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工我」在參與運動後的發問
第三節 研究目的：我想往何處去
不會因此在權力底層中「消音」或「同一」，甚或成為「主流文化社會工作」18下 的社會控制工具？會不會為了達成虛假的內在平穩，以一種「歸咎受害者」的角 度（嚴祥鸞，2007）執著於進行「問題取向」的手法？又或成為「壓迫共謀」
（complicity of oppression）19者，以默認參與在壓迫源對自身的壓迫？在意識覺 醒的狀況下，無法再藏躲那「馴化」的身體，但曾被壓迫的我難道要淪為自己的 壓迫者，強逼自己達到所謂的目標？覺察後，面臨生發不出突破矛盾的力量時，
會不會因此成為「頭累累」20又傷痕累累的社工逃兵？
這一個個對已然未然的「實務我」之問號，以及反身預見自身意識與行動背 道而馳的內在斷裂，讓我對於能夠站上環境運動場域力聲疾呼、堅持訴求的社會 工作者感到敬佩，卻也好奇——難道沒有掙扎過、退縮過？始終都能如此義無反 顧、勇往直前？
在踏入實務界之前，我選擇一個在生態界中全然默默無聲，極度仰賴人類發 聲，而在社會工作領域中仍屬邊緣的「環境」作為探討議題；而又以極具能動性
21，並追求環境公義的「運動」作為實踐場域，藉此盼能透過投身其中的社會工 作者，看見前往「邊緣」區域的信念指標，以及隱身到現身的前行動能。
第三節 研究目的：我想往何處去
「臺北下雪了！」2016 年 1 月 25 日，驚呼聲此起彼落地出現在電視新聞中、
我的社會支持網絡間，若有統計，「下雪」這詞語應該可以榮登該日臺灣各大入 口網站的熱搜詞。回顧臺灣的下雪紀錄，1890 年代末的濁水溪以北也曾靄靄白
18「主流文化社會工作」遭「多元文化社會工作」批評，認為在既有的社會體制和結構下容易忽 視非主流文化的價值觀點與需求，而違背了社會公義的價值理念（李明政，2011）。
19 Yip（2004）所提出之概念，代表工作者在壓迫處境下沉默、壓抑、忍耐，不僅無法鬆動壓迫 結構，所形成的默認更成為壓迫自身的一員。
20 台語發音，形容自卑、受挫以致頭低低的樣子。
21 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是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範疇中涉及人類行動的概念（陳學 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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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狀，當時在全台各地頻傳降雪消息，就連嘉義平地都下大雪（自由時報，2016）。 相距一百多年後的平地下雪，在臺灣社會因此也堆疊出更強烈的驚喜感，若是「過 去」的我，應該也會參與在這如同慶典般的喜悅氣氛，久久不能自已……
然，現實是上揚的嘴角很快地被憂慮給抑制住，那如同鉛塊般的下拉力量是
「極端氣候」那無法迴避的事實、遊民的生命安全、農業的災損，以及平地生態 等的影響……
一、環境議題從未離社會工作的關懷太遠
在召開「2015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期間22，英國慈善組織「樂施會」
（Oxfam）23曾公布一份研究數據顯示，全球正面臨「極端的碳不均」（extreme carbon inequality），也就是傷害氣候的化石燃料排放，一半由最富裕的 10％人口 所製造，而最貧窮的一半人口，只製造約 10％的排放量，然而他們（約 35 億人）
是最招架不住來自風暴、旱災等極端氣候變遷下的衝擊，所排放的 CO2 需歷時 一百年才會消失，更牽涉到下一代發展權的公平議題（自由時報國際新聞中心，
2015）。世界衛生組織（WHO）與英國大學針對 103 個國家都市與同村等 3000 個處所進行的空氣污染調查顯示，每年約高達 650 萬人死亡於伴隨經濟成長而來 的空氣污染。日常的呼吸中瀰漫著疾病的風險。其中有近 90%的人生活在亞洲等 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國家，而更易受害的族群特別有孩童、老人，以及女性（鄭凱 榕，2016）。本土學者王永慈、游進裕、林碧亮（2013）針對西海岸地層下陷區 的貧窮家庭，面臨淹水而造成的社會影響做研究，發現貧窮家戶對於改善自身居 住處所的環境安全是無能為力的，只能一次次地被迫去面對風災水患的來襲與災 後復原。
由以上一篇篇的統計資料和研究可以想見，社會工作者所服務或潛藏的服務
22 在法國召開的「2015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期程是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為期 12 天。
簡稱「COP 21」或「CMP 11」。會議最大成果是近 200 個締約國一致同意通過的《巴黎協議》（維 基百科，2015c）。
23 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發展及人道救援機構，以消除貧窮，以及貧窮有關的不公平現象為宗旨。
機構網址：https://www.oxf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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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不僅面臨陷入貧窮、疾病的風險與循環，生活中還潛伏的氣候風險與結構 不均的議題，然而這些評估看見卻寫不進個案紀錄。在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 下，往往僅在殘補式（residual）的社會福利層次中尋找出路。然而，生態與物 理環境的破壞，及對人類社會的反撲，無論是結構不均的環境公義議題，或承擔 氣候風險的能力評估，服務弱勢／受壓／邊緣／少數群體的社會工作者似乎沒有 漠視與旁觀的理由。
二、運動現場中零星、分散和少數的社會工作者
專研於本土環境運動研究的學者何明修（2006）指出，環境議題要能在社會 各階層揭露、蔓延，達到啟蒙與重視，主要仍是仰賴社會運動的形式。然，臺灣 自解除戒嚴以來，雖然各種訴求的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地生發在各地、各領域，但 在本土社會工作領域的發展脈絡下，它都並非社會工作實務的主流方法，縱然運 動得以創造機會讓弱勢／受壓／邊緣／少數群體發聲，伸張不公的對待，表達對 政策制度的意見（王甫昌，2003），同時也能提升社會大眾對公義的關注。
1980 年代到現今，公義的追隨者——社會工作者並未集結成「專業集體」， 而是偏向零星和分散的現身參與，而參與比例也普遍偏低（宋麗玉，1987；陳婉 琪，2014）。這現象同時也解釋了臺灣社會工作發展至今「基進」（radical）思潮 的不盛行（宋麗玉，1987；王增勇，2005；鄭國生，2014），但卻未能說明現象 背後的原由。他們是不知、不願，還是不能，以至於在運動場域中缺席、隱身？
反觀現身在環境運動場上的社會工作者們，他們又是為何能、如何能？
三、參與環境運動的隱形拒馬、蛇籠與圍籬
長期研究臺灣環境運動的學者何明修（2006，p.14）表示，「環境運動是一 種利益政治。」環運工作者所主張的訴求，對既得利益的優勢群體往往會帶來威 脅與衝擊，此外，國家權力也並非置身度外，它的政策施行與立法內容不是朝著 環運工作者訴求方向前進，就是反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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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國際間發生國家權力強行介入環保運動的推動。曾於 2014 年 11 月 編製「土壤和稻穀的重金屬污染調查報告」的湖南長沙「曙光環保」NGO 創辦 人劉曙在 2016 年 10 月 11 日失蹤，據報導中國長沙市國家安全局以洩露國家機 密為由而將其拘留（中央通訊社，2016）同年年底，該國政府更試圖將霾污染視 為自然災害而列入到《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以減輕政府在處理工業污染 的壓力（狄雨霏，2016）。
回到臺灣本土有關環境運動所涉及的政治性角力。1986 年民間發起「鹿港 反杜邦運動」，當時政府為了解決閒置的彰濱工業區，並提振低迷的景氣，而主 張開放美國杜邦公司在鹿港設置二氧化鈦工廠，然而，鹿港居民有鑑於 1960 年 代台灣化學纖維公司彰化廠在政策推動下運作以來，所造成的廢氣與廢水污染，
影響在地居民的健康，也造成農作物的經濟損害，因此，鹿港居民誓言反對政府 開放杜邦公司設廠，也發動了本土第一場的環境運動。這也是首件因為人民集體 力量而成功的環境運動（維基百科，2016a）。
在早期的生態保育事件中，也看見另一股專家知識的權力系統進入到政策面 與實務面牽動環境議題的走向。蕭新煌（1987）的研究指出，環境問題的探討最 早是從專家學者開始，但在解嚴之前，他們的研究與論述少有發表的機會，然而 卻發展出兩種知識權力的施展模式。
1971 年，經濟部核准台灣電力公司的立霧溪水力發電的開發計畫，主張環 境保育的專家學者於是結合保育立場的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一同對抗支持開發的 公權力，同時也以學理拉攏社會與論走向，使得開發案於 1984 年 6 月胎死腹中
（環境資訊中心，1997）。另一種模式的案例，首現在 1980 年，候鳥保育與當地 窮困農民的張力。墾丁國家公園在政策規劃與執行上，與當地居民行之久遠的打 獵文化發生衝突，因此一場結合官方、學者與居民的愛鳥座談會於焉形成，公權 力與知識權力結合「說服」農民放棄打獵，並藉由媒體呼籲社會大眾揚棄「中國 人的自私觀念與劣質飲食習慣」（何明修，2006，p.38-39）。雖然這是保育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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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但在文化觀點上，也是公權力結合知識權力及與論壓力來介入當地傳統文 化生活的案例。
專家學者不僅成為政策建言者，也成為環境教育的社會啟蒙者。解嚴後的反 核議題上，更有一派學者以草根反核運動作為抵抗路徑。由此可知，環境運動是 為著特定的社會利益所採取的高度體制外行動，是一種涉及權力施展的抗爭政治
（何明修，2006）。舉凡核能爭議、山坡地濫墾、森林盜（濫）伐而、砂石盜採、
重金屬污染、農田汙染、違建與過度開發、地層下陷、垃圾焚化爐興建、核廢料 存放等問題，深入探究會發現，沒有一項不牽涉到國家權力、地方利益、經濟民 生，甚至國家安全等因素，因此，權力的施展、角力或協商都是必然的。
社會工作者雖非弱勢／邊緣／受壓迫／少數群體的一員，但所服務的對象往 往是身處弱勢性（vulnerability）、邊緣性（marginality），及受壓迫性（under oppression）處境的群體，站上環境運動現場就等同於須對抗主流觀點、權威勢 力、體制政策或既得利益者，如同前進路徑上阻隔的拒馬、蛇籠和圍籬流刺網，
社會工作者雖非弱勢／邊緣／受壓迫／少數群體的一員，但所服務的對象往 往是身處弱勢性（vulnerability）、邊緣性（marginality），及受壓迫性（under oppression）處境的群體，站上環境運動現場就等同於須對抗主流觀點、權威勢 力、體制政策或既得利益者，如同前進路徑上阻隔的拒馬、蛇籠和圍籬流刺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