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主未曾實現
第二節 未完成的現代性方案
1783 年 Immanuel Kant 於〈答何謂啟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指出：
啟蒙是人類脫離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minority）。不成熟狀態是一旦失 去他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性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性，
而在於不經他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加以運用理性時，那麼，這種不成 熟狀態就是自己所招致的了。「勇於求知！（Sapere aude!）」就是啟蒙的 口號。32
作為繼承啟蒙思想的現代性捍衛者，1980 年 Habermas 於法蘭克福接受阿 多諾獎時，以〈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
為題發表演講，指出：「我認為，不應將現代性及其方案當作失敗的事業加以拋 棄，我們應該從那些力圖否定現代性的偏激方案之失誤中吸取教訓。33」公開反 對當時流行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思潮，宣示自己將致力於現代性的 發 揚 。 其後，於 《 現代性 的 哲學論 辯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一書中，Habermas 對以 Georg Hegel 之主體性（subjectivity）34 觀念為中心的現代性概念進行反省，進而陳述其自己所欲捍衛的現代性概念；對 以Friedrich Nietzsche 為中心的後現代主義展開批判，認為其以審美批判現代 性 的 主 體 哲學 概 念 ， 但 卻 未 走 出 並克 服 主體 哲 學 的 框架35； 並 認 為 Max Horkheimer、Theodor Adorno 批判現代性36的根本錯誤，在於不當地將理性窄 化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使批判失去了方向，從而對啟 蒙抱持著悲觀的態度37。據此，來自後現代主義的有力質疑確實擊中了現代性方
32 Kant, “An Answer To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at 11(Paul Guyer & Allen W. Wood eds., 1996).
33 Habermas, “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t 51(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Seyla Benhabib eds., 1997).
34 Habermas 認為 Hegel 的主體性概念標誌著個人主義、對權利之批判、行為自主、唯心之意 識哲學四者。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at 16-19(Frederick Lawrence trans., 1987); 曹衛東等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譯林（中 國），2004 年 12 月，頁 19-23。
35 Ibid., at 83-105（中譯本，頁 96-121）.
36 Horkheimer / Adorno 曾諷刺地說：「全然啟蒙的世界卻滿佈災難的凱歌。」Horkheimer &
Adorno,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i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at 1(Gunzelin Schmid Noerr ed., Edmund Jephcott trans., 2002).
37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t 106-130（中譯本，頁 122-151）.
此外，Habermas 也於本書中逐一反省了 Michel Foucault、Martin Heidegger、Jacques Derrida、Georges Bataille 等眾多理論家對於現代性及理性的批判，在此不一一述及。
第二節 未完成的現代性方案
案至今為止的偏差，但其應被定位為「邁向現代性所遭遇的挑戰」（modernity’s challenge），而非「對現代性的挑戰」（challenge to modernity）38。
在此，本文先不急著說明 Habermas 對於現代性提出了怎樣的修正計劃、
如何將已偏離的啟蒙導回正軌，而先關注他對現代性啟蒙方案的定位：
只有進一步地啟蒙——作為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才能克服啟蒙所 帶來的弊病。帶給理性混亂的對理性之全然批判並無價值。……現代性不能 像骯髒的襯衫一樣被脫去，它深植於我們之中。我們發現自己處於現代生活 的狀態：我們並非自由地選擇它；它於存在的意義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
直視現代性也意味著挑戰，而不僅僅是災難。39
他也引用Gernot Böhme / Hartmut Böhme 的評論指出：
關鍵已不再是Habermas 所謂的「完成」現代性的方案，而是將其修正。同 時，啟蒙並不是未完成，而是未曾啟蒙。40
如果從現代社會其實從未達到真正的啟蒙、也不曾全然脫離前現代的視角來 看，就能夠知道民主危機為何不是最近才從無到有，而是來自於完全說不上是新 穎、始終徘徊於社會之中的前現代幽靈。正如Edward Carr 於 1951 年出版的
《新社會》（The New Society）一書中所述：
於今，談論捍衛民主，似乎是我們正在捍衛已經懂得並享有好幾個時代或世 紀的東西——而這完全是自欺欺人。……判斷民主的標準不應看有多少傳統 的制度被保存下來，而應問權力之所在及施展方式。就此，民主是一個程度 問題。今日，有些國家比其它國家更民主一些，但若提高民主的標準，也許 沒有一個國家已經很民主了。大眾民主（mass democracy）是一個很難達 到、迄今為止很大程度上仍屬未知的領域；但是，若我們談論的不是捍衛民 主，而是創建民主的話，那麼，我們就會更接近現實、擁有更令人信服的口 號。41
據此，將Kant 於 235 年前的自問自答，放到今天仍可一字不改：
38 Emilia Steuerman, “Habermas vs Lyotard: Modernity vs Postmodernity?,” in Judging Lyotard, at 111(Andrew Benjamin ed., 1992).
39 Habermas & Michael Haller, The Past as Future, at 94(1994); 章國鋒譯，《作為未來的 過去－與哲學大師哈伯瑪斯對談》，先覺，2003 年 9 月，頁 133。
40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t 303（中譯本，頁 354）.
41 Carr, The New Society, at 76(1951).
第二節 未完成的現代性方案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已啟蒙的時代之中嗎？對此的答案是：不。然而，我們 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42
如果要扼要的說明 Habermas 提倡的現代性概念，其首要的目標就是將自詡處 於現代生活之中的人們從睡夢中喚醒，大聲宣稱：現代性遠未達成，民主仍在路 上。若將Carr 所謂的「仍屬未知領域的大眾民主」置於民主危機的脈絡下，也 可以很清楚的呈現，人們並未‧
因1960 年代之後普選的逐步落實而迎來真正的大 眾民主，而是當大眾的政治參與成為可能時，大眾民主才會出現。也就是說，溝 通革命導致政治參與成本的下降才正式開啟了大眾民主的大門，普選落實不過是 其前提而已。據此，本文認為當下所看到的民主危機，是由於人們意圖從初步的 啟蒙邁向進一步啟蒙之意志所帶來的。如此一來，「溝通革命強化了人民權力」
的命題，便能夠從「進一步啟蒙」的脈絡下掌握，也就是從理性的角度加以理解。
啟蒙與現代化標誌的理性、批判與除魅，正如Kant 所說，是以理性之公開 運用（public use of reason）為樞紐的：
……公眾要自我啟蒙，卻是相當可能的；僅僅只要允許其自由，啟蒙幾乎是 不可避免的。……除了自由之外，啟蒙無需其它，而且其所要求的，的確是 一切可被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中，最為無害的自由：在一切事情上，公開運用 自己理性的自由。然而，我卻聽到從無處不傳來這樣的叫喊：不許爭辯！軍 官說：不許爭辯，只許操練！稅吏說：不許爭辯，只許納稅。教士說：不許 爭辯，只許信仰。到處都有對自由的限制。43
從17 世紀的啟蒙運動至今，各國的發展進程雖未盡一致，但當代民主國家大致 已為理性之公開運用去除了外在的限制。民主，可說是人類公開運用理性所帶來 的當然成果。然而，卸除外在限制並不代表人們果真會去公開運用理性，「任何 一個人要掙脫幾乎已成為天性的不成熟狀態，都是很艱難的。44」觀察使人啟蒙 的機會與條件，可以知道單向傳遞知識的教育並無法真正地啟蒙，唯有雙向的對 話、質疑與溝通，才更能促使人們脫離不成熟的狀態。因此，「進一步啟蒙」是 來自於對個人價值的挑戰、來自於個人勇於捍衛自身的信念、來自於無可迴避的 溝通、來自於顛覆理所當然的常識，溝通的廣度與深度大大地影響了啟蒙的進程。
就此，啟蒙與現代化雖是一項未竟的方案，但當代社會因保障與尊重個人自由、
進而促成價值多元共存的地景，確實為「進一步啟蒙」奠定了基礎。再結合科技
42 Kant, “An Answer To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at 21.
43 Ibid., at 17-18.
44 Ibid., at 17.
第二節 未完成的現代性方案
進步及對科技運用的發展等種種對溝通的有利因素，使溝通得以擴大並帶動「進 一步啟蒙」，進而將民主的危機推上了檯面。引發民主危機的根本原因從來沒有 消失，只是被延緩至今。
就此，人民權力的強化不應立即被貼上污名化的民粹威權主義標籤，啟蒙所 揭開的民主危機，也只能透過持續的啟蒙加以克服。據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以 審議——理性地溝通——為中心的民主改革方案，會迅速地擄掠政治哲學的目 光。20 世紀末的「審議民主理論」（deliberative democracy）被視為是政治哲 學的最新發展，正如Amy Gutmann / Dennis Thompson 所言：「近 20 年來，
政治理論沒有任何主題較審議民主獲得更多的討論。45」就我看來，此一被稱為
「審議轉向」（deliberative turn）46的理論發展趨勢，標誌著學者復興啟蒙、
理性與現代性的努力，有著重建人們對於民主信心的潛力。
反過來說，之所以無法透過直接論及現狀制度面的修正或調整以解決民主危 機的原因，就在於能夠妥善因應民主危機的方案所蘊涵的理性觀，與傳統的民主 理論及承襲其觀點的民主原則有著相當大的不同。正是因為民主原則缺乏了對於 理性的理解與反省，而始終無法走出過往的侷限。憲法學上的民主原則受困、拘 泥於原有的技術性內容，因而無法因應社會的變遷與挑戰，也無從發展出足以回 應民主危機的規範性內容。因此，本文面對民主危機各式各樣目不暇給的提問，
首先必須越過手段、技術的利弊分析層次，直搗作為現代性核心的理性觀，探究 民主之核心精神，始能回過頭說明如何補足民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