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轉折：經由「解放」建立「可能」

環境運動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也須面對多方的權力拉扯與角逐。社會工 作者不僅需要抵抗議題的對立方，也有從學校與職場而來的有形或無形的結構性 壓迫；過程可能會經歷斷裂、矛盾、掙扎、馴化或去權。因此，社會工作者在環 境運動的現身參與，實如同種子的發芽，除了有啟蒙孕育的土壤，也需要其它能 量的給予——權力的獲得，才能破土與成長，而社工充權的效用正在如此，使工 作者得以重拾生活的主控權，為著所認同的價值發聲，以反抗壓制專業自主性的 壓力源。

一、結構性的隱身狀態

社會工作者的養成環境，無論是校園風氣或社工養成教育，對於敘說者在參 與環境運動的意識與行動，容易形成一種「結構性的隱身」——直接和間接影響 結構中的個人或群體在自我實現與社會參與層面的權力障礙（Adams, 2010）。涉 及的結構阻礙主要有兩種——「行動缺席式的隱身結構」與「群體關係間的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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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此外，因著主體所處的階段和角色的不同，也有著呈顯上的差異，以下 分別說明：

（一）行動缺席式的隱身結構

行動缺席式的隱身，屬於未經歷意識覺醒前的狀態，對於當前的環境運動，

找不到參與的理由與必要性。

在學生時期，此類型的隱身結構，主要受到專業知識結構的影響。舉凡：對 於核心能力指標的設計握有主導權的知識權威者，以及教學現場中握有知識權力 的教學老師，都在在形成學生在社工知能與實務取向的建構來源。黃淑玲（2011）

的研究提到，目前本土社會工作的核心能力指標，是建立在該校的專業特色、師 生條件，以及與發展趨勢。無論從社會工作學系的文獻主題或開設課程來看，社 會運動相關的內容都是屈指可數，課堂中對於物質與生態環境的討論也微乎其 微，現況所反映的是現行專業知識體系在環境與運動課程安排上的偏廢，因此，

也就容易被學生視為無關的領域，既然視為無關，也就難以形成覺察，更困難有 下一步的行動。

在工作時期，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的參與與否，以及參與程度，則與就業 的機構屬性與所處的社會政治結構有關。工作時期的結構性隱身，牽涉到工作單 位在環境運動的參與，存有反對或不支持的立場，會使社會工作者面臨在社區面 向、政治參與，以及專業自主性上的去權，選擇以離職作為抵抗體制的案例也屢 見不鮮。

（二）群體關係間的隱身結構

群體關係間的隱身指的是，雖然已經覺察，且付諸行動，然而卻是以「切割 的身分」——也就是切割為個人性的決定，不帶有社工角色認同為出發，在所屬 群體間也不會主動積極邀約、不張揚談論，或做進一步的討論。

對學生來講，容易出現在封閉與保守的校園環境，所營造出的是認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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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支持性低落的氛圍。若參與的學生的比例是占全校比例的少數，在重要關係 網絡中也欠缺對該議題或運動的認同，那麼無形中會造成一種低調的參與身影，

同時也產生找不到同好的孤獨感。

對於工作者而言，主要受到「工作單位的立場」影響。與機構立場不同，所 遭遇的是在社區面向及政治參與的去權與阻礙，因而，參與運動本身就必須承擔 被體制發現而遭邊緣化、升遷受阻或影響考核的可能性與壓力。在立場不同下的 發聲經驗也往往是孤單的。相反的，若與機構立場一致，而得著的社會能動性將 大幅提升。

綜觀來看，兩種型態的隱身，對於主體在社會能動性的發揮，都有著如同一 道玻璃的落地窗，看不見卻有著阻隔的作用。盧怡秀（2011）的研究提及，社會 工作者對社會運動的投入參與，和社會工作學門無直接關連，而是開放的多元風 氣、興趣與特質的影響。本研究似乎回應了這樣的討論面向，然而進一步所呈顯 的是社會工作者在行動中對於倫理價值的追求——在這層面上，又與社會工作學 門建立起實踐的關聯性。

二、結構下社會能動性的實踐

充權實踐的關鍵性前提是批判意識的覺醒（conscientization），當主體外化了 自身問題及所處壓迫的結構環境後，充權也就發生（李怡娟，2003），可以免除 人們在自身問題中自責、退縮，反而進一步地加強了個人責任的承擔。從女性主 義社會工作實務來看，意識覺醒同時也可以啟發意識的集體行動。

敘說者在參與環境運動前，總會先形成一股餘波，盪漾著對於社工角色的反 思。透過團體、體制外的場域或運動夥伴間，所開啟的自由與平等對話，得以使 社會工作者再度覺察切身問題，產生問題的批判性意識，並在主流的權威知識結 構中採取外化方式，來保有社工的認同，而再重獲、發展及運用其能動性與自主 性。因而，在組織的承諾，以及離職之外的可能性也會提升，正如謝盛瑛（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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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權效能的研究發現；此外積極的投入與承擔也帶來了改變的創造。

但在本研究中，充權所指向的是一項過程和一種效應——也就是獲得權力的 過程，以及權能感提升後的效應。

（一）充權的過程

以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為脈絡的充權過程，是經由一連串「傾聽—對 話—反思—行動」的連續過程（引自方永泉譯，2009）：在團體或開放場域中進 行著平等立場的對話，有敘說者、有傾聽者，在當中與他人或自己再對話，意識 中牽動著反思，逐漸重獲、發展、運用與行使主體與社群的權利與權力，也因而 生發出現身或投身於環境議題的自主行動；整個的過程，是直接或間接地協助弱 勢社群或生態環境重獲被剝奪之權利（力）。

在故事文本中，具有充權實質的團體型態，總是流動著接納與平和的氛圍，

此外，在批判鉅視結構時，也會思索個人責任；團體成員彼此激勵著改變與成長。

正如 Yip（2004）在華人文化的充權實務建議，針對華人的充權，必須是既反抗，

也和諧；既漸進，也基進；同時充權個人及其重要他人；既要充權個人權力，也 要充權個人責任，否則將容易落入 Minow（1985）研究，對於充權觀點在跨文 化移植後的實務兩難。

（二）充權的效應

充權效應的展現在於使得個人在意義、能力、自我決定和影響力層面上獲得 權能感的提升，不僅如此，在工作執行的滿意度，以及組織的承諾感也得以提升

（Lee, Weaver & Hrostowski, 2011；Spreitzer, 1995）。本研究發現，敘說者的故事 文本，各自展現著不一的充權效應，若以 Ruth（1998）的研究架構，涵蓋了個 人面向、人際面向與社區面向的效應。

1. 個人面向：展現在權能感的擁有、自我信念、自我接納、自尊，以及自 我意識的提升。因此從自身或社會而來的「標籤」——文本中所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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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乖牌」、「非基進的人」等對所認同的行動而言，都能夠不讓其牽動 與影響，而保有自身的主體性與權能感。

2. 人際面向：則可以看見他們在排除弱勢族群取得權力（利）的障礙，所 開展的問題解決策略，或是對於知識建構所展現的批判性思考。

3. 社區面向：是作為政治參與和社會能動性的評估指標，由於本研究的主 題領域——環境運動，涉及社區面向的行動，因此每一位受邀的敘說者 都有參與的經驗，因此在政治參與與社會能動性的展現都具有一定程 度。

花子：「在進入社工所就讀前，我是一名社會人士，當時身上貼滿的是 所認同的主流價值標籤，就像一具缺乏主體性的魁儡木偶。就學後，進 入本質上具有規範、理想，同時也帶有規訓性格的教育制度（高迪理，

2011），我也努力地裝備著主流社會工作所認為『該有』的社工能力，

因此，落在社工專業知識結構邊陲的『環境運動』，在我意識未覺醒的 狀態下，實在找不到參與的理由與必要性，當時所落入的是『行動缺席 式的隱身』狀態。反觀經歷意識覺醒的敘說者，雖然經驗著專業知識體 系的『非變革』走向，然而，他們卻以『課室內外的自主性學習』來因 應結構上的困境，讓書本上的倡議知識可以更加活化與深化，加增鉅視 結構的分析能力；在組織動員的技巧與方法，則在體制外的知識討論或 實際的參與經驗中建立起來。

「我成長的文化是一個強調『以和為貴』的華人文化，因此，『反抗』、

『叛逆』植入了污名的認定。因此，對於學者 Yip（2004）在華人文化 的充權實務建議——必須是既反抗，也和諧——是深感認同的，若缺乏

『和諧』，那麼我應該會繼續如往常的行逕，以沉默、退縮或犧牲的姿 態來回應所覺察的壓迫情境，自己不自覺地淪為自己的壓迫者，也形成 壓迫的共犯結構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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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的第一年，傾向有最佳答案的規訓靈魂，經歷了說不出專業 語言的價值危機，以至於在課室中愈來愈加地沉默。我沒有如敘說者們 主動地尋求平等對話的體制外團體，因為我已被『自我評價』的標籤打 趴在地，已沒有力量來對外走去。我不禁思考，對於受壓甚深的社工系 學生，如何藉由結構的改變而翻轉處境？若社會工作教育者在必修的課 程中，營造開放與多元的氛圍，建造『差異對話的空間』，或引導一個

『關係活絡的扁平化團體』，是否也能夠因而生發出主體的批判性思 考？！這過程的同時，不僅使親身經歷被充權的實質，對未來也可能成 為社會工作者的隱藏當事人而言，更是一場解放與充權的體驗式教學…

『關係活絡的扁平化團體』，是否也能夠因而生發出主體的批判性思 考？！這過程的同時，不僅使親身經歷被充權的實質，對未來也可能成 為社會工作者的隱藏當事人而言，更是一場解放與充權的體驗式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