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之論

鴉片戰爭以後，清帝國屢受列強的威脅。就如同羅大春所言：「振兵威以寢 狂謀、遏貪志，實為目前切要良圖」³⁸，為圖富強以及因應變局與衝擊，於是清 廷於 1860 年代起，展開一連串的洋務運動（或稱自強運動），以師法西方。呂實 強稱：「洋務運動在本質上是一項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愛國運動」³⁹。而洋務運 動的內容，包括製造槍砲與輪船、修築鐵路、架設電線、開採礦產、儲人才……

等新式實業。其中，開採礦產將在第四章「商業經濟的評論」中作討論，而培育 人才則和教育有關，因此放在下一節「教育之述」中討論。另外，李春生亦有提 倡創辦日報之論⁴⁰，但這部分吳文星及林淑慧已有詳細之探討，故不多加贅述。

37 佚名：〈福爾摩沙與日本人〉，收於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 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 138-139。

38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11。

39 呂實強：〈論洋務運動的本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 期（1991 年 6 月），頁 89。

40 例如，李春生說：「蓋以一人之見有限，兆姓之智難聚，於是藉日報為呼吸，不但知內情之較 切，而察外事亦更詳……資日報以佐治者，專嗜刺譏，以期激勵士氣。」李春生：《主津新集》，

收於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編：《李春生著作集（第二冊）》，頁 29。

41是以本節討論的重點，著重在槍砲與輪船的製造，以及電線的架設與鐵路的修 築。

一、堅船利砲的製造之論述

鴉片戰爭以來，西力東漸。清國與西方列強交戰，幾乎是屢戰屢敗。清國官 員認為列強之所以勝戰，是因為其擁有船堅砲利。因此，在洋務運動中，仿效西 方製造槍砲與輪船，便成為施行的重點項目之一。

當時的清國官員與文人，對於槍砲及輪船有多重視？以羅大春為例，他認為

「今非購鐵船、製水雷、備各種洋鎗並其合膛之子、洋煤、洋火藥、合膛之開花 彈、火龍、火箭之類，不為功。」⁴²由此可見當時對於西式武器的重視。是以可 以在清治末期的散文中發現，有一些關於台灣建築砲台的書寫。例如，池志澂的

《全臺遊記》中寫到，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而在安平建造西洋砲臺，以及在澎 湖的新城築砲臺，而得控扼當關之勢。⁴³當然，也由於清國官員與文人們認為西 洋槍砲是利器，所以在散文中也出現了讚譽砲台的書寫。例如，池志澂稱淡水新 建的西洋砲台「甚雄壯」⁴⁴。而蔣師轍雖然認為西方列強的陣法決不可學，但是 他卻非常認同西洋的槍砲是利器，若有人認為槍砲無用，則必定是腐儒。⁴⁵

至於輪船，清國官員與文人們也同樣相當重視，而認為不得不製造。像是劉 璈認為：台灣孤懸海外，萬一遇有戰事，須與內地相聯絡，以免延誤軍機。但是 台灣因為有大洋阻隔，必須藉助輪船才能爭取時效。而輪船戰艦，一方面要極其 堅利，另一方面數量也要夠，否則仍有緩不濟急與不敷差遣之虞。⁴⁶而輪船除了 速度快，可爭取時效外，在戰事之中又有何功用？唐贊衮認為：

41 吳文星：〈清季李春生的自強思想──以變革圖強議論為中心〉，收於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 想與時代》（台北：正中，1995），頁 154-158。林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頁 285-288。

42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5。

43 池志澂：《全臺遊記》，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遊記》，頁 9-10。

44 同上註，頁 6。

45 蔣師轍：《臺游日記》，頁 128。

46 劉璈：《巡臺退思錄（三）》，頁 240。

今臺防之急務，莫如備製鐵艦，扼守各口；而鐵艦中，尤需多備巨礮。如 有鐵艦，有巨礮，而管駕之人必須熟習水線，駕駛敏捷，臨陣時尤在有膽、

有謀，得勢、得機，乘天時、乘地利、乘人力，在在必爭先著。⁴⁷

從文中可以看出唐贊衮認為鐵甲船與巨砲的結合，不論在海防或海戰上，皆是一 大利器。而為何非得要鐵甲船，不能其他的船呢？其原因正如羅大春所言：

防海之法，以百艇船不敵一大兵輪船。第裝礮至四十餘位、裝兵至六七百 人，喫水過深，不可不預籌修船之廠。上下層皆列礮眼，安礮多則受敵之 處亦多，且有烟漲艙中之慮；必取外洋大兵輪船之新式者，詳究其利鈍。

木輪船足以護鐵甲船，仍不足以禦鐵甲船；則鐵甲船終不能不辦也。⁴⁸ 羅大春首先肯定輪船在戰事上的功用，並且分析、比較了木輪船與鐵甲船，認為 木輪船雖然可以輔佐鐵甲船，但仍不敵鐵甲船，所以鐵甲船終須製造。沈葆楨對 鐵甲船的看法，也和羅大春一樣。⁴⁹

以上所舉之例，皆是清國官員與文人對於槍砲及輪船的正面評價。這當中固 然有其有道理之處，但是卻也有些過度讚賞，而淪為一種認為槍砲萬能的迷思。

這種迷思，外國人也觀察到了。陶德（John Dodd）是台北的洋行商人，在清法 戰爭期間，他觀察到清兵對於砲台的迷思：

清廷加緊趕建基隆港東北角入口的一座新砲台，這座砲台已建了數年，裏 面安裝德製新式克魯伯大砲（krupp guns），雖然砲台外露、目標明顯，有 致命的缺點；但在守軍大官眼中，卻是固若金湯、雄據海門的堡壘，足以 嚇退外國蠻子的侵犯，擊沉任何敵艦。⁵⁰

從陶德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此守軍大官對於砲台的迷思：他認為有砲台即可擊退 敵人，而不論砲台的布置是否有缺點。這樣的迷思造成清軍如此的守備，也反映 出當時部分的人只是盲目地追求新式武器罷了。

47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二）》，頁 98。

48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38。

49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17。

50 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述：《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頁 13-14。

對於一味、盲目地追求新式武器，清國的官員與文人同樣也有人發現，而加 以抨擊。例如胡傳說：

竊查海口堅築砲臺，扼守要害，使敵船不得深入，為海防第一要義。然我 以巨砲禦敵，敵亦以巨砲攻我。外防壘摧，內防彈炸。必須兩面兼顧，乃 可無慮。砲臺外禦敵砲，不過堅築基址及垣墻外加厚護而已。內防彈炸，

務須相度地勢，掘深坎，開水池，多為甬道重垣，使敵彈墮而不能炸，炸 而不能傷人，始能固我守臺弁勇之心志，而不患其遽致驚潰。⁵¹

有了新式武器，尚需使用方式（或布置方式）以及人（使用者）的配合。而胡傳 此段論述，是針對砲台的布置方式而議論。胡傳不否定大砲在海防上的重要性。

只是，他務實地來看，認為敵我皆有大砲，若要有勝算，則不僅要預防砲台被摧 毀，同時也要防敵軍之砲彈炸開。因此，他針對這兩點提出了一些建議。胡傳除 了針對砲台的布置方式提出建議外，另外也對人──也就是操作大砲者加以抨 擊。他說：

查現駐安平之砲隊、旗后砲臺之鎮海前軍右營，均無能測量海面遠近、砲 線高下之人。平日操演，僅恃目力之凝注，不求算法之精詳，雖幸中靶，

究非確有把握。中國之砲隊遜於外洋，實由於此。⁵²

胡傳觀察到台灣的砲隊因為平時操演僅靠眼力來測量遠近、高下，而非靠精細的 計算，因此砲隊的實力不及列強砲隊的實力。針對此一缺失，胡傳也提出他的解 決之法。他認為天津、福州、金陵等處，都設有水師學堂及武備館以教授測量、

計算之法。所以他建議可以從中調派一、二人來台，教授台灣砲隊測量、計算之 法，如此對於台灣砲隊的命中率有所裨益。⁵³

不僅身為官員的胡傳對於武器使用者的批評，同樣的，身為買辦的李春生也 針對「人」的問題加以抨擊。他說：

夫欲利其器也，必先有善其事者，方能致其器之果利。吾國戰艦雖多，究

51 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一）》（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52。

52 同上註，頁 44。

53 同上註，頁 44。

竟有無果於熟識水師，平時精於駕駛渡洋，臨戰又能驅舟對壘，當其遇大 敵，決勝敗，風浪之險，倉惶之際，又不能定子午為南北，認彼舟為我敵，

而操舟自如，衝鋒無怯者乎？砲臺鞏固，大砲堅利，究竟有無智果兼優，

精於施彈命中，矢志待命疆場者乎？雖曰水陸軍械，有砲鉅而且利，惟尚 無其人，能力致其彈之必至者，況乎其中也？胡為乎不吝傾國之資，購諸 無能準繩其彈之必中者，又不之操演，以備臨用之一日，不亦虛設以悞事 乎？豈其砲果具有神通以護國哉？⁵⁴

雖然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要利其器之前，先要有善其事之人，否則 只是淪為空談。李春生即是從此一角度，來抨擊盲目追求新式武器者。他認為無 論戰艦再多、砲台再怎麼鞏固，但是若無果敢、精於駕駛的水師，以及命中率高 的砲兵，那麼這些軍械也只是虛設而已。所以並不是西洋軍械本身有神通，而是 要靠人才能發揮其作用。

無論是對新式武器的使用方式或人的批評，無非是希望達到富強。但這些論 述僅止於戰事層面，所達到的只是消極的富強，也就是要如何改善軍械的使用以 因應敵人之攻擊，而使戰事不敗。真正的富強，並不是只靠戰爭的勝利而已。基 於此，李春生也有提出看法。他認為：

天下萬國所同非者，幾皆曰：砲艦軍火為至不仁；而獨我中國又嘖嘖稱羨，

以為至善之兵器。所以西人之賠錢宣教化者，到處人爭逐之；西人之懷利 售軍火者，到處人爭趨之，以謂苟有此，則富強可立致也。獨不知軍火由 於技藝，而富強則出於政治，政治則由於教化。⁵⁵

最高段的用兵之道，並不是頻於大動干戈。然而，對於當時有些人對西洋砲艦軍 火稱羨，李春生大感不解。況且，西方列強販售軍火，有一大原因是要得利。所 以，李春生批評說真正的富強是靠政治（而非軍火），政治則需靠教化。從以上

最高段的用兵之道，並不是頻於大動干戈。然而，對於當時有些人對西洋砲艦軍 火稱羨，李春生大感不解。況且，西方列強販售軍火，有一大原因是要得利。所 以，李春生批評說真正的富強是靠政治（而非軍火），政治則需靠教化。從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