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層次分析與日本外交政策
第二節 日本外交之特性－國際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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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政治心理學與個人認知層面切入，研究領導人與決策者的不同價值觀、認 知及理念，分析決策者理念或其行為模式如何透過決策過程轉變成國家行為，使 其具有濃厚個人人格色彩之國家行為，對國際社會可能帶來之影響，或是在相同 的國際結構下產生不同的反應。50
史托基（E. Stokey）與雷克豪塞（R. Zeckhauser）亦在《政策分析導論》（A Primer for Policy Analysis）中明白指出：「在《導論》此書中，對政策分析的研
究都是指理性的決策制定者，開列目標，與使用合理的過程（logical processes），
以探索達成這些目標的最佳方法。」51他們認為決策者可能是一人或是一群體（通 常為精英團體），並以完全「理性」作出反應或決策。然而，此種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的定義太過於理想化，因為決策制定過程未必是在目標及方法之間合理 思考，決策者除了理性之外在政策脈絡中尚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即使決策者做好 萬全準備，終究無法掌握全面的訊息，所有的決策都是在有限的前提之下進行。
再加上就算決策者依照邏輯思考，也可能出現未必依邏輯行事的矛盾現象，52因 此在以「個人層次」作為分析單元時，通常會突顯行為者偏離「理性行為者」
（rational actor）非理性的部分。
從上述針對個人層次分析得探討可知，國家決策領導者的信念、價值觀、人 格特質、政策偏好或其他心理層面之分析皆屬於第一意象，而「個人層次」的研 究方法是採取由內向外（inside-out）的研究途徑。
第二節 日本外交之特性－國際層次
雖說本篇論文以21世紀的日本外交為探討主軸，不過在討論日本外交政策之
543-550.
50 宋學文，＜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對我國公共政策研究之影響：兼論此影響在兩岸關係研究之意 涵＞《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4 期，2001 年 4 月，頁 21。
51 E. Stokey and R. Zeckhauser, A Primer for Policy Analysis（New York & London：W.W. Norton&
Company, 1978）, p. 3.
52 張明貴，「第一章 政策分析的意涵」，收於政策分析，（台北：五南圖書，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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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時，還是需要溯及戰後日本外交史以明究理。
回溯戰後日本的政治外交路線共有三個分支，分別是社會民主主義路線、經 濟中心主義路線以及傳統國家主義路線：53
一、 社會民主主義路線
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以社會黨為中心，由社會黨左派、社會黨右派以及共產黨 所構成。他們希望日本捨棄憲法第九條、重新軍備，反對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及設 置自衛隊，提倡「非武裝中立」，直到1960年以前都對日本政治保持著巨大影響 力。然而1990年代初期，隨著冷戰終結，日本民眾期盼穩定的國內政治，社會民 主主義路線對日本民眾不再具有吸引力，社會黨的激進革命行動已難獲得民眾響 應，因此社會黨最終不再堅持原有主張，在憲法第九條議題上，改以務實的立場。
二、 經濟中心主義路線
由吉田茂（Yoshida Shigeru）率領的經濟中心主義路線排斥戰前偏重軍事國 家，企圖以產業和貿易重建戰後的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在此觀念下，吉田茂與美 國簽訂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將日本的安全保障依附於美國同時，將日本定位成親 美國家，呈現以美日為主軸的對外關係；國內亦採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社會體 制，確立了日本以經濟復興及繁榮為最優先的大方向。
三、 傳統國家主義路線
此一路線以戰前期以來就頗具勢力的鳩山一郎（Hatoyama Ichiro）、岸信介
（Kishi Nobusuke）等人帶領。他們認為日本作為一主權國家具備排除外敵的軍 事力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大力鼓吹「修改憲法與再軍備」，也就是近年來所謂的
「國家正常化」。1954年吉田茂卸任後，他們於1955年成功合併經濟中心主義路 線勢力成為保守陣營，主宰了1950年代後半的日本政治。
53 五百旗頭真，「結章 戦後日本外交とは何か」，五百旗頭真編著，戦後日本外交史（東京：
有婓閣，新版，2006 年 3 月），頁 28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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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外交便是在這三條不同的政治路線中展開，而吉田茂的經濟中心主 義路線於1950年代成為主流貫穿整個冷戰期，被稱作「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直至冷戰結束後，日本外交基本上仍沿襲此一對美主軸的立場。
1989年秋天柏林圍牆倒塌，兩極體系崩解後，世界體系發生兩種不同面相的 變化。其一是某些區域中固有的歷史對立關係浮出檯面，主張自我身分（identity）
的 民 族 或 國 家 開 始 大 量 出 現 。 其 二 ， 美 國 成 為 唯 一 超 大 國 ， 其 資 訊 技 術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以下簡稱「IT」）產業革命的成功使美國引領的全球化 影響著全世界，冷戰後國際政治的快速變遷也影響著日本。例如1991年發生的波 灣戰爭，美國大肆批判日本貢獻不足，這種情況是冷戰期間不曾見到過的，即使 日本後來緊急徵稅，以財政支援方式貢獻了總額130億美元，卻仍未聞一絲對日 本的讚譽。
這次危機讓日本重視美日關係一派開始擔心美日同盟崩毀的可能性，再加上 1994年發生的北韓核武危機及1996年台灣海峽危機，皆讓日本更加正視美日同盟 的重要性。於是，1996年春天，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與美國總統柯林頓發表了「美 日安保聯合宣言」，此一共同聲明再定義同盟關係，表示美日同盟進入21世紀後 仍將是維持亞太平洋區域安定與繁榮的基礎。54之後更於1997年修改「美日防衛 合作指南」（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以共同應對區域安 全。55美日同盟不僅僅從冷戰結束後延長，其內涵也更加擴充了。
可以說，日本外交中最顯而易見的一大特徵便是以對美關係為主軸的對美追 隨外交。針對於此學界也出現將日本歸類為「外壓反應型國家」（reactive state）
的論述。此派學者將日本外交定位成國際社會中消極且被動的行為者。例如入江 昭（Irie Akira）將日本外交評為「懸案處理、危機管理志向型」、欠缺「哲學」。56
54 參見日本外務省網站「日米安全保障共同宣言－21 世紀に向けての同盟－」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sengen.html （2014 年 2 月 21 日 17:11 登入）。
55 參見日本外務省網站「共同発表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の見直 しの終了」、「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kyoryoku.html#1 （2014 年 2 月 21 日 17:27 登入）。
56 入江昭，新．日本の外交（東京：中公新書，1991 年 1 月），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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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爾．布雷克（Michael Blaker）將日本外交風格定義為「當場解決」（coping），
意即「首先判定狀況……為了不遭受國際批判而採取必須且最低限度的調整，盡
57 Michael Blaker, “Evaluating Japan’s Diplomatic Performance,” in Gerald L. Curtis, ed., Japan’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New York: M.E. Sharpe, 1993), p. 3.
58 Alan Rix, “Dynamism, Foreign Policy and Trade Policy,” in J.A.A. Stockwin, et. al. eds. Dynamics and Immobilist Politics in Japan(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 298.
59 石原忠浩，日本對台決策的組織、制度與過程：以駕照相互承認之協定、FTA 談判、李前總 統訪日為例，問題與研究，民國 99 年 4 月，頁 66、71。
60 請參見 Edward J. Lincoln, Japan’s New Global Rol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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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ronza.asahi.com/synodos/2010101000002.html （2014 年 2 月 24 日 1:36 登入）。
6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人民日報》，（2005 年 12 月 23 日）。
64 相關論述請參見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Elizaveth Economy, “The Game Changer: Coping with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9,No.6 (November/December 2010);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2 (March/Apri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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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期待。加上2008年雷曼危機過後，在美國喧騰一時的G2 論調迅速幻滅，相對地抬高了日本在東亞的價值。65
中國崛起牽動了全球權力轉移（power shift），日本的對中外交不再只是單 純的兩國間關係，而是整個東亞戰略的一大重心。回顧國際政治史，霸權國與新 崛起的挑戰國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經常會產生秩序混亂或發生戰爭。由此看 來，如果美國與中國無法避免彼此對立，則很有可能會重蹈歷史覆轍。基於此，
東京財團「亞洲的安全保障」研究計畫團隊針對「日本對中安全保障戰略」66提 出政策提言，從經濟與軍事面預測未來二、三十年美中日三國的發展。研究團隊 將中美關係變動的過程分成四種類型： A「階層型自由秩序」：美國國力占優勢 情況下，美中關係維持協調；B「非對稱型勢力均衡體制」：美國國力雖仍占優 勢，美中關係的對立卻加深；C「大國間協調體制」：美中兩國在國力達到平衡 的過程中維持協調關係；D「冷戰型美中兩極體制」：美中兩國國力達到均衡，
且兩國關係之對立加深（圖2-2）。
該研究團隊主張，往後的國際關係及美中兩國的權力分布將由「美國占優勢」
漸往「美中國力平衡」的方向移動，並且，在此一權力移動的過程之中，美中關 係會不斷往返於「對立」與「協調」之間。因此日本應該針對不同情況，複合採 用「統合」「平衡」「抑制」等方法對應。對日本最為有利的國際情勢是 A，因為 在美國握有優勢時，日本不但可以繼續維持美日同盟，也可以促進與中國在經 濟、社會上的互惠關係。所以現今日本的策略是盡可能維持 A 模式，同時為 B 的到來做準備。然而，若是將來不可避免地美國不再具有優勢，情勢轉變為兩國 國力均衡時，則日本要盡力避免 D 情況發生。因為在 D 情況下，不管是中美對 立或是中日間起任何衝突，日本所要付出的代價都比任一情況之下要高得多。
日本的外交政策似乎就像鐘擺，隨著國際環境變動不斷在美中之間擺盪，然
65 北岡伸一，「日本外交の座標軸―外交三原則再考」，《外交》Vol.6，頁 15。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pr/gaikou/vol6/pdfs/gaikou_vol6_07.pdf
66 東京財團政策提言「日本の対中安全保障戦略」（2011 年 6 月，東京財團政策研究）
http://www.tkfd.or.jp/files/doc/201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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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光就國際層次來看日本外交仍然有霧裡看花之感，無法了解全貌，以下將納入 國家層次因素作進一步探討。
圖 2-2 美中關係的秩序：四種類型
資料來源：東京財團政策提言，＜日本の対中安全保障戦略＞（2011 年 6 月），頁 18。
資料來源：東京財團政策提言，＜日本の対中安全保障戦略＞（2011 年 6 月），頁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