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利他研究：捐血與利他行為
不少捐血研究著重個人層次的探問，這些研究將捐血與視為利他行為的一種，
並聚焦探討個別捐血者的動機。受訪者往往以普世助人、社群認同等原因說明自 己捐血的動機，研究者因此聚焦釐清個別捐血人的利他身分（altruistic identity）， 並試圖釐清造就利他性行為的人口學原因。公共衛生領域研究指出，年輕、收入 與教育程度偏高的白人男性，更傾向挽袖捐血（Oswalt 1977），也有研究指出親 近性對捐血動機的重要性，研究者認為，相較於自發性的利他動機，結構性的鼓 勵往往使個人更有可能成為捐血者（Roberts and Wolkoff 1988）。台灣的捐血相關 研究同樣關注捐血動機，雖然不同學術傳統分別採取不同理論取逕，但皆探問「為 什麼民眾會捐血？」的問題。這些研究抱持著管理學或非營利組織研究的關懷，
以個別捐血站或捐血中心為研究單位單位發放問卷，再量化統計規劃民眾的捐血 意願。分析捐血行為是否受居住地區、教育程度、性別、年齡、過去捐血經驗等 變項影響而有所差異（陳伊純 2012、張坤杉 2002、杜文彬 1987、林如森等人 2008）。 在台灣，受訪者教育程度、過去捐血次數、接收相關的傳播廣告等原因，對個人 的捐血意願有所影響，此外，參與捐血後可獲得的直接或潛在利益也提高了民眾 的捐血意願。
除了人口特質的歸納之外，也有研究從捐血者以外的社會因素來討論，這些 因素包括個別捐血者所處的人際網絡、採血組織的特質等。Piliavin 和 Callero 研 究初次捐血者的個別經驗，看見個人如何適應、接受捐獻者角色（donor-role）
的過程，進而成為定期的捐血者。在他的們研究中，有定期捐血的親友、捐血中 心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近性，對捐獻角色的適應有著重大的影響，換言之，個人的 社交網絡與採血組織的型態是重要的變項（Piliavin and Callero 1999）。台灣的捐 血研究則從「非營利組織績效評估」的角度切入，探討捐血中心的經營策略（例 如：服務態度、環境安排等）是否穩定吸引捐血人前往（黃俊英等人 1999、林 玲緣 2006、李耘德 2006、黃子晏 2011、李嘉銘 2010、黃月秀 2006、陳忠義 2005、
林敏昌 1911）。同樣採取問卷填寫與量化究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關注組織經營 績效，將捐血站與個別捐血人之互動比擬為一次性的「服務」，在此框架下，捐 血中心為提供服務者、捐血人是顧客，捐血行為被視為一次性的「接受服務」。 而捐血中心提供「有形性」、「信賴性」、「反應力」、「便利性」與「利益性」等服 務特質，不但與捐血人事前的期望服務相符，也提高服務的實際知覺績效，並降 低個人在捐血過程中可能遭遇的不確定性，進而提高整體捐血站之績效。
總結而言，捐血的利他性研究假設特定人群有著捐血利他的人格特質，接著 再進一步討論激發或促成捐血行為的諸多社會條件，這些條件與個人所處的人際 網絡密不可分。這樣的研究預設了理性思考、理性選擇的個別捐血人，在此框架 中，捐血是個人理性選擇之行為後果，而捐血相關機構、醫療機構、醫療知識則
被視為普遍且均質存在的背景因素，使得每人、每次捲袖與扎針成為可能。利他 行為研究雖然標定出捐血行為的一大特質，不過本文認為若僅將研究觸角限於個 人心理層面與特定時空下的組織服務策略，可能忽略捐血組織對於捐血人的積極 經營，反而將利他心本質化為人人都有的潛能。除此之外，利他行為研究也鮮少 探究捐血組織所座落於何種社會脈絡中，因而忽略社會變遷對於捐血組織的決策 是否帶來影響。
二、身體商品化：捐血組織
除了解釋個人的利他行為之外，亦有捐血研究探討身體的商品化／去商品化 之爭，這些研究從捐血組織的角度切入，指出採血組織在這場辯論中的角色。
RichardTitmuss（1971）在
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
一書中比較兩種捐血制度，他比較了 1970 年代的英國與美國的血液蒐集、分配 與使用模式首先指出兩種不同的血液蒐集模式：「市場交換」與「禮物交換」，接 著探討兩種模式下的血液質量差異。這樣的探討最後扣連至社會連帶的命題上，Titmuss 認為血液的禮物交換不但比市場交換具有更高的道德層次，也是較適合 管理國家共同體的方式。
1970 年以前，英國的血液由 NBTS（National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統一 進行無償募集，統一血庫中有 99%的血液來源於一般民眾無償捐贈，1%的血液 來自於監獄受刑人捐贈（Titmuss 認英國並無強制受刑人捐血的法源依據，但受 刑人在獄中仍有可能「被要求」捐血）。雖然各年度的血液來源比例有所變動，
然英國的血庫建立、血液運輸屬於國家統一規劃下的無償捐贈模式。相較於此，
美國的血液蒐集方式多元、血源多樣，血庫由各的的私營血庫公司行籌組，且有 九成以上的血液來自於互惠式贈與（reciprocal donor5），贈與人可獲得一定程度的 物質性報酬，然而報酬的質量與內容並無統一規範。整體而言，流通血液中僅有
5贈予人可獲得立即性金錢或其他物質回報。
不到 10%的比例來自無償贈與，Titmuss 因此將美國的血液流通模式標示為市場 交換的理念型。
Titmuss 接著分析兩種模式的血液品質與流通量，指出國家統一規劃下的禮 物交換血液利用，反而比市場交換型式更有效率。在市場導向的血液蒐集與分配 模式下，行動者往往為物質利益而捐贈血液，因此較不易形成穩定且持續的供血 來源。此外，物質利益趨動著貧窮者、染毒癮者賣出血液，因此難以保證所募得 血液的品質，輸血者因輸血感染 B 型肝炎、性病等其他疾病的機率因此大幅提 升。最後，國家統一規劃模式較能系統性地分配、儲存、運輸血液，因此也避免 重複送血、浪費血液的情形。
基此發現，Titmuss 將論證上訴至自利與利他的哲學對立上，他進一步指出，
捐血實作由於有匿名性，因此與 Mauss 所言之「禮物」理論有所不同，現代人匿 名將身體部位贈與不認識的他人，涉及的不只是面對面互動雙方的人際連帶，訴 諸的反而是更廣泛的社群認同，因而形成血液交換的想像共同體，Titmuss 因此 認為血液的無償交換制度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團結互會連帶。此外，他也進一步區 分社會、道德與市場經濟，指出血液交換須與市場區分，而此區別有賴顧全血液 品質與公共利益的政策來維持（Titmuss1970：11-12, 158, 159），換言之，Titmuss 認為血液交換有如禮物交換關係，商業利益的介入將破壞給受雙方的互惠關係與 神聖性，進而降低募得血液的質與量，國家因此必要制定排除市場交換的血液蒐 集、分配政策。此研究引起後續諸多討論，除了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展開市場效 益極大化的辯論之外（Arrow，1972；Solow，1971），也有研究者質疑 Titmuss 所 使用的數據（Mclean1986、Starr2001），他們認為 Titmuss 過分高估了美國血液買 賣在整體供血行為中的所占比例，事實上，1970 年以前，美國也有不少由社區 醫院、醫療專業者、紅十字會所設立的血庫，推動著無償交換的捐血，然而這些 血庫並未被 Titmuss 納入考量。
但無論如何，Titmuss 的研究開啟身體商品化研究之先河，他指出「市場」、
「禮物」制度如何規範著身體組織的交換，並將這種差異總結至社會連帶。這樣 的論證雖然明確指出個人身體的使用與社會制度、社會關係息息相關，但卻直接 將「市場交換」和「禮物交換」視為一組不變的對立概念，前者導致剝削與血液 品質下降，後者則是互惠互助、社群團結的象徵。這種二分法似乎預設了社會對 於個人身體的詮釋是先驗、固定不變的，也低估了身體在不同脈絡中被重新定義 的可能性，最後再將身體商品化爭議的出路歸結為非此即彼的選擇題。事實上，
後續的輸血醫學變遷正再再對 Titmuss 的二分法提出質疑，例如，1980 年以降愛 滋輸血感染的重大爭議，已經對輸血的醫療實作帶來重大的影響，（Burgess 2002、
Starr 2001）。此外，隨著生物科技與血液分離技術日新月異，全血的採取與交換 已不再是輸血醫學的全部實作，跨國血漿公司成為血液交換市場的重要行動者，
因此血漿交換的技術－經濟（technical-economical）層次變的更為重要，這使得 Titmuss 宣稱的商品／禮物的界線變得更加模糊（Steiner 2003）。
四十年後，Healy 亦比較了美國、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捐血組織，他與 Titmuss 同樣探討身體商品化的主題，不過卻不贊同 Titmuss 畫下「市場交換」與
「禮物交換」的對立，反而認為不同的社會因素與脈絡，會使特定社會發展出特 定的商品化歷程。他比較美國與歐洲各國的血液募集組織，發現組織的型態及其 招募策略對捐血大有影響，不同型態的募集組織動員著各自的捐血者社群，也影 響人們是否會成為例常的捐血者（Healy 2000）。這是因為，募集組織提供特定的 機會與文化框架來招募捐血者，這過程涉及了大量的敘事重建與文化工程，社會 大眾與個別捐血者皆依賴這樣的文化框架來理解捐血行為。
這種重視交換關係形成過程及其影響的研究取向，展現在 Healy 對愛滋危機 的研究中，在比較捐血組織與血漿公司募集策略後，Healy 指出，這些血液募集 體制一旦建立起身體組織的蒐集、交換系統，便與其他社會組織、個別捐贈者、
受用者處於特定的社會關係中，這些依循著交換所建立起的互動形成了義務，不
受用者處於特定的社會關係中，這些依循著交換所建立起的互動形成了義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