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獻與討論

一、開發中國家的捐血研究：兩層次的在地化的歷程

本研究可以貢獻於開發中國家的捐血研究，我認為台灣 1950 年代至 1980 年 代的捐血運動，分別呈現了兩種層次的在地化歷程：身體觀與血庫作業的在地 化。

開發中國家的捐血研究從全球化、在地化的關懷切入，描述看似標準、現代 的血庫與國際組織，在進入地方社會之後，如何與當地的文化結合產生獨特的身 體詮釋與捐血動員管道。台灣的情況同樣如此，在台灣，作為對抗氣血循環說的 傳統文化身體觀，捐血組織一方面向人們介紹新陳代謝的醫療知識，另一方面，

也發展出一套「安全失血」的論述，說明失血的合理性，換句話說，捐血組織藉 由劃定合理的邊界，調和了西方醫學知識與傳統的身體觀。而捐血的動員首先高 度集中在特定的人群：學生和軍隊，這一方面是對血液的詮釋、歷史因素使然，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可及性；當血液的需求量持續上升，捐血動員又轉向企業單位 募血。

除了作為勸募論述的身體觀調和了傳統身體觀與西方醫學，台灣的捐血運動 尚經歷了血庫知識的在地化。血庫自 1950 年在台灣設立以來，採血作業流程、

供血人資格、單次血液抽取量、血液篩檢項目等，因在地種種文化背景、組織關 係、疾病風險 而改變，最後得以與台灣的醫療照護體系緊密結合。換言之，當 輸血醫學作為西方的醫療技術移入開發中國家時，不只血液募集管道發展出在地 的脈絡，醫學實作亦會產生轉變，這是過去開發中國家捐血研究較少關注的面向，

而本研究則更細緻地描述這個過程。這個差異或許導因於研究個案的不同，相較 於過去的研究案例專注於國際組織與當地醫療的衝撞現場，本研究橫跨的三十年 的時間斷代，台灣早在捐血事業建立以前就已建立起一套血庫的運作方式，因此 輸血知識的在地化歷程更為深刻。

二、捐血的組織動員：黨國體制作為台灣特色

本研究指出捐血行為的組織性，捐血不但是集體性的助人行為，助人行為的 意義與內涵亦是由組織所提供。捐血的利他認同研究以問卷設計的方式調查受訪 者的捐血動機，這種做法或許忽略了組織層次的助人意義生產，反而將這些動機 視成個人利他稟賦。然而，本研究爬梳台灣的捐血運動歷程，指出利他行為的內 涵往往是由捐血組織所提供。無論是救國、助人亦或是顧自己，不同時期下的捐 血勸募論述設定了捐血行為的價值，界定出待幫助的對象，進而將助人行為限定 在特定的管道。這些價值設定並非空穴來風，往往因組織面臨了不同的情境而產 生出不同的助人議程。且助人的行為的內含並非全然由捐血組織決定，捐血人也 有可能自行賦予捐血行為不同的意義，例如軍營裡產生出陽剛氣質展演的捐血動 機。

除了論述層次的設定，捐血組織的組成亦影響了血液的去商品化，在台灣，

捐血組織由於鑲嵌於黨國體制的運作方式，因此有了強大的捐血動員能力。相較 於其他國家，台灣的捐血組織的組成背景是分特殊，既非如同英國、北歐屬國家 政府部門，亦非如同美國是由醫療專業社群主持，也不採取大多數亞洲後進國家的 模式，由國際紅十字會與衛生部門密切合作。而是在 1974 年由衛生署、紅十字會、

商業結社成立「民間社團」處理無償捐血的勸募、處理與分配。雖然 1990 年以後 台灣的捐血組織經歷幾次改組，漸朝向醫療專業組織發展，不過 1974 年成立的中 華民捐血運動協會定調了台灣捐血組織半官方、半民間的社團組成。

早在台海關係劍拔弩張的戰爭背景下，1950 年代的血庫作為國家戰爭動員與軍 事建設的一環，國家與紅十字會透過愛國主義的號召動員出大量的血液。而當 1970 年代捐血組織在戒嚴時期的背景下組成，名為「民間社團」的組織組成高度與國家、

國民黨要員重疊，捐血組織的理事不乏政府官員、黨國元老，甚至是國軍將領，1970 年代與 1980 年代的捐血動員因而高度依賴威權社會下的黨國組織。「熱血青年」、 公務人員，甚至是黨員，皆為政府與國民黨最易觸及的人群，因此，政黨與國家機

器以諸多論述與頻繁的捐血活動徵用特定人群的血液。這或許使得台灣的捐血組織 得以在短時間內募得較多血液。

三、我們該為誰流血：捐血的想像共同體

台灣的捐血運動歷程亦可與身體商品化／去商品化的研究對話。Titmuss 將 無償捐血制度當作身體禮物交換的典範，他認為，相較於 Mauss 針對原初社會的 禮物交換，現代國家中的無償捐血由於具有匿名性，因此須以公民德行為基礎方 能實行。無償捐血制度設計下的血液餽贈具有以下特質：非面對面互動、回饋的 義務性不高、給受雙方無法當下確認血液品質的好壞，因此對捐血人與受血人而 言，血袋具有匿名性；血液作為禮物，因而與 Mauss 針對原初社會所提出的禮物 理論有根本性的差異（Titmuss 1970：72-74）。

Titmuss 更進一步指出，匿名性使得無償捐血制度是陌生人關係（stranger relationship）：激勵社群成員匿名互助的社會組織與結構，帶領個人的互助行為跨 出親屬與家族的網絡，是現代社會的特徵（Titmuss 1970：212）。換言之，無償捐 血的捐受雙方必須信任特定的專業組織，而這樣的情感，是建立在信任社群共同 體的其他成員同樣也會捐血救人之上，無償捐輸的血液交換方式於是構框出「想 像的共同體」。而 Titmuss 將共同體的邊界訂定為共享單一血液交換與醫療體制組 織：現代國家，捐血行為因成為現代社會中體現同胞互惠的公民德行。

不過，在台灣的例子中，捐血的想像共同體形成未必因禮物交換的匿名性而 指向不特定的陌生他人，反而建立於個人親屬網絡。雖然用血通知書讓捐血人得 以知曉血袋的受用者，然捐出血液的當下無從知得知輸與的對象──這看似達成 的血液交換得匿名性；然而，若進一步檢視勸募論述和交換的制度設計，則會發 現這種捐血未必是捐給一個全部熟識的陌生人。自 1950 以來，不同的社會組織 皆以不同論述號昭人們前往捐血，無論是 1950 年代砲戰期間出於救國救民而捐 血，或是 1970 年代對治血荒而捐血，甚至是 1980 年代疾病風險下出於保障家人

等理由，捐血組織所提出的勸募論述並非單純地拯救匿名的不特定他人，反而透 過傳媒劃定出缺血、血液不潔的危險性，再進一步要求人們捐出血液以消除這些 這些潛在的危機，藉此保障自我與親屬的安全。而捐血組織於 1970 年代所訂定 的《捐血互助辦法》與《領血辦法》則將這樣的風險化作血液交換制度設計的基 底，實際以親友的輸血機會作為鼓勵捐血的誘因。換言之，台灣的捐血勸募論透 過缺血風險與輸血風險的建構，藉由保障自身（及親朋好友）未來輸血機會、安 全輸血等利己動機，產生利他與助人的效果。

這一方面顯示了利他動機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亦凸顯了台灣捐血的想像共 同體是以捐血人的親屬網絡與人際網絡為核心。過去，以歐美社會為對象的捐血 利他認同研究，往往強調贈與的利他面向，不過在台灣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見 捐血作為利他行為往往蘊含著自立的動機。不論是自我身體的新陳代謝促進、健 康檢查，或是保障家人與朋友的輸血機會，這些自立的動機與利他行為併行不悖，

甚至成為幫助他人的動力。台灣的捐血並未劃定出陌生人為對象的共同體，在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捐血運動中，禮物交換的互惠性雖未跨出家庭與親友網 絡，最後卻達成了 Titmuss 陌生人關係所帶來的結果：在國家邊界中，建立以無 償捐輸唯一來源的血液交換體制。

主流論述將友愛、國民互助等「民智漸開」的德行培養視為台灣血液由賣到 捐的變遷動力，將無償捐血及個別捐血人視為現代社會的表徵。不過本文深入探 討捐血勸募論述後發現，捐血的想像共同體邊界並未因匿名性而指向全體國民，

禮物交換的互惠性未跨出家庭與親友網絡。若將血液全然的匿名性、建立以國民 為對象的禮物互惠作為現代社會的特徵，或許就 1989 年以前的捐血而言，「我們 從未現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