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韓國釋吞虛的時代背景與思想源流
第二節 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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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代背景
1904 年日俄戰爭期間，朝鮮與日本帝國簽訂韓日議定書，使日本帝國取得韓國多項利 權，韓國主權受損。1905 年 11 月簽訂稱為「乙巳條約」的不平等條約，此條約規定由日本 政府掌握大韓帝國的外交權，消滅朝鮮朝廷，並開始日據時期（1910-1945）。1945 年，韓 國政府光復後，1950 年 6 月 25 日南北韓戰開始，至 1953 年 7 月 27 日結束。在 1960 年代，
無論是韓國政府與宗教界，都面臨國內化的復興運動。
後殖民韓國與宗教界有三個面向的優先問題，分別為：反共產主義、去日本化、及民 主化運動。為了社會與宗教界的穩定性，政府與宗教界均積極提倡單一化的政策，使用以 民族思想與團結力為主的韓國主體性，這點對韓國宗教界具有深刻的影響。
一、社會背景
在朝鮮時期，朝廷面臨社會、政治不穩定的問題，為了鞏固地位，朝鮮王朝統治者積 極提倡儒家思想與反佛教政策，促使中國文化在韓國傳播，並在以下幾個方面留下深遠的 影響：
1. 法律：朝鮮王朝繼承高麗王朝的儒化政策，但朝鮮政治不接受高麗王朝「貴族的中央集 權體制」。朝鮮時期，鄭道傳（1342－1398）設立以王室為中心的治國思想，政治思想是 以宰相為主，而不在人君的體系，宰相成為治理國家的政府體系之最高負責人。49 1400 年，
重視儒家思想的太宗（1400-1418 年在位）於即位後即進行反佛教政策。世宗（1418-1450 年在位）公布佛教宗派分成禪宗與教宗之兩宗。1460 年，世祖（1455-1468 年在位）完成
《經國大典》，並開始抑佛政策。壬辰倭亂（1592）之後，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力越來越明
顯。朝鮮後期，不斷地遭遇外來勢力侵略，導致政府與佛教之衰弱，興宣大院君（1868-49 蔡茂松，《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臺北：三民出版社，1995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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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在位）的朝廷與民眾均受到日本殖民政策、西方文化、天主教、民族新興宗教（東 學農民革命運動與天道教）之影響，50 因此朝鮮後期與日據時代的佛教面臨黑暗時期。
2. 教育：高麗時期至朝鮮王朝的政府始終重視儒學教育。高麗太祖依據「訓要十條」來推 廣儒家教育，並建立稱為「國子監」的國家高等教育機關。朝鮮時期的儒學考試教育，包 含朝鮮中央的成均館儒學機關，到各鄉村所建立的私塾「書堂」與「書院」等，都以儒學 經典為基本的教材。佛教方面，則運用各寺院的禪堂、學林、講院、律學院、念佛院等進 行教育的推動。此外，在提高婦女在朝鮮社會中的地位方面，基督徒處於最前沿，朝鮮末 期許多基督徒均積極參與抗日獨立鬥爭（Resist-Japan），而西方傳教士引進戰後時期現代 化的學校和大學的建立，例如當今的精英高等教育機構「延世大學」和「梨花女子大學」，
兩個大學受到美國基督教的高等教育與傳道士的新教育而維持到現在。51
韓國新教會的成長與西方反傳統主義的觀念，引發佛教界的民眾化與參與運動，而韓 國 也 結 合 民 眾 的 愛 國 主 義 與 佛 教 的 護 國 思 想 ， 產 生 民 族 主 義 的 革 命 運 動
（Ethnonationalism），在這時代背景下，吞虛法師也觀察父親所參與的國家獨立運動與宗 教革命運動，學習宗教與政治運動之重要：
我的父親是從十七歲開始抗日運動。因此，他常常教育政治理念。52
根據吞虛法師的儒學與東洋哲學教育背景，他希望能依據佛教的新傳統主義來結合佛 儒禪，重新建立佛教的發揚，因此吞虛法師所提倡的華嚴禪與禪教一致，包含 20 世紀韓國 社會所失去的儒道佛之精神。
50 天道教是韓國出現的第一個新興宗教，初名東學，后稱天道教。其源概出於始祖「道雖天道，學則東學」
一語。天道教是崔濟愚於1860 年創立的。19 世紀 60 年代的朝鮮王朝處於西方勢力的威脅之下，崔濟禹擔心 韓國民族宗教將被天主教代替。因此，他主張「西學」對照，被稱為「東學」。1905 年，被第三代教主孫秉 熙（186l-1922 年）把東學教改成為「天道教」。出處：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韓國民族文化大百 科辭典（天道教，韓：천도교）〉，2021 年 11 月 1 日下載。
51 Robert Koehler, Religion in Korea: Harmony and Coexistence(Irvine: Seoul Selection USA, 2012), pp. 93.
52 吞虛佛教文化，《引導彼岸的獅子吼》（韓：탄허불교문화，《彼岸으로 이끄는 獅子吼》，首爾：
교림출판서，2019 年），頁 101（自行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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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與殖民時期
1910 年，日本帝國開始殖民朝鮮王朝，日本帝國利用日本佛教的政策來毀滅朝鮮比丘 僧 團。20 世紀的日本與韓國佛教之概況具有很大的差異，美國傳教士 Horace Grant Underwood（1859-1916）描述朝鮮末期的韓國佛教僧人為底層階級，但日本佛教僧人則受 到皇室的支持和援助，為高階級，53 這些差異使日本佛教產生對韓國僧人控制的正當性。
於1911 年 6 月 3 日，日本的「朝鮮總督府」公布「寺剎令」，其指日本對朝鮮的宗教法令，
根據寺剎令，朝鮮總督府具有任命本寺住持的特權而掌握人事權，而後朝鮮總督府建立三 十個本山的組織與住持，實際管理所有的寺院與僧人。54
除韓國外，寺剎令也是日本對其他海外殖民地佛教的管理政策，其將日本明治維新後 新面貌的佛教傳往各殖民地，影響包含臺灣在內，殖民時期東亞各地區的佛教界。
表 3-1：朝鮮總督府統計〈韓國寺院與僧團之現況〉（1912 年）55
區域 寺院 比丘 比丘尼
京畿道（現南韓） 191 1,026 242
忠淸北道（現南韓） 38 142 48
忠淸南道（現南韓） 79 299 249
全羅北道（現南韓） 99 313 72
全羅南道（現南韓） 60 720 60
53 Hwansoo Ilmee Kim, Empire of the Dharma: Korean and Japanese Buddhism, 1877-19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5.
54 Kim, Sun-Seok，《日據時代，朝鮮總總督府的佛教政策與佛教界之對應》（韓：김순석，《일제시대의 조선총독부의 불교정책과 불교계의 대응》，首爾：경인출판사，2003 年），頁 221。
55 Hwansoo Ilmee Kim, Empire of the Dharma: Korean and Japanese Buddhism, 1877-19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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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尙北道（現南韓） 177 1,342 68 慶尙南道（現南韓） 94 1,531 104
黃海道（現北韓） 53 150 26
平安南道（現北韓） 46 45 6
平安北道（現北韓） 205 243 111
江原道（現南韓） 132 712 88
咸鏡南道（現北韓） 81 243 59
咸鏡北道（現北韓） 28 69 33
總共 1,283 6,835 1,166
資料來源：〈總督府統計年表〉Hwansoo Ilmee Kim, Empire of the Dharma: Korean and Japanese Buddhism, 1877-1912：37。
根據「表3-1」，日本的「朝鮮總督府」公布「寺剎令」之後，日本調查朝鮮半島的韓 國僧人人數與寺院數量。日本的宗教殖民政策按照朝鮮總督府統計的實際調查來估計到日 本海外布教僧的人數而建立計畫，且朝鮮總督府統計的結果，描述朝鮮後期的寺院地區擴 散到南北韓的全國化，這些概況也解釋朝鮮佛教僧團的生存力與比丘、比丘尼的存在。
1919 年，韓國獨立運動團體在上海建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而韓國民眾與佛教僧 團一起推動日據時期的首次獨立運動「三一運動」，主張「政教分立」56。「三一運動」
的參與者包含一般民眾與僧人，其精神結合韓國佛教界所提倡的「護國佛教精神」，與一 般民眾提倡的「愛國精神」。1920 年朝鮮佛教青年會創立，推廣反「寺剎令」與「朝鮮佛
56 萬海法師所提倡的「政教分立」：1931 年，9 月，萬海法師在朝鮮佛教雜誌稱為「佛教」八十七號，發表
《정（政）교（教）를 분립（分立）》的文章。法師主張政治與宗教能互相共存，也不能互相干涉。因為，
政治是以國家為本位的事務性而管理人民的表現行為。宗教超越地區與族別而重視以存性化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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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統一運動」，佛教界的年輕僧人均批判「親日派」的住持（帶妻僧），希望恢復佛教界 的自主權與民主化。1922 年 4 月 19 日，「朝鮮佛教青年會」提出「寺剎令」無效的宣稱，
並提出建議案，然而日本關心的是殖民者的利益，仍企圖將朝鮮佛教日本化。57 1925 年，
「朝鮮佛教青年」受到親日派住持的打壓，減少參與者的勢力與對日本殖民佛教政策的批 判性。
表3-2：日本寺院、布教堂、布教師、信徒（1908-1913）58 年度
項目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寺院．教堂 83 86 113 150 187 208
布教師 102 118 95 140 189 209 日本信徒 29,939 34,365 34,257 38,488 58,342 64,701 韓國信徒 13,208 16,520 27,392 32,872 24,645 9,997
資料來源：〈朝鮮總督府統計年表〉，Hwansoo Ilmee Kim, Empire of the Dharma: Korean and Japanese Buddhism, 1877-1912：334。
根據「表 3-2」，1908 年，日本佛教已進行日本佛教化的政策，設計三種分類方式來 進行系統化的傳道：一、寺院；二、信眾；三、布教師。日本啟蒙運動家福澤諭吉（1835-1901）也在 1883 年 6 月 1 日的「時事新報」裡主張宗教殖民政策的重要，因此日本佛教政 策用系統化與計畫性的政策，來成長日本宗教殖民化。
在日本殖民時期，韓國佛教界以維護佛教生存權與護國佛教的精神、態度，來對日本 帝國的殖民政策進行鬥爭。日據時期的日本帝國對中國、臺灣、朝鮮的佛教政策與其內涵，
57 Kim, Sun-Seok，《日據時代，朝鮮總總督府的佛教政策與佛教界之對應》（韓：김순석，《일제시대의 조선총독부의 불교정책과 불교계의 대응》，首爾：경인출판사，2003 年），頁 117。
58 Hwansoo Ilmee Kim, Empire of the Dharma: Korean and Japanese Buddhism, 1877-19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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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以日本佛教第一進行宗教殖民化，因此韓、中、臺佛教界均設法對抗日本的佛教政策，
以復興運動與護國思想來進行對抗。
韓國歷史研究者 Pori Park 主張朝鮮佛教對殖民政策的反應與支持革命運動的態度，證 明東亞地區的社會進化論的理論（Spenserian social Darwinism）。59 社會進化論的啟發點 是從克服障礙或社會問題，來進化到革命與護國思想。社會進化論並不是僅存於朝鮮地區 的現象，除朝鮮外，中國佛教界亦產生佛教改革的運動，其主要人物是太虛大師（1890-1947），其以護國思想來推廣中國佛教的改革而對抗日本帝國。日本佛教學者末木文美士
（1949-）提出太虛法師的兩種護國方法論：一、對狹義上說，國家發生災難時，國民須保 護一個國家的領土，這種方式能在世俗的意義上拯救一個國家；二、從廣義上來說，用菩 薩心來保護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與國家。60 太虛大師的護國觀具備思想與實踐性的改革精 神，日本帝國對中、韓佛教的殖民政策引發受害者的護國思想，進而產生社會上的改革。
三、儒道家思想的背景與影響
對佛教本身思想外，吞虛法師的禪教一致，也包含他對中國儒家、道家思想的理解。
對佛教本身思想外，吞虛法師的禪教一致，也包含他對中國儒家、道家思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