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食物、人類學

一、 物的研究

「器物是最深層的表現形式。創造器物的行為，與社會體系和知識概念的建 構是類同的。所有這些都是象徵過程的一部分，透過其中蘊含的意義和秩序，我 們才能持續地創造自我生存的世界。 (Upton, 1985)

本文的重點主要是基於物與物質文化研究，來討論物本身的象徵化，不同的 探討路徑所再現的不同物性，以及如何透過象徵性溝通系統性質的探討來連結物 性與歷史及社會經濟條件等，以反映該社會的深層靈魂或心靈的發展。

從人類學的眾多研究成果中可以得知，當把物自成一格的特性與社會文化特 性相結合時，可看出物性是如何塑造或凸顯社會文化，在文化人類學中，由「物」

切入來做研究，可從象徵透過象徵性溝通系統性質的探討，來連結物性與歷史及 社會經濟條件，更涉及物與其他分類範疇連結所可能產生的物質與心理基礎。

物的人類學研究凸顯從物的角度所呈現人或人群自我建構或再建構上的意 義。其中，對於物性本身的特質以及人群如何應用這些特質來作自我建構的方式，

已開展出很精彩的研究。物性的討論，如人類學對於布的特性(Schneider & Weiner, 1989)、樹的特性(Rival, 1998)的探討，不僅合理化其個別作為研究的焦點，同時，

更使得這些研究得以深入討論認知、技術與社會文化的關係，進而探討其與個別 人群社會建 構或權力與歷史的關係。物與社會記憶的討論就是在這個脈絡下產 生的。

物，是社會結構或社會存在的附屬品，它並非獨立物品，而是代表了社會結

在 社 會 文 化 中 扮 演 顯 影 劑 角 色 ， 其 物 性 會 塑 造 或 凸 顯 社 會 文 化 。 A.

Appadurau(1988)在《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中談及，物的生命史 (social biography)，不僅使物與經濟、歷史、社會文化結合，更因物本身成為研究主軸，

而使物有了獨立的生命及其獨特的價值與重要性，或代表一個人與其他人連結的 繫帶。物之所以有這些作用，也是在於人造物就像新種屬一樣是依生物原則來繁 衍，而人有意志的行為自然是不及物本身所有內在潛力的發展。所以，即使人造 物是人之意圖的產物，意圖本身卻仍由先前存在的物所制約。換言之，若非物本 身已具備因人心理過程提升後才可以理解的物性，人也不可能創新。但這種創新 或新物性的發現，往往必須依賴人事先開展出新的分類範疇為基礎。Appadurau 企圖了解外來物在地化過程中價值的轉變，所牽涉到的政治經濟力量的角逐，與 文化在形塑物的在地化意義的角色。他的研究呈現了物如何見證歷史或創造歷史 的過程，同時對於物性本身的特質，以及人群如何應用這些特質來進行自我建構 (何翠萍, 2005)。

Janet Hoskins(1998)認為，物是過去及個人的人生記憶之集體再現，物在社 會文化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從物的研究中可看出人的自我認定是依長期對 物的建構、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而來的。

1980 年代起，物及物質文化的不可取代之價值漸被強調。Miller(1991)提出 主體/客體或人/物非二元性關係為其研究物質文化的主軸；他認為，物有其自成 一個的性質與社會文化特性。人與物是辯證(dialectic)與動態(progressive)的關係，

兩者間的各種關係均是此過程的產物，主體是由吸收他者所有客體之過程所相互 構成的，而這相互關係本身僅存於它所有的真實化(realization)過程中。客體化 (objectification)具有雙重過程，一為主體在重新創造的活動中將自己具體化 (externalize)；另一方面，主體經由「再吸納」(sublation)的過程中重新吸納了物，

使它成為人在身份、認同、情感上的一部份。由於將物視為一獨立主體，使其風 格所塑造的文化形式，更可作為互為主體秩序的媒介，而整合個人的在現於更大

群體規範秩序中。因此，從物或人造物，可看出社會分工、社會群體、社會結構，

乃至於個人；且「物」更結合了生產與消費、個體與群體，以及各種複雜的力量 與能動性。物表面雖單純，但實際上是複雜的，充滿許多性質、機制與功能。⁵

物，就文化面而言，可呈現人們的生活方式，可一窺當地人如何由其原有的 基本文化分類概念，來理解外在的歷史事件，進而創造新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

就經濟面而言，可作為不同經濟時期的關鍵性象徵，進而突顯不同的象徵性溝通 體系之性質，並反映了該社會的深層靈魂或心性發展。

綜合上述可得知，「物」對於一個社會而言，是具有象徵意義、展現文化的 功能。同時，「物」與歷史、社會、文化、經濟也是息息相關的，它不僅顯現了 人的創造性，同時也使得文化傳統得以「再創造」。並且，強調了人的自我認定 是依一段連續的解構、建構過程而來。

二、 食物研究

食物，最日常的一種物；對人類的重要性，不僅表現在生理層面，也表現在 社會文化層面。正因如此，自十九世紀末期人類學科發展以來，食物一向是人類 學者關注的議題；與生產技術、經濟、交換、親屬、社會聲望、生態、能量和營 養等範疇相關的研究，也經常涉及食物的討論。1960 年代左右人類學理論的轉 向發展，食物結構和食物象徵分析，相當程度地提供了刺激和推動力量；例如生 食╱熟食、可食╱不可食、潔淨╱汙染等二元對比，是文化思維結構與社會秩序 象徵討論開展的基礎(Levis-Strauss, 1992)。

食物在人類學研究中具有重要性，從人類學的觀點，飲食不僅具有個人營養、

成長及健康的生理意義，且具有廣泛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人類學研究飲食飲食 行為的基本理論觀點可歸納為功能、結構及象徵等三大類(許木柱、簡美玲,

1996)。

Margaret Mead 將飲食習慣視為一種文化要素，以核心(core)/邊緣(peripheral) 的角度討論飲食的供給問題。基本觀點認為，一個族群飲食習慣的改變，除了有 經濟效益影響外，族群心理的接受度是另一主因，在食物的種類與處理方式的改 變上，包含了族群既有的文化特性(黃應貴, 2008)。

將食物作為象徵的研究，則強調食物在象徵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上的意義。

Toomey(1986)對印度南部兩個教派的飲食研究指出，食物具有展示同質性及異質 性的功能。在同質性功能方面，神聖的食物對於 Bengali Vaishnavas 教派而言，

具有強調均等、親密及凝聚力的功能；在異質性方面，對 Valabhit 教派則具有強 調階層與形式(formality)的功能。Murphy 對印度首都新德里(Delhi)回教徒的飲食 研究指出，回教徒的宴飲反映出回教的價值觀，如虔敬、慈善、好客及榮譽，同 時也反映出和印度人的差別。族群認同的觀點也見之於 Ohnuki-Tierney(1993)將 稻米視為日本人對自我和國家認同的隱喻(metaphor)。

飲食習慣可作為群體認同的表徵，透過飲食習慣及其變遷的過程，可了解特 定族群的關係或對群體的認同。飲食在表徵族群的關係上主要有兩類，其一是透 過本族所特有的飲食表現自己的族群認同，其二是和所崇拜的上流社團體想用相 同的食物，而表現出對該群體的認同(Anderson, 2005)。例如，在 Kampong Mee 的馬來西亞華人，由於身處馬來地區多文化、多族群的環境中，往往會保有原鄉 飲食習慣的傾向，如吃豬肉、米食等。特別是吃豬肉的習慣，就成為與禁吃豬肉 的馬來人區隔的明顯標記(蕭新煌、林開忠, 2009)。

在食物與認同的研究中，莊英章(2003)討論客家社會文化與飲食特性時亦指 出：「人類的飲食與其他行為依樣，都具有實用性與表達性兩面，食物除去滿足 飽食、營養、口味與生產供應等實用意義外，所蘊含即能藉以表達、延伸、象徵 的無形意義也相當重要，有時甚至凌駕於實用面。」

林淑蓉(2006)認為食物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從飲食的類、烹調特色、飲 食習性、餐具使用到食物分享等，都可以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可作為 理解該族群的社會生活，或甚至成為建構族群認同的基本文化要素。食物的味覺 及其他感官特質，更是生活於該文化中的人們，經由代代相傳的日常飲食實踐，

內化成為個人建構自我認同時不可或缺的社群生活記憶。

曾亞雯(2008) 從食物口味著手，探討在家庭中食物口味的維持或變化，如 何影響著家庭關係，討論記憶與家庭認同關係，她認為家庭飲食記憶是家庭群體 的生活縮影，當記憶圍繞著飲食習慣與口味偏好而展開時，飲食口味也成為家庭 認同劃界的指標。成長過程中，由家庭所形塑的飲食信念與口味偏好，並非一成 不變；當飲食行為或模式因為生命歷程出現重大轉折，進而產生變化、引發飲食 危機時，飲食習慣所牽涉的自我認同定位，也隨之受到影響。而婚姻、宗教信仰、

疾病與經濟等四面向，常成為影響飲食習慣及口味偏好的指標，牽動了日常生活 變化，也意味著個人／集體的記憶將會被重新建構。在飲食脈絡中，家庭口味不 僅是家庭記憶的核心，也是記憶的框架；當飲食記憶被召喚並透過廚房實作而轉 化成一道道菜餚時，一方面以同餐共食的方式分享給家庭成員，讓現在的家人與 過去的家庭意象連結在一起，再次確立家庭關係的彼此親近；另一方面，「家庭 口味」的「道地」特性，也是強化飲食記憶的關鍵。 家庭口味的道地課題，說 明了家庭內部的權力關係。換個方式說，家人身份或家庭關係，也藉由家庭口味 來建構或協商。家庭口味的維繫與傳遞，透露了家庭關係的未來發展與權力態勢，

不論是傳承或創新，都彰顯了權力關係的變化。

劉柯薇(2008) 理解報導人對岡山的印象，並進一步以地方「生活」相關的

劉柯薇(2008) 理解報導人對岡山的印象，並進一步以地方「生活」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