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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響日本對中防衛政策之因素

第一節 日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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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響日本對中防衛政策之因素

冷戰時期日本與中國大陸都不同程度地受制於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陣營對峙 環境之中,特別在冷戰後期,蘇聯成為兩者安全上的威脅,但隨著冷戰終結、蘇 聯解體,俄羅斯開始致力於改善與鄰國的關係,不僅逐步撤離原駐防於北方四島 的軍隊,只保留國境警備隊,也宣布與中國大陸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大幅減少邊境的兵力,在此種新的情勢下,日本與中共如何建立新的 戰略基礎,成為一個新的課題。冷戰結束後,日本與中國大陸處於劇烈的變動之 中,各自追求的目標不同,發展的速度迥異,致使原先就存在的警惕心理日趨強 烈,而隨著世代交替的加速進展,在政治家間缺乏瞭解,又溝通管道不甚順暢的 情況之下,彼此間的矛盾便越益加劇。

本章分別從日美安全保障體制、國際體系與日本周遭安全環境變遷、日本國 內環境等方面,來探討促使日本改變對中防衛政策的相關因素。

第一節 日美同盟

日本在處理與中國大陸關係時,基本上是承繼美國的意圖,但又會表現出一 定的獨立性,按照以往歷史的經驗,可以發現當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緊張時,日 本常會追隨美國的腳步,但有時也不願意以犧牲日中關係的代價來維持日美關係;

在關係和緩時,日本就能比較放手發展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但有時也會擔心出現 類似 1972 年尼克森總統訪華所帶來的「越頂外交」1的衝擊,力求使日中關係更上

1 對於 1972 年 2 月美國尼克森總統突如其來訪問中國大陸,當時日本政壇內引起一陣騷動,認為 美國無視於在亞洲最大盟友日本的立場而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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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樓。2本節將探討日本對中防衛政策改變中的美國因素。

壹、美國的中國大陸戰略規劃

冷戰結束後,蘇聯的垮台,讓美國儼然成為一個超級強國,其超強的霸權地 位,來自於其全球支配戰略,該戰略指的是美國將提供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與自 由價值,並強調在後冷戰時期必須致力於其力量不衰,3尤其是 911 恐怖攻擊事件 發生之後,美國形成的大戰略志在於維護其霸權。

霸權國家(Hegemonic Power)指的在國際權力結構中佔有最優勢地位的國家,

擁有分配軍事與經濟資源的能力,一個霸權國家必須具備優勢的物質條件、追求 明確的目標,同時也必須有能力控制對其重要利益造成影響的國際事務。4最重要 的是霸權國家必須獲得各區域大國承認與配合,遵循其意志所建立的霸權秩序,

除此之外,為了維持既有的利益,會極力維護國際社會權力關係的現狀,除了提 供一定的公共財之外,也會確保國際體系中既有的權力分配、威望層級與國際互 動規則等,並削弱國際體系中主要挑戰國的實力,避免與體系中第二大國正面衝 突,而在地區衝突中,霸權國家則會支持區域主導國家對手,防範潛在的挑戰國,

努力促使區域主導國家不至於發展成為區域霸權。5因此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規 劃,也深受其全球霸權支配戰略的影響。以下將探討美國東亞區域戰略目標,以 及各政權時期的對中戰略規劃。

一、美國的東亞區域戰略目標

(一)維護其領導地位

2 王少普、吳寄南,《戰後日本防衛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470-471。

3 Michael Mastam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4, 1997, pp.49-80.

4 Rober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9-38.

5 秦亞青,《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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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否能取得東亞地區的領導權,主要核心關鍵取決於其在東亞的軍事力 量,特別是在東亞前沿的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在 1998 年美國的《新世 紀國家安全戰略》(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中提及,美國將 在新世紀前 15 年戰略機遇期將國家安全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傾斜,62000 年開始 在東亞前沿國家與地區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TMD),

增加關島基地的軍事力量部署,及各項在東亞區域內的軍事演習。911 恐怖攻擊事 件之後,小布希政府以全球反恐作戰為主要目標,雖然一度暫緩的東亞地區軍事 調整,但是在美伊戰爭結束,持續加強軍事戰略調整,以確保其一貫的領導地位 與支配的優勢。7

(二)防範區域大國的崛起與挑戰

對於全球霸權國家而言,區域強權的崛起往往被視為是威脅,認為其可能挑 戰區域的領導地位,進而影響霸權的利益,因而霸權國家會傾向支持與該區域崛 起之強權國家的主要對手,以共同圍堵潛在的挑戰國家。柯林頓政府時期,停止 原先的裁軍計畫,將東亞的駐軍保持在與歐洲相同水準,此一軍事力量的增強,

目的在於阻止區域霸權的出現,並防止與因應突發性地區衝突。在 2001 年美國國 防部所出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中指出,

美國必須防止敵對勢力控制關鍵地區,因為區域強權的出現將威脅美國的利益與 安全,而亞洲是最容易引發大規模軍事競賽的地區,因為從中東到東北亞已形成 一個「不安定的弧」。8所以在小布希政府上台後,美國國防戰略由以往的「威脅導 向」轉變為「能力導向」,藉由調整在東亞的美軍部署,一來不僅可以強化美軍在 亞洲的前進嚇阻武力,以展現美國因應亞太地區衝突的決心和能力,二來也可以 防止區域強權擴張,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

6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http://clinton2.nara.gov/WH/EOP/NSC/html/documents/nssr.pdf (Retrieved May 30, 2013).

7 巨克毅,<當前美國的東亞戰略分析>,收於巨克毅編,《東亞安全戰略與區域發展》(台北:鼎 茂圖書,2008 年),頁 70。

8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http://www.defense.gov/pubs/qdr2001.pdf (Retrieved May 3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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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區域衝突發展與危機

區域衝突會影響區域安全,進而影響霸權國家在該區域的利益與安全,因此 為了有效維持區域安全秩序,美國利用外交與軍事手段,有效管理區域衝突和危 機。就像是小布希政府在 2006 年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強調,美國將運用「美 國-東協強化夥伴關係」(US-ASEAN Enhanced Partnership)或其他解決問題導向的 區域機制包括「六方會談」,協助亞洲國家處理區域內各種安全挑戰。9尤其是北韓 的核子武器問題以及台海兩岸主權爭議,關於前者的問題,美國藉由召開六方會 談或與北韓進行雙邊會議,要求北韓放棄核武試驗與相關設備;後者的問題上,

美國則扮演台海動態平衡的角色,其強大的軍事能力也成為嚇阻兩岸衝突發生的 力量。

二、各政權時期的對中戰略規劃

探討完上述的美國東亞戰略目標之後,接下來要觀察若欲達成該戰略目標,

美國各時期的政權進行何種戰略規劃。隨著中國大陸國力增強,不管是民主黨抑 或是共和黨,對中政策也始終是美國東亞地區戰略中最主要的部分。

中共對美外交整體策略,基本上是謀求與美國的合作與和平相處,在全球層 面不正面挑戰由美國為核心的西方世界所建構的全球國際格局與秩序,在區域則 以大國利益尋求與美國的合作,但是美國認為中共軍力增長速度不僅超過其國內 自然增長的需要,甚至超過在台海作戰的需求,另外也因中共與美國意識型態及 政治體制不同,其崛起便與作為既存霸權的美國有結構上的緊張關係,也反映在 美中間的戰略不信任,具體表現在兩者的軍事關係,尤其是對彼此軍事企圖的認 知與能力的評估,以及建立在此兩者之上的軍事準備。

美中軍事上的戰略不信任,主要是受到下列四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從 1993

9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16,2006,”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6/ (Retrieved May 3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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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來的「中共威脅論」10、2001 年 12 月美國所發表的「核武態勢評估報告」、2004 年 8 月美國國防部宣布執行「全球基地部署戰略」(Global Basing Strategy)11、「台 灣問題」與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戰略安全利益相連結。長期的戰略不信任提升軍 事警覺,並促使雙方認為有必要加強軍事準備,雖然自 2005 年開始美中雙方固定 每年兩次國防次長級的定期軍事會議,但這突顯出中美雙方在軍事問題上無共識 與交集,無成效的軍事交流不僅無法促進互信,反而進一步證實雙方在戰略上仍 互不信任的事實。12以下探討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評估,以及交往方式。

(一)柯林頓政權時期

柯林頓總統在第一任期,主要以削減鉅額的聯邦財政赤字及強化經濟競爭力 等內政為優先,因為其認為全球霸權的基礎在於經濟競爭力的強化,且與國內經 濟復甦和發揮華盛頓在國際政治上的指揮力有關,還設立了國家經濟會議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NEC),注重經濟發展的柯林頓政權,也開始注意到 急遽經濟成長的亞洲,因此在 1993 年 11 月在西雅圖主辦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進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一同要求亞洲各國的金融、資本市場自由化。

柯林頓總統在競選時曾批評對手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對中共態 度軟弱,當選後將經濟與人權作結合,欲改善中共人權問題,但由於得不到預期 的成果,又無法放棄中國大陸市場,因而修正策略,轉而採取「交往」(Engagement)

政策,藉由與中共的對話讓其融入國際社會、改善彼此關係,並且促進人權狀況

10 由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拉森(Adm. Chuck Larson)所提出,認為隨著中共國力增強與崛起,

會以向外擴張與加強軍事力量來保障其國家利益。相對地,中共黨政軍菁英和領導階層則認為 西方阻礙中共和平崛起,反而強調以積極建設現代化軍隊,來保障其領土安全、主權安全及制

會以向外擴張與加強軍事力量來保障其國家利益。相對地,中共黨政軍菁英和領導階層則認為 西方阻礙中共和平崛起,反而強調以積極建設現代化軍隊,來保障其領土安全、主權安全及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