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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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以層次分析的方式從非傳統安全以及經濟兩種面向來探討日本對東協 國家的外交政策，有以下研究發現：
一、冷戰後日本對東協外交的積極表現
（一） 非傳統安全面向
關於日本在非傳統面向的積極表現，首先要考慮到由於日本憲法第九條，日 本想要在傳統安全保障面上直接作出國際貢獻，是有其侷限的。如何不牴觸憲法 同時又能夠在政治層面中做出符合其經濟大國的國際貢獻，一直是日本外交的課 題。
二次石油危機發生，令日本深切感受到自己在能源、經濟安保上的脆弱，加 上僅強調軍事安全單方面的傳統安全保障已無法引起人民的共鳴，因此日本政府 提出所謂的「綜合安全保障」，著重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大規模地震對策等 面向，強調安全保障須在國際合作、互賴互助中才得以確保。隨後 1998 年發生 金融危機，又以貧窮層、高齡層、身心障礙者、婦女與幼童等弱勢族群受害最大，
作為綜合安全保障概念的延伸與擴大，日本政府提出「人類安全保障」的概念，
並以此作為外交政策中的一環，尤其在 ODA 政策中更能體現此點。2003 年 ODA 大綱改訂之後，從政策立案到實施階段，都以重視人類安全保障為基本方針。
有鑒於世界各地，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常常發生大規模地震、洪災等自然災 害，不但葬送許多寶貴生命，同時也對受災國家的社會、經濟面造成嚴重傷害。
環境保護與防災合作正好是日本在國際貢獻中的重要領域，因此日本政府從人類 安全保障的觀點出發，對東協國家長期進行相關援助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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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許多自然災害發生的緣由，都與全球氣候、環境遽變有關，然而經濟發 展與環境保護卻經常處在對立面，因此日本政府便從綠色發展與防災合作兩方面 下手，除了協助東協國家升級防災設施，更希望建立低碳、當自然災害發生時能 夠迅速應對的社會機制。
日本政府主要援助方式是透過 ODA 實施「多邊援助」及「雙邊援助」。在 多邊援助的實踐上，通常是經由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UN／ISDR）事務局來推 動；在雙邊援助的實踐上，則多是經由日本 JICA 執行。雙邊援助包括技術合作、
有償貸款、無償贈與三部分。技術合作內容包括派遣專家、研修員、救助隊、志 工、調查團，以及從東協國家接受研修人員、危難時提供國際緊急援助等等。有 償貸款指的是日本政府透過 JICA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日圓借款，並依據該國經濟 狀況來決定利率或償還期限。無償贈與則是日本政府提供無償贈與以進行人才培 育、災害復興、興建醫療設施等活動。目前也有多項計畫正在實施當中，包括防 洪都市計畫、地震火山的綜合防災策、低碳社會開發計畫、永續發展環境保護事 業，以及活用防災資訊的推動計劃等等。
（二） 經濟面向
在 1960 年代之前，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被置於美國的冷戰政策底下，因 此對東南亞並沒有多大展現自主外交的空間。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僅止於戰 後賠償與開發援助，而非經濟合作夥伴。
隨著對東南亞國家援助規模增大，日本企業與東南亞當地關係亦逐漸密切。
自 1972 年起，日本企業對東南亞的投資大舉增加。1974 年田中角榮前首相訪東 南亞卻遇大規模反日活動，使日本開始反省過去經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正視對 東南亞外交政策。加上美國當時希望日本分擔亞洲地區部分國際責任，1977 年 福田赳夫前首相發表福田主義，增加對東協國家援助，積極強化與東協國家間關 係，1989 年日本政府成為東協國家最大援助國。
日本從 1995 年加入 WTO 之後，便將重心放在維護 WTO 體制上，認為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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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兩國間或區域間的「例外性」貿易協定會破壞世界自由公平貿易體制的發展。
然而，在全球締結 FTA 的潮流底下，區域經濟整合進入高峰，日本對 FTA 的看 法逐漸改變。1990 年代初期，日本通商產業省首次出現認為 FTA 可能為世界自 由貿易帶來正面影響的看法。而日本外務省則是到 1990 年代末日韓高峰會後，
才認可 FTA，將 FTA 納入日本貿易政策的選項中。
此後，日本利用締結高度自由化的 EPA 作為促進經濟合作的貿易手段。2002 年日本外務省發布「日本的 FTA 戰略」，不論從經濟緊密程度或是政治外交上的 考慮以及實踐可能性，東協國家皆為日本最優先締結 EPA／FTA 的國家。2002 年日本與新加坡締結第一份 EPA，希望以此高度自由化 EPA 為基礎，陸續強化 與東協全體的經濟合作。然而在面對尚未準備好締結高水準 EPA／FTA 的東協國 家時，日本也透過相關技術性支援，以期推動東亞區域高度投資貿易自由化，主 導東亞經濟整合態勢。
二、各層次因素在日本對東協外交政策之影響：非傳統安全面向
（一） 國際層次因素 1. 國際上的重視
1980 年代以後，地球環境問題顯在化，地球環境惡化成為危及人類存亡的 議題，相關國際會議頻繁召開。1992 年的「聯合國環境發展會議」（UNCED）
是國際社會討論環境與開發並立的「永續發展」議題的一重要會議。然而 UNCED 卻在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分擔問題與國家主權干涉問題上遭遇挫 折。儘管如此，國際社會對於相關議題的緊急性已有廣泛認識，地球環境議題也 從低政治性（low politics）提升為高政治性（high politics）議題。
2. 非國家組織角色的提升
非國家組織（NGO）雖然無法加入相關議題的條約案或決議案的投票，然 而透過在會議、交涉中發言，向各國代表遊說、提供科學報告與建議書等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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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亦不可小覷。過去只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決定過程，現今，NGO 以更成 熟的方式加入。
3. 東協實質上的需求
1990 年代末起，自然災害除了威脅到當地人民生命福祉，亦威脅到東協國 家的治理能力，因此東協各國政府開始注重災難管理，並將災難管理當作確保區 域共同體合作的基礎之一，推動相關合作計劃。然而隨著人口集中、都市化的進 行，災害防範對策不僅需要更多費用，困難度也增加，東南亞區域內災難管理能 力有限與資源不足是東協面對的最大挑戰。適度引進區域大國的支援成為東協目 前處理該議題最為有效的手段。
（二） 國家層次因素
1. 政府部門：外務省、環境省
在政府部門主要由外務省與環境省推動。外務省希望藉由日本在災難預防和 災後復興支援等領域加強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信賴感，同時透過與國際機關的合 作，使日本的政策得以反映在創立國際框架的過程中。除此之外，導入日本的經 驗與技術防止環境惡化，讓東亞經濟能以更安全的形式成長的同時，日本也能共 同享有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
一方面，環境省也致力於推動亞洲各國及區域的對話，利用東協加三環境部 長會議、EAS 環境部長會議等，以增進區域環境合作的密切度，進一步實現具 體的環境合作。
2. 政策執行者：JICA
JICA 在支援東協國家上，以創造低碳社會、有能力適應氣候變遷帶來影響 的社會為目標。為此，JICA 協助東協國家擬定減碳計劃，支援該國所需技術的 開發與普及。除了基礎設施的整建，在制度以及相關人才教育、培訓層面也都是 JICA 所推動的事業範圍。
（三） 個人層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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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渕惠三前首相在各種國際場合中經常提及人類安全保障的概念，希望能夠 透過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多樣化的威脅。將人類安保此一概念帶入日本外交政策 中，可說是小渕前首相對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影響。
此外，福田康夫總理也曾提唱「日本－東協環境對話」，希望創造日本與東 協各國在具體環境合作方式上協議的管道、進行資訊交流，藉此達成日本與東協 環境合作案。而日本與東協也的確透過此管道，確立了許多合作案，當中一些計 畫案目前也仍在執行當中。
在歷經日本 311 東日本大地震之後，為回饋世界各國的幫助，日本於 2012 年舉辦「世界防災閣僚會議 in 東北」，希望將自身經驗與從中獲得的教訓傳達給 世界各國。野田佳彥前首相更在會議中表示日本將支出 30 億美元的金援，顯示 其對於防災合作的支持。可見不論自民黨或民主黨，環境保護與防災合作議題不 但有利於日本爭取國際社會注意力，也可以提高國際社會對日本的信賴。
（四） 小節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在非傳統安全面向當中三個不同層次的影響力的排序 分別是國際層次、國家層次，最後是個人層次。
首先是 1980 年代之後地球環境議題的緊急性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加上 世界的自然災害近年來有頻繁發生且規模擴大的傾向，一旦大規模環境災難發 生，災難蔓延甚至可能引起國家間衝突，相關問題的緊急處置與災後復興亟需國 際合作參與解決。而過去多次受到自然災害衝擊，日本在災難支援上累積了豐富 的經驗與知識。針對日本與東協的防災合作關係，東協因本身在災難管理上能力 有限且資源不足，希望引進區域國家的力量，而長期以 ODA 支援東協國家的日 本正是最佳選擇。基於此，本研究認為國際層次因素是促使日本與東協國家在非 傳統安全合作上最先影響也最影響最深的要素。而實際施作的細節則是受到國家
首先是 1980 年代之後地球環境議題的緊急性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加上 世界的自然災害近年來有頻繁發生且規模擴大的傾向，一旦大規模環境災難發 生，災難蔓延甚至可能引起國家間衝突，相關問題的緊急處置與災後復興亟需國 際合作參與解決。而過去多次受到自然災害衝擊，日本在災難支援上累積了豐富 的經驗與知識。針對日本與東協的防災合作關係，東協因本身在災難管理上能力 有限且資源不足，希望引進區域國家的力量，而長期以 ODA 支援東協國家的日 本正是最佳選擇。基於此，本研究認為國際層次因素是促使日本與東協國家在非 傳統安全合作上最先影響也最影響最深的要素。而實際施作的細節則是受到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