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類轉化

在文類上兩研究文本之原版本皆被歸類於短篇小說，需要做適當的修改才可 符合繪本一文類之載體。在原版本方面：《城南舊事》由五篇短篇加上如楔子般 存在的《冬陽 童年 駱駝隊》；〈遊園驚夢〉一篇於則出自《臺北人》短篇小說集 中。《城南舊事》於1957 年（民國四十六年）起在《自由中國》、《聯合報》等報 章刊物上刊登，1960 年（民國四十九年）由台中光啟出版社集結成冊（已絕版）；

〈遊園驚夢〉於1966 年（民國五十五年）發表，《臺北人》共收錄十四篇章，其 分別於1965 至 1971 年間發表於《現代文學》，於1971 年由晨鍾出版社集結出版

（已絕版）。兩者書寫年代相差約十年，皆於戒嚴時期發表於報刊。

原版本出版後至成為經典名作的生態也兩異，大抵需要學界、作家們評論文 章或書單評選活動的認定。《臺北人》中篇章如〈遊園驚夢〉在甫出版極受到許 多的討論，如單篇於梨華〈白先勇筆下的女人〉（1969）、吳作政刊於《文藝》評 介〈遊園驚夢〉（1971），及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1976）之評論《臺北人》

之專書；反觀《城南舊事》在發表初期則未受重視，在《城南舊事》寫成二十餘 年後，雖有上海製片廠以此為本拍攝電影，並且獲得許多國際影展獎項，拓展的 是國外對於此小說的認識；在當時因政權分離，兩岸關係緊張下，台灣地區未能 看見此電影。專文評論方面僅有齊邦媛〈超越悲歡的童年〉一篇，原為其在美國 加州大學教授台灣文學之講稿（1982），後收入至純文學改版後序文（1983）。1992 年齊邦媛、殷張蘭熙翻譯英文版；得到普遍重視約至1994 年 7 月同名繪本版三 冊出版；並於同年底得到最佳童書推薦、金鼎獎推薦等，才以林海音代表作的姿 態呈現在讀者面前。其他像是中文小說一百強、台灣文學經典票選活動等來自外 在不同的肯定，皆可視為其原作經典化的歷程。

繪本（圖畫書）興起與繪本化的實作，似乎和圖像閱讀的趨勢有關。在黃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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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為翻譯時譯本對原文所做的語言『順化』（naturalizing），另為文化意識形態的『歸 化』（domesticating）」（7）。其追溯歸化／異化（alienating）不同翻譯路線的源頭，

起於德國詮釋學者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宣讀論文〈論不同的 翻譯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 1813），認為由「以作者為 中心」或「以讀者為中心」的翻譯趨勢導向結果。爬梳後代學者維奴迪（Lawrence Venuti）提出「歸化」和「異化」翻譯（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概念；對於二次大戰後，英美譯本因英語的全球性優勢，加以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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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更進一步的區分還有待釐清。」（9），作出論文在針對兒童文學與經典文 學的翻譯討論上，主要運用歸化／異化概念於意識形態與文化差異方面限定的告 知。古佳艷參照Riita Oittinen“Translating for Children”（2000）一書內容，詮 釋兒童文學與翻譯的關係： 的複製與載體更動，是一種再生產、一種再創作的實踐。Andrè Lefevere 於＂

Trna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一書中，曾提到改寫與翻譯之相關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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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出於何種意圖，一切重寫都反映了某種意識型態和詩學，正因為如 此它操控文字材料在特定的社會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重寫就是操縱，服務 於權力。翻譯的歷史也是文字創新的歷史，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形成 施加暴力的歷史。但重寫還可以壓制創新，實施扭曲、遏制，（透過翻譯）

外來影響可以滲透進本土文化，向它挑戰，甚至顛覆它（轉引朱剛237）。

既有的「經典」文學文字原典與繪本化版本，最大的差別在於文字與圖像語 言的差異上，在同名稱情況下，不同版本的作品如不比較，極易被誤認為相同的 文本。實則翻譯或改寫的中介，都造成原典與再生產版本的不同；本論文之所以 選取國內官方語言書寫的兩文本作比較，為的是明確顯示出繪本化改版前後的不 同。因為媒介上的改動，文本所負載的文化意義在再生產過程中有所變動，欲符 合繪本形式中圖像藝術的準則，需視繪本版文本跨越文學與藝術場域之中，所認 定的資本評斷。象徵性權力的運作，在經典文學價值的傳承或美感經驗的體現，

是否能夠維持，或在文化意義上有所消減，依原典與繪本之間關係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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