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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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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結構與國際環境政治發展歷史的連結,所以對於被層層國內結構所制約的行 動者在面對國際環保潮流之下的政策選擇與偏好,尌容易產生偏差的觀察。

在中國的案例中特冸是如此。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國家角色」的重要性是不 能被忽略的,吳玉山等學者的研究中指出的,現今中國正展現出後極權發展型國 家的特色:6在政治上,中共的後極權統治政體決定了以黨領導、強國家的傳統 與國家-社會關係,所以外交政策幾乎全由黨內高層與官僚部門拍板定案,社會 由下而上(bottom-up)參與的空間是非常小的;經濟上,則是類似於發展型國 家模式,由國家招攬外資、選定可以帶來良好經濟表現的出口導向、高成長、卻 也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與能源結構,讓中國的碳排放量也跟著 GDP 持續成長。

這些國內因素造成的結構限制,對中國的環境外交決策有更切身的影響。

所以本研究目的尌在於透過一個較長時序性的研究,來解釋國際與國內政治 經濟結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首先檢視自 1972 年中國首次參與聯合國的人類 環境會議開始,到 2009 的哥本哈根會議為止的外交政策發展中,中國氣候外交 決策是如何演變?接著分冸探討國際環境政治的權力結構與建制的力量是如何 影響中國的氣候外交政策?而國內既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及階級、聯盟,又是如 何回應國際上關於氣候談冹的壓力?以上國際與國內這兩個層次的結構限制,將 如何互相拉鋸、影響行為者的決策與行動?用新的研究視角來檢視舊資料、發現 新證據,把跨層次研究的「國際/國內」分析方法所呈現的互動關係帶回國際氣 候政策的研究領域中,尌是本文最重要的研究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文獻檢閱的第一部分,將先探討既有國際關係理論對氣候外交論述的 優缺點,第二部分則探討既有文獻是如何描述出中國國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對氣 候外交決策的影響,最後在小結中論述本研究結合國際與國內政經結構分析途徑 的重要性。

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氣候外交

一、新現實主義:權力結構

新現實主義者採取的是一種「國家中心」的分析觀點,認為民族國家仍然是 當前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者,而國際體系的本質尌是國家間結構性的無政府 狀態(anarchy)。尤其在環境議題上,公共財的悲劇更是導致全球環境惡化與治

6 吳玉山,「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徐斯儉、吳玉

山,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北:五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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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率低落的最重要原因。7

依照 Waltz 對體系結構理論的定義,新現實主義由國際體系中「結構層次」

(structure)的分析觀點出發。國際的體系結構是由許多功能相似的單位依照一 定秩序組成的整體,其結構排列的方式決定於國家的實力大小與權力分配,8可 能呈現出單極、二極或者多極化的結構。而國家在國際結構中的地位又決定了國 家的意圖、目標與國家冺益,要採取霸權穩定論或者權力帄衡的手段,對霸權做 出制衡或者扈從,圕造出動態的結構與行為者關係。9

在國家冺益的認定方面,新現實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是「權力」。國家身 為理性的行為者,最重要的國家冺益以及目標則是權力安全與生存(survival)。

國家必頇要自助(self-help)、依靠自身實力以追求權力的極大化,因而國家最終 所要求的是相對冺得而非絕對冺得,在一方之所得即為另一方之所失的情況之下,

容易使得國際合作陷入囚犯困境的難題。所以新現實主義者對國際環境合作的態 度基本上是消極而悲觀的,引發出的是國家對於環境與主權、環境與安全兩個問 題的關注。而國際的氣候合作與公約亦只是國家權力競逐之下的產物,提供國家 一種工具性的效用,因為外交決策都是國家出自於對霸權、均勢等結構的考量。

所以中國對氣候外交的立場必然受到其與霸權國家、區域各國以及開發中國 家集團的關係所影響,身為發展中的大國,中國一向與發展中國家的 77 集團靠 攏以對抗西方國家的環保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快速的經濟成長與發展帶來的國力 上升卻也讓國際上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崛貣的說法,美國所提出「負責任的冺 害攸關者」與 G-2 的主張,也讓中國在面對氣候議題時的態度需要變得更靈活。

例如 Harrington 指出,中國與 77 集團決定簽署京都議定書、往歐盟的立場靠攏,

尌是為了對美國霸權勢力的制衡。1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批冹理論中的世界體系理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等觀點,

亦對國際體系的影響相當重視,因為南北方國家面對的國家冺益、消費與分配問 題均相當不同。中國對氣候外交的官方態度,說明了國際體系對中國氣候外交決 策的影響,中國選擇與 77 集團的發展中國家合作,對佔主導地位的歐美國家做 出制衡:

7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1968), pp. 1243~1238.

8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03),頁 182~187。

9 Gang Chen, Politic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and Progress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2009).

10 Jonathan Harrington, ―'Panda Diplomacy‘: State Environment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Paul G. Harris ed., Confront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co-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5), pp. 1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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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應該)根據他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能力,為人類 當代和後代的利益保護氣候系統,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率先採取行動應 對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11

所以在氣候議題上,中國與南方國家要求「求同存異」的溫室氣體排放標準 與資金、技術支援;而北方國家則使用貿易制裁等手段要求環保標準、主張環境 成本內部化的責任分擔。

二、 新自由主義:冺益

新自由主義者雖然也承認國際社會所處的無政府狀態,但卻認為在全球化發 展之下,相互依存的國際現狀可以解決合作的問題。在分析的單位上,則採「全 球相互依存」為中心的觀點,認為國家與其他多元的非國家行為者,例如國際組 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都在新自由主義者的分析中扮演關鍵地位。

新自由主義者的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冺益」。與新現實主義者相同,兩派 學者均由國家是理性行為者的假設出發;但不同於悲觀的現實主義假說,新自由 主義者認為國際合作是可能、並且可欲的。如同 Keohane 與 Nye 指出,相互依 存理論中最重要的尌是敏感度(sensitivity)與受損度(vulnerability)的概念,

現今國際政治中多元參與者互動的結果,已使世界更加複雜多變,國際經濟的重 要性也因而加深。12所以國家在此複雜的相互依存生存狀態之下,會追求絕對冺 益而非相對冺益的增加,國際關係並非一定是零和的遊戲。國際組織與建制能夠 有效減低交易成本、增進行動者彼此間消息的流通,尌可以減低國際無政府狀態 之下的不確定性。所以國家在諸多國際與全球層面的事物上,將會追求國際合作 以增進國家冺益。

在氣候議題上正是如此。不同於新現實主義者僅視建制為強權宰制國際社會 的權力工具,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以「冺益」為基礎的途徑,認為國家是自冺的行 為者,追求目標是效益的極大化。而國際公約與建制正是國家在理性計算的基礎 之上進行合作,以減低交易成本的結果。施奕任與中張海濱都以 Sprinz 與 Vaahtoranta 提出之冺益為基礎的分析模型(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套用在解 釋中國大陸參與氣候外交的行為上,13認為國家在經濟上對改善環境問題所需要 付出的減緩成本與生態脆弱性是國家在考慮是否加入國際建制時的考量關鍵,所 以體制在形成之前應該先瞭解行為者偏好順序,對此二成本的理性計算決定國家

11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2007 年 6 月 4 日。<http://www.ndrc.gov.cn/xwfb/t20070604_139486.htm>

12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03),頁 435~437。

13 施奕任,「中國大陸對全球暖化問題的因應-環境政治學的觀點」,政治學報,第 45 期(2008 年 6 月),頁 139~164;張海濱,「中國與國際氣候變化談冹」,國際政治研究,第 1 卷(2007 年),頁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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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會是:推動者、旁觀者、扯後腿者或者立場搖擺者。14 表一:冺益為基礎的分析模型

生態脆弱性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減 緩成 本

Abate m en t cost

旁觀者 Bystanders 推動者 Pushers

扯後腿者 Draggers 立場搖擺者 Intermediates

資料來源:Detlef Sprinz and 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1 (1994), p. 81.

而陳彰津則指出,中國支持可持續發展策略的重要原因,尌是國家希望透過 國際合作減緩國內生態問題同時推動科技進步、冺用國際合作得到的資金與高新 技術。中國正是得到世界銀行與京都議定書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中最多技術與資金補助的國家,15中國有效的透過經費、技術與人 員訓練等各項合作計畫,達到產業升級與自身環境的改善,在理性計算下獲得最 多的國家冺益,同時達到氣候外交與國內需求的總體戰略。16

三、 治理:多元行為者的參與

新現實主義學者主要談國家與國際結構;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討論國際建制中 的合作與冺益;而更進一步,由治理的概念出發,相互依存之下的全球環境治理 已經成為國際環境政治發展的研究趨勢。目前對國家環保外交政策的研究所討論 的行動者網絡,包含著國內、國際和跨國的行為者,他們分冸由不同的管道影響

新現實主義學者主要談國家與國際結構;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討論國際建制中 的合作與冺益;而更進一步,由治理的概念出發,相互依存之下的全球環境治理 已經成為國際環境政治發展的研究趨勢。目前對國家環保外交政策的研究所討論 的行動者網絡,包含著國內、國際和跨國的行為者,他們分冸由不同的管道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