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象徵性權力

高宣揚解釋：布赫迪厄視整個社會活動與生活為「象徵性的交換活動」，一 種「透過語言作為中介而」進行的社會「互動」。由此角度看來，因使用語言作 為溝通的工具，人們所處的社會即是一『語言交換市場』（linguistic exchange market）（276）。布赫迪厄並在其著作中提示語言與權力的關係：

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最好的溝通關係，也就是語言交換活動，其本身 同樣也是象徵性權力的關係；說話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或者跟他們相關的群體 之間的權力關係，就是在這種語言交換活動中實現的（轉引高宣揚276）。

也就是說在語言的交換當中，不僅是溝通思想的表象，帶有比較、調整和競 爭的權力關係，不論是人與人之間或群體之間，社會上任何一事件都離不開語言 的使用（277）。語言作為溝通的工具，可顯示出不同位置、地位的人們所持有的 資本多寡，當語言進入至文字後，可標準化的性質與跨越時空的傳播，所涉獵的 層面也更加廣闊。因而，在場域當中，語言使用（文本與學術研究、評價等）對 於其間個別角色的位置交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也使得不同的資本之間，能 夠進行程度不一的轉換。如先前提到繪本的產製上，掌握畫家人脈的社會資本，

將文字文本與圖畫結合成為文化資本的載體，經由出版、外銷等獲取經濟資本的 蓬勃；企業資金足夠的經濟資本與名聲上受肯定的社會資本，將使其更容易去得 到富有文化資本的作家與畫家的合作關係。不同性質的資本交錯亦有互相轉換、

加乘的效果，經由語言交換的象徵性權力交流，顯露其資本價值。

在資本市場當中，語言亦成為一種「交換性的經濟資本」，由各地區市場機 制而決定。如官方語言的統治性政策深入到教育體制當中，則官方語言的市場性 將會更加的明顯（279）。「語言」的掌握，決定了個體在場域當中採取如何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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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化」（objectification），「個人資本的生產、再生產與複製，就是透過這些客觀 的、制度化的中介機構來完成」。中介機構包括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的不同權 理活動如兒童讀物展覽、兒童圖書目錄編輯和兒童讀物徵選，1965-1966 兩年集 兒童讀物工作者出版《兒童讀物研究》（一、二輯）討論理論之書籍、1971 年起 制約性條件（conditionnement social）三者交錯構成（278），藉由語言交換、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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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學、藝術等本身在界定上即帶有限定之意涵，文化生產、評論與消費，實則 是將某些社會差異正當化的過程。象徵性權力隱含其中，當文化區分被認為是理 所當然之時，社會中場域間對於利益的共識是類似的，據於各位置上的群體或個 人，便以自身的實踐來維持此分別。正如Bourdieu 所說：文化消費「就是要完 成將社會差異正當化的社會功能，無論它是否有意或故意為之，它原本就有這個 傾向。」（轉引Storey 10）當把繪本化視為文化再生產的實作，其背後負載的文 化意涵，跟隨文本的產出而實踐，並對場域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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