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景

一、1930 年代文藝背景

「五四」之後文藝界開始接觸西洋作品，新思想和文學相互激盪。當時所展 示的體裁有：雜文、小品、論策、遊記、傳記、書札、日記等。其中翻譯文學、

報告文學、雜文蔚為風尚，是散文與小品大量創作時期。抗戰爆發前文壇可謂繁 花鼎盛、大家並起，創作相當蓬勃，使 30 年代文壇呈現多元發展。

而雜文因具有諷刺與煽動性，可在文中表達對社會的關心與批判，許多善於 觀察時事的雜文作家，就以此文類作為其戰鬥武器，以尖銳的筆鋒挖掘社會問題。

雜文戰鬥性強，可嚴肅可幽默，後起散文家如柯靈、唐弢，也以雜文見長。但也 因為雜文的特色鮮明、批判性強，被有意的作為某些政治鬥爭的工具，李牧談及 此頗為感嘆：「三 0 年代的雜文有值得稱讚的一面，也有令人痛惡的一面。」¹

1 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73），頁 125。

18

30 年代的小品散文是一種精悍雋永而耐人尋味的文學作品，由於此種文體 短小，善用影射或暗喻手法，使得情感含蓄而深刻，較不流於尖酸苛刻。林語堂、

周作人便是 30 年代小品文的能手。林語堂創辦的《人間世》是相當有力的刊物，

發刊詞中提及：「人間世之創刊，專為登載小品文而設，蓋就其已有之成功，扶 波助瀾，使其越臻暢盛。」²，另有大家周作人，更被胡適指為「三 0 年代小品 文提倡者」。³同是 30 年代的兩位老作家朱自清、俞平伯亦致力於小品創作及提 倡，創作不少膾炙人口的美文。

林語堂、周作人提倡的「幽默諷刺」、「閒適小品」在當時遭受左翼作家抨擊。

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便諷刺此種文類是「小擺設」，「雍容、漂亮、縝 密」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⁴，魯迅以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及投槍，強 調文藝的「戰鬥」風格。

左翼文人對小品文的指責來自特定的政治環境，但小品文類的出現卻是散文 文類的一種新興文體，是 30 年代文學演進中很重要的一環，不可否定其特殊風 格與藝術創造。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散文》中寫的一則導言，可約略看出 對小品文的誤解：

在 1928 年以後至 1938 年期間，新的散文作家中，如麗尼先生、何其芳先 生、李廣田先生等，雖然在散文創作上寫了不少作品，但在內容方面都或 多或少表現出一些憂悒傷感的情調，把精力注重於往事的回憶，顯然是對

2《人間世》為半月刊，民國 23 年 4 月 5 日創刊。

3 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節錄如下：「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 所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 一類作品的成功，可以徹底破除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轉引自洪炎秋：《忙人閒話》，（台北：三民 書店，1968 年），頁 95。

4 魯迅：〈小品文的危機〉，《南腔北調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166。

19

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的一種逃避。⁵

30 年代初期，夾雜政治思潮的左派文人不免因為當時社會環境影響，對小品文 獨特的抒情語調及個人情懷有所攻擊，但也由於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更凸顯小 品文保存大時代的異音的重要。

二、「抗戰文藝」口號下的影響

抗戰爆發後，時代生活劇變及民族意識的張揚，導致散文起了重要變革。徐 鍾珮曾回憶：「生活是艱苦的，在心甘情願下，生活的艱苦可以忍受，年輕的甚 至可以一笑置之。環境是複雜的，外有強敵壓境，內有分歧的政治思想，但在那 樣的複雜的情況下，卻有一個單一的定力。大家目標一致──抗戰到底。」⁶抗 戰八年間，文化條件極惡劣，「抗戰」主題直接主宰此時的文藝思潮。

民國 26 年到 30 年是「抗戰文藝」最蓬勃的一段時間，無論是小說、散文、

新詩、地方戲曲、電影、音樂、美術，都放棄了風花雪月，才子佳人的老套，而 以戰地故事和民族精神做為內容。⁷在抗戰主題引導文藝思潮下，要能從中發展 作家自我的聲音，實屬不易。從許多相關的資料來看，此時期的作品展現強烈的 民族情緒，充滿了沸騰的熱血情感，七七前「廬山談話」公佈，又更確立了此時 文藝進展方向，就算無政治興趣的作家也都站在擁護政府的立場，試作富於宣傳 性的作品。⁸抗戰初期文藝工作沒有因此沉寂，但人心苦悶亦在許多作家筆下顯 露。

5 文學研究社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第五卷》，（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68 年），頁 47。

6 徐鍾珮：《餘音》(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8)，頁 20。

7 李瑞騰：《抗戰文學概說》（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7），頁 28。

8 王平陵：〈七年來的抗戰文學〉載於《抗戰文學概說》，頁 39。

20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內容與形式必須適應時代的需求變動，通俗文學、報告 文學、朗誦詩歌、戰時戲劇等應運而生，文學界人士在抗戰時期，不分新舊和派 別，集合於「抗戰文藝」的旗幟之下。所謂「抗戰文藝」即是以文學為武器，為 抗日服務的作品，始終未脫離民初「為人生而文學」的傳統。烽火對文藝的衝擊 與影響凌駕作家個人思想之上，當時有部份作家認為「文藝無用」，提倡投筆從 戎，另外一部分作家則肯定抗戰中文學有其本身任務，因此有小型日報和小型雜 誌的出版，如：文學社、文季社、中流社、譯文社合編的《吶喊》(後改名為《烽 火》)，上海淪陷後，巴金等一部份獨立作家遠走上海到廣州出版《宇宙風》、《救 亡日報》等。因交通與物質條件的限制，作家分散各地，難以集中，文壇缺乏固 定中心，因之便形成了臨時性的多元中心，重慶、成都、桂林、延安、曲江、永 安、香港、上海等，各地都集中了一些作家，物資與條件的匱乏下，出版業更是 默默苦撐，陸蠡便在孤島上海，擔負起編輯期刊的工作，以刊載雜文為主，筆鋒 辛辣，因此成了日軍侵入後清算的目標之一。

抗日時期的環境險惡，當時知名作家在上海淪陷後，若無撤離，都曾被日軍 逮捕訊問，許廣平、朱維基首先被捕入獄後，與陸蠡頗有私交的柯靈也是備受酷 刑。陸蠡被下獄殘害而死，其他知名作家如：李健吾、劉大杰、夏丏尊、章錫琛 等共三十九人一度入獄，日軍對作家之迫害可見一斑。⁹

「抗戰文藝」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逐漸顯露出公式化的傾向，為宣傳抗日 服務而降低其藝術性與文學性，不少有識之士也引以為憂。梁實秋在中央日報副 刊發表的一段談話在當時就引起喧然大波：「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 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 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搭上去。至於空

9 李瑞騰：《抗戰文學概說》，頁 97。

21

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¹⁰梁實秋是較有文學高度的，認為就 算在戰爭，也不應犧牲文學的純粹性與藝術性，也可以照知當時文壇純文藝的窘 迫。此時期外有強權，內有政治文學派系鬥爭，梁實秋的這段發言，便被左派作 家攻訐批鬥，左翼作家認為梁實秋此主張會把文學引向「脫離抗戰現實的歧路」¹¹， 郭沫若、宋之的、張天翼、巴人紛紛加入戰局，集中攻擊「與抗戰無關」的觀點，

高唱題材一定要與抗戰有關，態度極為武斷，「文協」負責人老舍表明文協立場：

「目前一切，必須與抗戰有關，文藝為軍民精神食糧，斷難捨抗戰而從事瑣細之 爭辯。」此事經張道藩出面調解才平息。¹²

三、作家與時代的互動

政治與文學在抗戰時期關係密不可分，烽火的殘酷與民生的凋敝使得許多作 家在顛沛流離中，無法靜心寫作，為現實所逼，不得不放棄筆耕，從事其他職業 以換取報酬生存，而這正是抗戰後期文學衰弱之主因¹³，當時許多作家在政治與 文學間徬徨，創作多呼應民族情操。純粹獨立的創作，只能算是時代的異音，但 在大時代動盪下，被時代喧囂之聲所淹沒的聲音，卻恰恰充滿個性和獨創性。其 散文，保留為藝術、為文學而寫的作家，在抗戰旗幟揮舞下，盡力保留真純的藝 術美；而雜文則呈現為民族、為社會的擔憂與關懷。

陸蠡在極端惡劣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由一位單純創作的散文家，蛻變成審 稿、出版的編輯，更以其身兼作家與編輯的身分，在情勢險竣的出版業中，承擔 繁重的編輯業務，並在日軍環伺的時空背景中，一肩扛下文化出版社的事務。在 條件缺乏的艱鉅條件下，發行月刊及書籍，內容兼顧抗戰文藝及純文學，並能在 繁重的出版業務中，抽空翻譯外國小說，將外國思想介紹給國人，在翻譯上做出

10 李瑞騰：《抗戰文學概說》，頁 98。

11 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上海，現代出版社，1947），頁 135。

12 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頁 135~136。

13 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中正書局，1975），頁 69。

22

了極大的努力與貢獻。

1930 年末期因「抗戰文藝」主宰文壇，直至 1940，文學趨向轉為「個性意 識的淡化、群體意識的強化」¹⁴，閒適恬淡的小品文也因為保留了大時代下的異 音，展現純粹藝術的散文創作。陸蠡在抗戰前的散文，便是致力於描寫幻想與沉 思，時而透露青少年的孤寂情懷，與麗尼、李廣田、何其芳皆為當時文壇年輕一 輩頗具風格的散文家。

此時期的散文，不論數量於質量，都遠遠超過前一個年代。¹⁵縱然左翼作家 強調散文的戰鬥功能，試圖主導創作方向，但抒情基調為主的創作並未完全絕跡，

而是以個人獨特的作品向當代發聲。散文的主題涵蓋廣泛，有專門揭露社會黑暗、

暴露軍閥惡行及抗日氛圍；有表現往事追憶、古今感懷、生活瑣事、遊歷寫景、

暴露軍閥惡行及抗日氛圍；有表現往事追憶、古今感懷、生活瑣事、遊歷寫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