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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族群關係

一、 理論觀點

回顧檢視人類學文獻,原生論(primordialism) 與環境論(circumstantialism)

的爭議是早期族群理論的基調,有關這兩個理論的討論相當多。原生論在歐洲的 萌芽甚早,強調的是族群的與生俱來成分。環境論出現時間稍晚些,比較傾向於 從人類社會的結構與情境變化來解釋族群的形成。在早期社會觀與文化觀都偏向 靜態的情況下,族群往往被認為伴隨著特定且獨特的文化特質。換言之,早期有 關族群的研究,傾向於假定其有一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但二次世界大 戰之後,Edmund Leach(1954)在緬甸,以及 Michael Moerman(1965)在泰國 的研究都發現,族群的界線與文化成分之間沒有清楚的關聯。研究族群的相關文 化時,從強調客觀指標(objective indicators)轉變為重視行為者的主觀焦點

(subjective focuses)。這樣的觀點形成了 Fredrik Barth 後來提出的邊界(boundary)

理論。

何謂族群?族群是一種具有文化或社會區分的概念,族群之間存在著文化或 社會的差異;在社會系統下,當自認為也被他人認為有共同來源、特殊文化而構 成特殊群體的族群團體,彼此互動形成關係系統。族群在不同社會情境下,及對 於不同個人而言具有多義性及其象徵意義。1990 年後,族群研究所關心的議題 由「本質論」到「建構論」,強調社會建構的特質,主張族群認同是建構而成,

環境會影響認同的建構。當跨族群社會互動經驗越來越普遍,族群通婚也日益普 遍的情況下,個人的族群意識成為一個具有解釋意義的變數現象。族群研究探討 的重點應在於族群想像或族群意識發生的脈絡,而不是其內容(王甫昌, 2003)。

王甫昌(2003)在「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中提到族群相對於其他團體的 認同,最獨特之處,在於他是以強調成員之間的「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

(common descent),做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標準,當人們可以清楚的界 定「我們」就構成一個共同的族群想像同時也產生了一種相對性的「認同」。族 群是一種特殊的人群分類方式,涉及他群與我群的區別,進而影響人我如何交往、

如何相互對待。有關族群的定義,美國社會學者認為:「存在於大社會中的集體(次 團體)成員擁有或為真實或為假設的共同祖先,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擁有定 義自我的特殊文化表徵,這些文化表徵要素諸如親屬模式、直接交往方式(表現 在地域主義與區域派系)、宗教信仰、語言或方言、部族、國籍、生理特徵、或 者任何上述要素的綜合。」族群關係是透過判斷而來,需考量文化範疇,在小範 圍內的社會中,文化容易產生質變,且此變化是顯而可見的。

Clifford Geertz 是較早提出根基論(primordial)的概念者。他認為根本賦與性 的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是一種天賦(given),乃來自親屬關係及個人從出 之群體所具有的血緣、語言、宗教、習俗一致性,它使得群體成員間具有一種無 法言喻的內聚性(王明珂 1997:37,Geertz 1973:259)。他於 1963 年將 primordial 的 概念,應用在新興國家政治認同的研究後,天賦(taken-as-given)的概念即長期附 著在社會互動相關研究的根基論傳統上。根基論可溯及先期在強調族群本質的客 觀性之時,便已認為刻劃特質是與生俱來的了。這是根基論的理論原型。根基論 後來遭受的挑戰,部分來自於對其在 primordial 項目選取上的被質疑。社會環境 的變遷造成許多族群現象不是 primordial 能夠解釋的,與其相對的工具論 (instrumentalism)或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自此興起。

二、 界線

Fredrik Barth 在 1969 年主編出版了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一書,書中提出的邊界理論,至今都被視

為是人類學探討族群關係的一個重要典範。

此書基本上將族群視為一個社會組織,而 Barth 主張:針對族群做客觀的描 述,還不如觀察族群的邊界來得重要。換言之,他認為在研究族群時,如果我們 過度去強調族群的顯著文化特質,就會變得比較像是文化分析,而不是在研究族 群組織。Barth 的重要貢獻在於:把族群認同的研究由文化內容(content)轉向 邊界的研究,並且強調行為者認為重要的才是值得重視的。此書的重要意義在於,

認為族群意識的形成不在於族群的共享文化內容,而在於主觀上具有區分「我群」

與「他群」的族群邊界。此一觀點深深影響後來人類學的族群研究。

Barth(1969a)認為所謂族群的客觀條件常呈現連續性變異而難以界定,因而 對於族群做客觀描述的重要性,遠不如對於族群邊界觀察來的重要。在不同族群 交界的邊界,族群的文化特徵會被彰顯,以做為人/我的區隔。而一但邊界消失,

族群也隨之消失。他的理論是對於族群客觀論者的反思,族群客觀論者相信族群 的分類可以依據對於客觀的事實,如語言、風俗、習慣等等的差異性來分類不同 的族群。Barth 則認為對於族群是行動者本身(actors themselves) 對於其領域的歸 納與確認(ascription and idenfitation),並藉以組織與互動人群。因此與其對於族 群做類型學上的觀察,他認為更應該重視的是族群邊界與邊界的維持(ethnic boundaries and boundary maintenance)。

界線的概念因文化不同而相異,應將視為從群體的社會實踐中釐清該群體對 界線的概念(notion)。把焦點放置於個人如何「經驗」界線?是否這樣的經驗伴 隨著對「自我」的拓展的體驗,就好像社會群體透過關係、經濟活動以及地景和 人群活動,來感知其對外在世界的拓展。他將界域的概念應用至族群研究上,對 族群理論而言是一項重要的進展與貢獻。Barth 認為,族群是一群共用某些文化 特質的人群,這些共用的文化並非族群基本定義上的特質,而是一種結果(Keye 1976:203),換言之,就是情境因素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根本賦與的。從 Barth 對於人群認同的研究中,可看出人們的認同在不同情境下產生互異的結果。這些

情境包括了政治上的身分隸屬、土地資源的競爭等等,外界情境因素造成了認同 的變遷,亦即族群界域的改變。但生活方式的改變甚至文化的差異,並不代表認 同的必定改變,人們只是選取特定文化特質作為族群歸屬的依據(Barth, 1969a)。

王明珂受到美國人類學家 Fredric Barth 的影響,認為族群由族群邊界來維持:造 成族群邊界的是一群人主觀上對外的異己感(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 基本情感聯繫(Drimordial attachment)。

《想像的共同體》(Anderson,吳叡人譯, 1999)是族群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

Anderson 認為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民族主義均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文化人造物 (cultural artefacts),若要適當地理解這些現象,必須審慎思考在歷史上它們是怎 麼出現的,它們的意義怎樣在漫長的時間中產生變化,以及為何今天能夠掌握如 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當性。他從歷史事件中進行論證,認為這些民族建構是從種 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 果。他提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 (limited),同時也用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區別不同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 假/真實性,而是被想像的方式,成員間相互連結的意象會活在每位成員的心中。

他認為應將民族主義當作像「血緣關係」或「宗教」這類的觀念來處理,而不是 將它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

從先人那邊,集體經驗與個人歷史和起源緊密結合,這種把過去與未來串連 起來的「時間」定位,滿足了個人某些最深沉、最迫切的需要。透過這種共同的 想像、血脈相連、歷史的延續,使人們藉此定位自己的身分,所有聯繫幫助了人 們承擔自己的存在,此一共同擁有的過去,亦即每個人的歷史與起源,深植於個 人認同之中,而個人認同又是基本群體認同的一部分,二者是一體的。(Isaacs,

鄧伯宸譯, 2004)

本研究中將以食物來探討族群關係,並藉由食物所構成的生活經驗記憶面來

同時從他者的族群記憶來看客家族群記憶,及記憶的實踐性對族群認同的影響。

M. Hallbwachs(1992)將記憶視為社會行為,認為記憶不能只是眾多意象空洞 形式的組合而已,個體心中片段意象需再加上個體在社會互動中的詮釋。他著名 的《集體記憶》一書,即強調個體記憶之中的社會性因素構成了記憶的社會框架,

進行記憶的是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只有把記憶定位在在相應群體中思考,才能 夠理解發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由於記憶的社會功能,進而對一個群體 的認同(identity)就具有重要性。

沒有記憶,就沒有自我,難以形成認同;沒有記憶,歷史無法獲得延續,群 體特性無法傳承,團體與團體間的區別性也就變得模糊。所以,記憶不僅讓人建 立認同,當兩者交錯激盪後,更將孕育一個共同體的誕生。

在族群認同研究中,集體記憶的概念為一思考線,一個族群的產生也與一個 人對族群的意象、記憶與認同有關,族群認同會隨記憶的篩選及詮釋而改變,族 群認同的建構是成員主觀挑選集體記憶作為凝聚因子的結果,Anderson(1999)亦 認為,一個國家的建立,其文化或許不那麼重要,反而是那種”想像”才是重要的;

文化不是重要的,而是那種「共同生活經驗、共同的記憶」才是重要的,藉由這 些共同經歷、共同參與的事情,使他們型塑出一種共識;共同參與,才能有認同。

三、 南庄族群關係之研究

在研究南庄的博碩士論文共有 32 篇,分別從地理、歷史、企管、休閒觀光、

音樂、社會、經濟、環境生態等領域進行討論,其中有 12 篇與「客家」有關;

有關賽夏族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共有 41 篇,以南庄為研究場域的有 14 篇,探討主 題以儀式、祭典、語言為多數。其中涉及族群關係的有賴盈秀(2002)、日婉琦(2003)

有關賽夏族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共有 41 篇,以南庄為研究場域的有 14 篇,探討主 題以儀式、祭典、語言為多數。其中涉及族群關係的有賴盈秀(2002)、日婉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