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與教育的議論
第三節 教育之述
教育可以增廣民眾的知識，進而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因此，教育為一國之根 本。清治末期的台灣，除了有在地文人外，也有遊宦文人或官員；此外，隨著台 灣的開港，更有許多外國人前來台灣。不論是清國人或外國人，不論是文人或官 員，他們身處台灣，對於台灣的文風有什麼看法？而他們認為台灣的教育有何功 效？對於教材內容與教學方式，又有什麼意見？本節將分別就文本中關於台灣的 教育與文風、教育功能與目的、教材內容與教學方式之論述，作一討論。
一、台灣的教育與文風之評論
台灣的儒學教育，是隨明鄭進入台灣的。清治時期的教育機構，如私塾、書 院、義學、府學、縣學等，亦是教授儒學。台灣自清治中期以後，在地文人漸增，
由此可見台灣文風逐漸興盛。76關於台灣的教育與文風，台南在地文人施士洁說：
吾臺……始隸本朝；其時絕島手闢，未遑文教。而至於今兩百餘年，……
固已駸駸乎日進矣。况扶輿磅礡之氣，自閩之五虎門蜿蜒渡海而來，……
73 洪健榮：《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302-303。
74 例如，唐贊衮記載曾有旂后洋醫士欲架設一條地律風（telephone），他審查發現雖然此地律風
「一路所過……並無罣礙民居房舍」，但他最終仍以通商條約沒有明文規定為由，而否決此一 申請。唐贊衮：《臺陽見聞錄（一）》，頁 30-31。
75 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頁 300。
76 黃美娥：「乾隆、嘉慶到同治、光緒時期，是臺灣本土文人紛起的重要階段，光緒年間更達高 峰……道咸以後，頗多更躍升為當地文壇領導人物」。黃美娥：〈台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 1945）〉，《臺北文獻》直字 151 期（2005 年 3 月），頁 241。
昔子朱子……曰：「龍渡滄溟，五百年後，海外當有百萬人之郡」。……竊 惟人文之興，在於學校；而書院則視學校為尤切。77
洪健榮指出，施士洁此言將台地文風蔚起之因，推闡自風水思想中的氣行觀點（朱 熹龍渡滄海的傳聞），認為風水庇護與台灣人文有緊密的聯繫，帶有一種近乎「地 理（風水）決定論」的色彩。78此外，從施士洁的文中，也可看出他對於學校（書 院）的重視。
而科舉考試，仍為取材的途徑。雖然不能否認，科舉制度可以用來拉攏士紳 階級，並增進其對政府之認同，但是科舉制度能夠提升文風，也是不能否認的。
而台灣人參加科舉考試的情形如何？就羅大春的觀察，他說：「淡、蘭文風，為 全臺之冠。乃歲、科童試廳考時淡屬六、七百人，蘭屬四、五百人；而赴道考者，
不及三分之一：無非路途險遠，艱於資斧所致。」79由於台灣北部的士子若要赴 別地考試，不僅路途遙遠，且旅費也是一大筆錢。所以，赴道考者並不多。也因 此，沈葆楨上奏建請在艋舺建考棚。80
參加科舉考試的過程相當辛苦，那麼，對於科舉考試外國人有何看法？以在 北台宣教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而言，他認為：
在台灣並沒有像已較進步的美國或加拿大，有公共教育制度。科舉的考試 依程度不同，或在「府」城，或在「京」城舉行，但都非常競爭，而且其 作文內容須依很煩瑣的形式和規則。考試的讀本是四書，而科舉的作文題 目是出自此孔孟語錄。這裡不詳提科舉的制度，因為很複雜，不過，要說 的就是，要想通過高階的考試，除非有過人的才氣，否則無法通過的，而 且為了準備及參加科舉，常常耗盡學生的體力，損了他們的健康。雖然能 科舉及第的人很少，但是大家還是都盡量要讓自己的子弟受教育。81
77 施士洁：《後蘇龕文稿》，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 9 冊）》，頁 130。
78 洪健榮：《清代臺灣社會的風水習俗》，頁 218-219。
79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57。
80 沈葆楨：「請旨於艋舺地方，准其捐建考棚……益廣朝廷作育之意」。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 頁 65。
81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台灣回憶錄》（台北：前
從馬偕對美國或加拿大的公共教育制度使用「較進步」一詞來看，他似乎認為科 舉是較落後的制度。但是，他覺得奇怪的是，雖然參加科舉有損健康，但是台灣 人仍樂此不疲，而讓子弟受教育。其實這樣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般人家 可以藉由科舉及第躋身士紳階級，即使是「賈道」取向的買辦階層，多少也會想 要獲得功名。82
而對於參加科舉的熱衷情形，在澎湖亦然。蘇格蘭宣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記述：
教育年輕人在此受到很大的鼓勵，頗令人高興。幾乎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 學校。本人被告知，年輕男子從澎湖群島北上去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人 數常超過一百，而且那是很尋常的。此考試每三年在台灣府舉行一次。經 常可遇見秀才。甚至連有些舉人的家鄉都在此地。有人很得意地指出一個 很無關緊要的小島，說那曾是某某進士的出生地。83
從甘為霖的文中可以發現，相較於馬偕對於台灣人讓 子弟受教育並參加科舉感到奇怪，甘為霖卻認為這是
「令人高興」的。雖然馬偕與甘為霖的看法不同，但 是皆可從其二人的文中，看出台灣對於讓子弟受教育 之熱衷。
至於台灣人參加科舉考試的答題內容又如何？
蔣師轍曾來台襄校台南、台北之試務，他閱卷後對於 台灣人的答題內容評論說：
文都不諳理法，別風淮雨，譌字尤多，則夾帶
小本誤之也。應試者分閩、粵籍，其人始雖皆鄭氏之遺，然繼世長子孫、
衛，2007），頁 108-109。
82 謝文華指出，買辦雖以「商」為基礎，但在一定範圍內也會從事功名的攫取，目的是為了鞏 固其商業利益。也就是說買辦商人想藉由功名轉化成紳商，以強化其商人的地位。謝文華：《清 末買辦商人的價值取向》（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 71。
83 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澎湖群島記行〉，收於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 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128。
84 潘稀祺：《台灣盲人教育之父──甘為霖博士傳》（台南：人光，2004），頁 160。
圖 3-2 甘為霖像84
沐浴文教已二百有餘歲，而菁莪之化終遜中土者，豈靈秀弗鍾歟？抑亦有 司之責也！85
廖炳惠指出，旅行所涉及的三個面向之一，是科學（Science）。而科學有五個層 面，其中的一個層面是公共形象（public images）或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
就此層面來說，若到落後地區旅行，則其公共形象通常是負面的，例如危險、疾 病、落後等。86以此層面來看蔣師轍的評論，台灣在大清帝國中，是位處邊陲的 海外一隅。而蔣師轍的觀點是邊陲（台灣）較之中心（中土）落後（台灣菁莪之 化終遜中土），也因此，所引發的公共形象是負面的，也就是台灣人文都不諳理 法、訛字尤多等。
而旅行涉及的另一個面向，是情感（Sentiment）。此情感結構所引發的反應 也有五種，其中的一種反應是道德救贖感（redemption）。也就是說用更高明的方 式，或將自己的文明所代表的某些意義加在某地的文化之上，以改善、重整當地 人的文明、生活生式。87以此一道德救贖感之情感反應來看，則蔣師轍的評論中 也有此一情感反應。蔣師轍認為台灣沐浴文教已有二百多年，但是程度仍不如中 土，這是有司的責任。也就是有司有責任提升台灣的文教，而不致使台灣的教化 落後中土。
此外，清治末期的台灣，也有外國人來此興學。對於此一現象，唐贊衮也有 相關的書寫。他說光緒八年八月，有個英國傳教士仿照義塾在淡水開設學堂，所 聘請的老師是中國人，教的書也是中國書。唐贊衮認為這雖然是義舉，但是若此 風氣一開，那麼「將來該子弟等文字、科名，勢必沿溯淵源，致歧趨向」。而且，
他認為「中土之童，蒙費外人之培植，官斯土者，心甚歉然」。所以他就商請台 北府支還該英國傳教士相關款項，以杜流弊。88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唐贊衮的「夷 夏之防」之觀念，認為自己國家的學童不需外人來教。
85 蔣師轍：《臺游日記》，頁 16。
86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175 期（2003 年 3 月），頁 86-87。
87 同上註，頁 89。
88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一）》，頁 35。
二、教育的功能與目的之評論
既然教育為一國重要的政策，那麼清國的官員與文人，對於台灣此一海外之 地的教育功能，有何看法？而他們又認為教育對台灣的重要性為何？對於清國的 官員與文人來說，教育對台灣的重要性，正如劉璈所言：「臺灣孤懸海外，習俗 囂浮，教養撫綏，尤關緊要」89。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在台灣的最大目的，是要「教 養撫綏」，是以清國的官員與文人莫不重視教育。
台灣的生番，在許多清國官員與文人的眼中，是化外之民，沒有接受教化的。
那麼，對於生番的教育，這些官員與文人們又有何看法？首先，就丁紹儀來說，
他認為：「或言臺民強悍、番性尤獷，非禮教所能化；或謂治臺如武侯之治蜀，
必猛以濟寬乃可。余實未敢謂然。善乎魏叔子之言曰：『水無不清，停之斯驗；
民無不良，良有司治之斯驗矣』」90。丁紹儀不認同台灣人民（尤其是生番）不 能以禮教化的說法，而認為只要上位者治理有道，台灣人一樣能被禮教所化。從 丁紹儀的文中可以看出，他認為教育的功能，是能移除台灣人強悍之性格，而使 其懂禮教。而蔣師轍對於生番的教育則認為：
今番塾有設，良秀者知讀書矣，然狉狉榛榛，洪荒甫闢，驟期以衣冠文物 之盛，幸而能喻，亦千百中獲十一耳。蒙謂當兼開藝院百工之事，各立之 師，遂其所欲，導使成業，業成而後傭工鬻技，伍於齊民。91
當時設有番塾以教育生番，而蔣師轍認為使生番受教育之目的，是要讓他們「伍
當時設有番塾以教育生番，而蔣師轍認為使生番受教育之目的，是要讓他們「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