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潛至隱沒帶：在專業結構邊陲的「社會運動」

環境運動的訴求在於為生態與物質環境發聲，想當然爾的，所抗爭和針對的 對象是共存在地球的人類；運動（movement）也就必然涉及社會力的凝聚。此 外，在本土社會科學的學術發展過程，「環境運動」又隸屬在「社會運動」的運 動類別，而社會運動在本土的發展有一定的時日，因此形成相對綿密的發展脈 絡，文獻也就相對豐富。因此，本文所使用之「運動」一詞乃是鑲嵌在「社會運 動」的意義，意指一群人為著共同目的而主動現身、集結發聲，為達社會變遷與 社會改革目標的持續性集體行動（王甫昌，2003；何明修，2005）。

因而，本節將以「社會運動」一詞作為文獻蒐集與分述之關鍵詞。首先會以 臺灣社會工作的發展與走向的脈絡下，探討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兩者間的關聯 性，以凸顯社會工作者所處養成結構的樣貌，以及社會運動在本土社工專業的排 除脈絡，藉此勾勒出以社會運動作為社工實務手法，可能在專業知識體系與政治 經濟結構所遭遇的結構阻礙與去權脈絡。

一、社會運動與社會工作在歷史脈絡下的關聯：價值中緊密，實務中疏離

社會運動是什麼？與社會工作有何關聯？兩個詞彙所共有的「社會」是什麼 意涵？「工作」與「運動」這兩個相異詞意中又有何共通之處？ 社會工作是一 個奠定在「價值」基礎的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實務選擇與行動方向，不僅依據理 論觀點，價值倫理也成為指引。由此可知，社會工作實務的每一個面向都受到價 值的影響。

社會公義正是社會工作所追求的價值之一，更也是專業發展的基石（NA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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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IFSW, 2014；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CSWE], 2008）。學者林萬 億（2015，p.682）如此描述，「社會正義是社會工作者的靈魂。」社會工作者所 依循的「價值」取向，也反映出對於人性、改變及內在價值的基本信念，Hunter 與 Saleeby 在 1977 年發表的文獻中提到，「由於社會工作的主要關懷點在於『人』

和『人類』的發展，社會工作的價值必須講求人道、人情味，也必須包括公平的 原則，顧及社會正義，同時也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資源管道以及自我能力 的解放。這些價值需要社會工作者扮演將大眾從緊繃、壓迫的社會環境中解放的 角色。」（引自張英陣等譯，2012，p.143）

學者 Thompson（2002）認為，社會運動正是扮演著促進社會公義的角色，

對於發展社會工作實務具有解放形式的影響性，社會工作也因此得以藉其擺脫傳 統「個人取向」的治療模式——缺乏對更廣泛文化和結構的關注，而參與在改善 社會，挑戰不公義、歧視和壓迫的實務。如此看來，兩者共同目的皆是在社會環 境脈絡下，以弱勢、邊緣、被壓迫及少數群體的權益／權力／權利做為付諸行動 的訴求核心。

然而在臺灣，有關公平正義的議題往往口說多於實作——教科書上的出現頻 率，往往大過實際的實踐，「社會運動」往往也就停留在社工專業知識的象牙塔 內，難以出走。

在社會運動蓬勃現跡在臺北街頭的 1980 年代，是公部門約聘社工人員不斷 擴增的時代，但福利、待遇、地位皆不如公務員，甚至必須承擔許多庶務性工作，

因此流動率高，造成經驗也無法傳承（張煜輝，1991）。為了維護社工權益、專 業發展，以及解決省市約聘社工的納編問題，部分學者起而訴求社會工作證照制 度的研擬，卻歷經立法的一再延宕，因而在 1995 年 10 月 26 日發動請願遊行（林 萬億，2012），這是本土社會工作者第一次為自身與整體社群之勞動權益發聲的 街頭遊行，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動員了近三千名社會工作師生與實務工作者。

1997 年 4 月 2 日在「社會工作師法」公布施行後，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工作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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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成為執業門檻的設立。以單一方法企求離開勞動條件不足的「邊緣」位置，一 步步以「證照化」作為走向「專業化」來奠定專業位置與勞動保障的背景下（王 增勇，2012），「個人取向」的治療模式便逐漸發展為主流的專業走向，間接地邊 緣化了「社會運動」在知識權力建構的位置與價值；形成未來社會工作者的養成 結構——一個讓「社會運動」落在邊陲的結構。

二、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結構阻礙與去權脈絡

（一）專業知識體系

若要更進一步瞭解社會工作者的養成結構，首先須回顧社會工作學門的歷史 發展。社會工作的源起是建立在具高度「社會性」（sociality）的關注，19 世紀 工業革命後，惡化的生活環境、社會問題的重重，使得以下兩條運動路線的出現

（甘炳光，2010）：一條是十九世紀的 Mary Richmond 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運動，另一條則是 Jane Addams 的睦鄰運動（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前者對問題成因偏重在個人特質與道德因素，以個人改變與適應等 微視面作為解決策略，進一步帶動了個案工作及治療服務的興起；後者則是歸因 於不公義的社會結構，以走進弱勢群體，改革社區及社會中有關貧窮、被剝削、

受壓迫等鉅視面問題為目標（潘淑滿，2002）。美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便是由這 兩條路線所匯聚，並引領著社會工作的發展走向。直到，美國社會工作在企圖得 到社會認同，冀求藉由理論依據的工作方法來奠定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因此朝向 個案工作手法，並選擇主流的佛洛伊德分析學派作為理論依據；因此，欠缺理論 支持的社區工作就在這專業化過程中式微（王增勇，2012）。近代，美國學者 Shaw

（2011）即針對 NASW 的成員進行調查研究，全面性瞭解社會工作者的環保意 識。研究發現，縱然工作者具有環境保護的信念，然而在知能上卻與一般社會大 眾不相上下，以環境意識為出發的實務與教育也闕如。

臺 灣 的 社 會 工 作 隨 著 美 國 的 發 展 腳 蹤 前 行 ， 移 植 了 「 個 人 主 義 」

（individualism）式的知識體系，雖然挑戰了傳統社會階級的權力不平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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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歧視，然而社會工作學門的走向卻愈來愈朝向個人輔導與心理治療的醫療 模式——一條「治療化」（therapeutisation of social work）的「主流」走向（潘淑 滿，2002；甘炳光，2010），傾向父權主義式的利他模式。助人關係中也就偏向 視社會工作者為專家的權威型角色，加上臺灣最早的社會服務部乃是設立在醫院 體系——公立醫院，故醫療模式在本土的發展上似乎是如魚得水。然而，「病理 觀點」、「問題個人化」的強化，卻容易在評估角度上僅形成「責備受難者」，而 欠缺「責難制度」，甘炳光（2007）建議，採「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個人在社 會功能上的阻礙、限制與問題，則可以提供一種解套之道。

1980 年代的社會工作不盛行「基進」思潮（宋麗玉，1987；王增勇，2005；

鄭國生，2014）。宋麗玉（1987）的本土研究顯示，作為社會運動發源地最多的 台北市，其社會工作者在實際參與行動上僅有 8.5%，遠低於所生發基進意識的 比例。社工系學生在某些程度上也呈現「重直接、輕間接；重微視與中介、輕鉅 視」的傾向，偏廢政策、法規與管理上的知識追求（賴兩陽，2004；黃彥宜、陳 美智、劉鶴群，2008）。雖然早期社會工作教育是附屬於社會學系，然而，在賴 兩陽（2007）的研究顯示，全臺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有開設社會運動相關課程 的也僅有 3 間（12%）學校。反觀，在倡議課程的開設則相對高許多，然而在洪 文潔（1996）、古允文與洪文潔（1998）的研究顯示，若以倡導觀點作為四本社 會工作概論教科書的分析，教材的編寫仍呈現「非變革」的走向。

近年來，劉庭歡（2013）針對新北市社工系學生對社會工作者形象所做的研 究發現，社會工作者的「照顧」者形象認同仍是高於「改革」者形象。結果顯示

「溫柔婉約型」多於「社會倡議型」，此外，前者的形象還有助於社工系學生在 畢業後投入於本業。盧怡秀（2011）的研究則顯示，社工系學生普遍養成為「規 訓³³」的身體，欠缺批判意識與挑戰思維，學生的覺察意識也就沉潛在這教育的 結構中。進入實務界後，無論是私部門的高案量、高風險、低薪資等勞動條件不

33 規訓，為 Michel Foucault 在 1977 年所出版的《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一書中所 提出之概念，意指作為一種人體細節的政治性干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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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藉由主流走向的外化（externalization）³⁶與覺察，因此對於社會工作者的專業 認同也不致造成影響。該研究也發現，結合社會運動的社會工作，可以在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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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版上的內容寫著——「揪社工夥伴們一起參與反核大遊行，一路上遇到許 多參與不同議題的社工……」（引自翻轉社工學生聯盟，2015）。在太陽花運動 後，「NPOst 公益交流站」也刊載一篇名為「台大社工所林玲安：社工也要勇敢 站出來對抗體制與捍衛專業」的文章，呈現一名一路從大學本科系到研究所的社 工所學生林玲安在社會運動的抵抗身影。「曾因大埔事件、反核遊行上街，但是 卻都是一次性的經驗，從未主動長期的參與社會運動——直到 3 月 18 日學生闖 入立法院之後「以往較多是前往機構做直接服務，但這是我第一次深入的投身社 會運動。」林玲安給社工系學生的建議寫著：「社工的教育中，常常強調我們是 要真誠溫暖的去助人，但卻很少告訴我們要學習對抗體制。但我們不要只學習當 一位真誠、溫暖的助人者；我們更可以是帶著堅定意志來對抗體制的助人者。」

（引自張傳佳，2014）在這篇報導中，可以看見參與體制外的社會運動，讓她的 助人者角色更為多元與擴展。大學與研究所皆接受社工養成的胡哲瑋（2015）則 是在接觸到華光社區的開發議題，才開始質疑不曾質疑的政府結構，也逐漸開啟 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短時間內他的個人經歷寫下一連串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找

（引自張傳佳，2014）在這篇報導中，可以看見參與體制外的社會運動，讓她的 助人者角色更為多元與擴展。大學與研究所皆接受社工養成的胡哲瑋（2015）則 是在接觸到華光社區的開發議題，才開始質疑不曾質疑的政府結構，也逐漸開啟 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短時間內他的個人經歷寫下一連串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