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之子的心理認同發展與困境

認同在心理學上的意涵是指，一個人將另一個或一群人的行為特徵，或內隱 的人生觀、價值觀等，予以內化成為個人屬性的一種過程（張春興，1989）。青 少年期是兒童晚期進入成年早期的重要階段，此時期除了生理的變化之外，更重 要的發展任務為尋找「我是誰」的答案，亦即個體於社會體系中，透過與系統的 交互作用，尋求一套思想、情感、價值、態度和行為以定義自我，獲知自己在當 中的角色期待與社會位置（黃德祥主譯，2006）。當新台灣之子逐漸面對自己身 分的特殊，與外在社會對自己、對母親，甚至對家庭的特殊眼光相遇時，自己如 何看待身為一個新台灣之子的身分，可先從幾個主要的發展理論觀點，來了解其 自我認同發展的心理意義。

(一)、C. H. Cooley 鏡中自我與 G. H.Mead 社會自我理論

形象而發展出自我的感覺(如驕傲、羞恥、自卑…)等三個階段所形成。

Mead (1934) 更將此觀念拓展，認為社會自我是發生於人與人的互動過程中，

個體將各種角色期待內化到社會自我之中，且終其一生不停地調適與改變的概念。

他認為社會自我是由自我概念、自我覺察、自我價值和自尊所組成，在社會互動 的過程中，不是每個人或團體對個體是相同重要的，會使個體產生心理認同的個 人或團體即稱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和參照團體(reference groups)。兒童的 自我也就在當中學習他人的角色，以及想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而逐漸發展出來

（引自林瑞穗譯，2002）。

依前述所知，台灣主流社會對於新台灣之子的研究和現象陳述，多顯示他們 的學習低成就和人際互動困難，然而這是一種「結果」的呈現，若以此二理論來 看這樣的結果，可以發現新台灣之子生活在週遭人均以素質差、能力差、適應不 良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情境下，會接收他人從與自己互動中所顯現的反應，開始 形塑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負向形象和感覺。也就是說，當主流社會預期新台灣之子 會出現學習低成就和人際互動困難，以及所衍生的各種行為問題時，重要他人（如，

老師）和參照團體（如，同儕）對於他們就會給予負面評價和較低的期望，而新 台灣之子就會以這樣的回饋來認定自己，呈現出符合外在期待的樣子，並產生羞 恥、自卑的感覺，因而產生所謂的「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

(二)、J.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

Piaget (1950) 認為兒童的認知發展會以階段形式出現，透過平衡歷程從一階 段演化至下一個階段，他提出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與形式運思期 等四個階段，階段間的進展在於維持同化和調適間的平衡。最初，嬰兒出生不久 後，會開始主動運用他與生俱來的一些基本行為模式對環境中的事物做出反應，

獲取知識。此等以身體感官為基礎的基本行為模式，可視為個體用以了解周圍世 界的認知結構，每當遇到某事物時，便用既有的認知結構去核對、處理，此即為 基模(schema)。

隨後，兒童會在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經驗，以及經驗發生時他們所具備的認知 基模，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若兒童既有的思考模式和基模足以面對環境的挑 戰，那麼兒童便處於一個平衡的狀態；但有時候兒童所接收的訊息與其既有的基 模搭不上，導致認知失衡，於是會試圖藉由同化(assimilating)來重建平衡，也就 是將新訊息併入其既有的基模之中，是既有知識類推運用的一種歷程；然而，也 有可能需要藉由改變既有基模以納入新訊息，也就是調適(accommodating)。這兩 種歷程共同作用的結果，賦予個體具有更高的適應性。

青少年期屬 Piaget 所稱的形式運思期，個體在這個階段有思考問題中真實和 想像所有可能的原因和結果的能力，可以思考自我，並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出現 自我中心主義的特徵，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也相信其他人會如同自己一樣注意 到其心中所想的目標，而相信自己是特別、獨一無二的（引自黃德祥主譯，2006）。

(三)、E.H.Erikson 心理社會階段理論

Erikson (1959) 認為社會對個體一生中的不同階段不會期待相同的事情，為 了符合不同的需求，自我必須發展不同的能力。他將自我發展的能力分為口腔感 覺期、肛門肌肉期、性動力期、潛伏期、青春期與青少年期、成人早期、成人期 以及成熟期等八個心理社會發展階段，在每個階段的關鍵期，都有一項發展特定 能力的任務和相對應的危機，若個體無法在特定時間內發展出所需的能力，發展 仍會繼續下去，但這部份的自我就產生不健康的發展而形成危機。

青少年期屬此理論的第五個階段，主要發展任務為自我認同，角色混淆則為 認同發展不順利的危機。在這個時期，青少年對於「真實我」(相信自己是什麼 樣的人)與「理想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感覺有很大的不同，因為當青少

2006）。

除了上述理論觀點外，當代學者 Michael Berzonsky 與 Neimeyer (1994) 加入 另一新的觀點，認為個體是基於過去、未來、個人與社會關係等特徵來發展自我 認同，且自我認同是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的工具。青少年與社會關係的調節，

涉及如何建構脈絡使之適應或改進，以滿足個體的目標。也就是說，青少年可能 發現自己嘗試完成一個目標，而不能完全改變社會時，就必須改變自我，找尋達 成目標的最佳方法以達到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適應是處理達成目標過程失敗 或損失的一部分（引自黃德祥主譯，2006）。

綜合以上論點，可以得知自我認同的形成，會隨著一個人在生活環境中所遇 見的其他重要對象或團體，如：師長、同儕、社區、社會等，各自對個體的形象 進行反映和塑造，甚至進一步賦予某種形象的認可，個體也同時在此過程中，將 早期接收與嘗試性的身分，與各方所期待的形象做一比對，隨著他們所覺知的社 會適配性經驗決定統合形成自己的內在心理部分，至青少年時期達到一個統合的 高峰階段。因此，自我認同是一統合的系統概念和持續的心理歷程，在形成的過 程中會陸續受到家庭、學校、同儕以及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而呈現多樣性的面 貌。

青少年期因具有兒童期所沒有的思辨與統整能力，又正值自我認同塑形的重 要階段，當新台灣之子透過與各個社會化機構的互動，形成對自己的看法與期待 時，雙族群文化的特殊背景在污名與歧視的社會文化氛圍下，可能影響其對自我 認同的發展，而在社會化歷程與經驗中遭遇困難。

二、新台灣之子心理認同的困境

從以上的發展理論可知，自我認同是個體社會化重要的心理歷程，對於新台 灣之子因其雙族群文化的特殊背景，可能為他們在初級和次級社會化過程中，帶 來相當程度困難的議題，在此提出可能的心理狀態分析。

依前節新移民女性嫁到台灣的背景與現況所提，新移民家庭若為社會的中低 階級或經濟弱勢，新移民女性的配偶為維持家計，必須外出工作，所有家務、照 顧子女與教育的責任，多是落在新移民女性身上。新台灣之子在家庭中最初社會 化的對象理應以母親為主，但這些身為新台灣之子母親的新移民女性，受到本身 語言的限制，再加上家人對她們因經濟文化背景差異、買賣婚姻觀念而生的歧視 與偏見狀態下，讓新台灣之子在家庭中的認同發展上即開始出現混亂的情況。

呂錘卿（1987）在其研究中指出，兒童對較能控制目標的父母，或是知覺父 母親一方是酬賞者、關愛者，具有較高的認同，也就是兒童容易對擁有「權力」

與「身分」的對象產生認同。但被新台灣之子仰賴照護與認同的新移民母親，在 台灣家庭中的地位和權力低落，其子女們在家目睹家人對母親的不尊重與不平等，

於是產生對母親認同的迷惘（莫藜藜、賴佩玲，2004）。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台 灣之子必須轉而認同另一個在家庭中掌握權力或資源的重要他人，但對他們而言，

是否該放棄認同被家人歧視的母親?是否該表現出不認同母親，認同父親強勢主 流文化的態度?如此一來，便形成認同對象分歧，甚至矛盾的情況。

當新台灣之子逐漸邁向學齡階段，由家庭進入學校另一個社會化場域，他們 開始接觸家庭以外的人事物，在學校的系統中，接觸最頻繁的就屬老師和同儕。

他們接觸老師的言語和行為，從中建構新的道德標準、價值觀與行為模式，除了 老師外，同儕更為青少年時期進行社會參照的主要對象，透過對同儕的觀察、模

在王聖雯（2006）研究中指出，來自於科任老師對新台灣之子族群身分的刻板印 象或輕視的負向經驗，引起他們對自身身分的質疑，便會回歸家庭場域向具外籍 身分的母親反應，這樣的負向互動經驗造成跨國婚姻家庭子女心理上的傷害。因 此，即使新台灣之子選擇認同父親的主流文化，依然會因為雙族群文化的特殊身 分，而無法擺脫社會既定賦予的原罪而獲得完全被接納。

過往研究對於新台灣之子認同行為的發展困境，主要歸因於父母教養方式差 異（陳明利，2004；劉秀燕，2002）、婚姻關係失調導致家庭功能不彰（朱玉玲，

2004；劉秀燕，2002）、新移民母親適應狀況不佳（劉秀燕，2002）、家庭社經地 位普遍低落（夏曉鵑，2000；莫藜藜、賴佩玲，2004）、語言受限影響同儕關係

（莫藜藜、賴佩玲，2004）等，認為如此文化與經濟不利的因素，帶來新移民家

（莫藜藜、賴佩玲，2004）等，認為如此文化與經濟不利的因素，帶來新移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