，我要如何更進一步地裝備自己呢？可以藉由什麼樣的 管道？翻閱我的社工教育教材發現，雖然『跨專業合作能力』可以藉由 體制內的『社區工作』與『直接服務技巧』來建立，『鉅視結構的批判 視野』可藉由『倡議理論』來提升，但『動員組織與群眾的能力』、『政 策制定者和意見領袖的遊說能力』，以及『生態環境知能』，卻一無所 獲。縱然可以像敘說者們一樣，在體制外主動尋找相關的課外講座、相 關資訊或外校（系）課程，但除了課程本身會呈現『環境知識』與『社 會工作』的整合性相對很低，心裡也仍有著在體制內說不出的孤單感，

就像大二時的阿山一樣。因此，期待系所能主動在既有的本土社工教育 的養成管道，發展出一個連結他校、他系或他機構之課程資源平台，那 麼影響的應該不只我個人的學習權益，同時也避免成為『主流文化社會 工作』，而展現出社工學門對環境價值的實質重視。屆時，孤單感也就 會隨著『認同』機制的建立而消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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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說到以環境價值意識為出發的社工角色運用，除了『運動者』

隨著倡議和充權理論偶一出現在我校內的學習外，『教育者』、『方案 設計者』、『對話平台』等，都是常見於傳統社會工作的知識建構文本。

但對於在實務現場的運用，我卻缺乏實質的想像。難道真的只能像雲子 所說的，那樣的老師是可遇而不可求嗎？！想了想，除了在實習機構的 結構上，納入環境倡議組織的選項外，若在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方式，加 入實質現場的樣態解說，或邀請實際具有參與經驗的社會工作者，作實 際的分享與交流，不僅可以打開學生們的視野，也增進對相關實務領域 的瞭解與想像。

「專業知識結構的鬆動是一項滴水穿石的工作，涉及知識權力的運作，

在課程設計與安排的改革未達之前，真是期待社會工作學門的教育者也 有可發揮的抵抗行動，正如敘說者們所致力在環境運動領域，期許自身 所扮演的教育者身分上所發揮的功能——『使覺醒』。盼望我的後輩們 得以接受這項洗禮；盼望即將畢業的我，在未來的實務道路上，也能朝 著這個目標前行…畢竟，唯有經歷過覺醒／被充權的社會工作者，才有 能力使他人覺醒／充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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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一場「回歸主體」與「邁向平等」的發聲練習

「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世代，『我們都是和自己賽跑的人』， 不必瞻前和顧後，永遠只需要問自己：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引自何榮幸，2014，p.9﹚

環境運動之於我而言，只有參與過兩次的街頭遊行，而且還是起於公民運動 蓬勃的 2014 年，也就是整體社會民眾關注或參與社會運動比例較高的那一年。

無論是環境運動的歷史、發展軌跡，或臺灣曾經發生的環境議題、公害事件和開 發議題等，又或是社會運動的相關理論與技巧，對我而言有如跨專業般的陌生。

在研究所修課的 3 年，未曾在課程列表中看見它的蹤影，也未曾激起我內心對它 的探知，但為何我要做這主題的研究？甚至因研究目的的關係，而必須使用生疏 的研究方法——敘事研究。

如今走到論文的終點，回過頭來看向那站在起點的自己，原來對於研究主題 的選定，反映了我那不想因循主流的內在革命，同時也是一場追求所認同之價值 意識的外在革命。

不意外的訪客——「馴化我」的起源與叩門

這場以論文作為價值認同的實踐，迎來了令我不意外的訪客——「馴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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