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主未曾實現
第三節 超越民主原則的昔日教條
民主原則不僅支配著當代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而被明文載入所有民主國家 的實定憲法之中，也作為民主的典型定義，相當大程度地以制度實踐教育人們何 謂民主。如此一來，於民主危機日益加劇的今日，民主原則當然難辭其咎。據此，
不僅有必要檢討其內容之於「進一步啟蒙」的不足之處，也必須將憲法學所陌生 的民主要求納入其中。
45 Gutmann & D. Thompson,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vii(2004); 謝宗學、鄭惠文 譯，《商議民主》，智勝，2006 年 1 月，頁 1［序部分］。
46 John Dryze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at 1(2000); 丁開杰等譯，《協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與批判的視角》，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
2006 年 9 月，頁 1［前言部分］。
第三節 超越民主原則的昔日教條
人們所熟悉的民主生活，是透過法律制度的實踐而被形塑的，因此民主原則 的典型描述，首先與人民對民主的常識性理解呈現了一致：人民主權原則、民主 正當性不中斷原則、為人民利益之統治、責任政治原則、多數統治、權力分立原 則、議會主義——由眾多短暫任期之民選代議士組成議會施展立法權——、定期 改選、複數政黨結構之政黨國、政治自由與政治平等權、法律保留原則……47。 根據這些內容，民主原則主要被描述為組織與運作政府、施展政治權力之原則，
並且以議會所制定之法律作為維繫之中核。然而，其儘管提供了制度形式上的框 架，但對於政治實踐卻是付之闕如的，「憲法事實上沒有提供多少民主的核心內 涵與軌跡。48」此一空白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丟失了核心內涵的規範無從實踐，
無法被實踐、被人們遵循的規範則形同具文，無所謂「規範性」可言。
舉例而言，可以發現作為展現人民主權、對於政黨結構（party system）影 響甚深的選舉而言，民主原則除了複誦普通、平等、直接、透明等原則之外，對 於選制的規範，僅多是由平等原則衍伸有關「票票等值」的討論，而「票票等值」
與其它考量——如少數人之保障——的關係，也是相當模糊的。於廣大的立法形 成自由之前，憲法學對於選制的基本假設及功能期待都是不清楚的，對於議會選 舉究竟應‧
採簡單多數選制或比例代表選制，其主要考量及價值預設並未被深究，
而僅僅是單純作為「制度選擇」被臚列至憲法教科書之中。當談到最為根本的人 民主權時，除了Thomas Hobbes、Jean-Jacques Rousseau 的經典描述，以及 人民主權作為民主正當性的泉源之外，直接民主的理念僅僅作為例外或補充的可 能性，而被制度運作所疏離；然而，臨近選舉時，政治人物卻一一登台高喊人民 的權力；在野黨將公民投票視為重返執政的良方，執政後卻無一不將之視為洪水 猛獸，如果此些伎倆還能激起人民的任何不滿，那也不過是茶餘飯後的抱怨而已。
認為參政權「既是權利也是權力」的典型敘述，其實也是籠統模糊的說法——參 政權作為政治權力如何可能？怎麼可能每個人都握有政治權力？如果參政權所 謂的「權力」並非政治權力，那會是什麼？或是說，「促進民主政治、健全民主 之價值」被視為保障言論自由主要目的之一，所謂「言論市場」的講法也為憲法 學所熟知，但要說民主原則對於言論市場的規範、形塑範圍與目標提供了何種貢 獻，卻也不甚明確。如果政黨作為言論市場中的要角可被承認，則對於政黨何種 程度的規範與何種程度的支持是屬於民主原則的直接要求？何者又屬立法形成
47 更詳細的說明，可參照：Klaus Stern 著，赤阪正浩等編訳，《ドイツ憲法 I：総論．統治編》，
信山社，2009 年 9 月，頁 130-157。
48 林佳和，〈憲法法院不同意見書制度之再思考－以德國經驗為中心〉，《輔仁法學》，48 期，
2014 年 12 月，頁 48。
第三節 超越民主原則的昔日教條
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角色為何？其是否直接落入適用民主原則的射程範圍之 內？
昔日的民主原則作為法律原則，確實擘劃了值得肯定的政治基本架構。但當 此一為人所熟悉、司空見慣的藍圖礙於自身之規範性困境，而於面對民主危機毫 無應對能力時，就必須尋找背後更為具體的規範內容以謀求解決之道，而非僅僅 空言立法形成自由。此一方向，勢必是去探尋民主原則的理論底蘊：
自由主義的、共和主義（國民主權）的民主模式，同樣在一又明確又似模糊 的憲法國概念與框架下，突顯的正好是不同形式的民主理解，透過不同的政 治想像，而法規範性，如何能順利的面對此差異性，如果已然辨識出？……
就法的規範性角度而言，就不同組合形式的民主，如何秤重？是否需要秤 重？有無明確的特定指向，不論正面或負面？這個問題的回答，看似無關，
但卻無法與接下來的討論脫離：所謂民主的正當性危機，這可能與特定的民 主組合形式有關，也可能，某種組合形式被定位為解決方案或萬靈丹，想要 在法規範性的層次上溝通，就無法逃避此危機。49
如果說民主原則已經教條化了，那是因為它滿足於現有的錯誤或空洞內容，從而 限制了人們對於民主的想像，當民主僅被窄化為一種穩定、固定的政府體制或制 度形式時，民主本身就難逃成為反對、抗議對象的命運50。就此，對於民主危機 的發生，民主原則當然難辭其咎，如果其僅將教條以外、「支微末節」的問題一 概視為立法形成自由，無異於將解釋的權力交由盤據政治權力已久的政治人物恣 意地自我定義，以球員兼裁判之姿51兼差扮演教育家的角色——法律所定義並實 踐的民主，往往排斥了其它的民主定義，誤導‧‧
對現狀不滿、實在尋求新民主的人 民前往反民主的道路，從而將制度危機惡化為民主危機。
如此一來，「彈性」或「制度選擇」的說辭再也無法輕描淡寫民主原則的教 條化與空洞，而難逃被指為民主原則規範性困境的成因。民主原則的規範性困境 在於，民主往昔所作出的、某程度上不符合民主原則的妥協或選擇空間，現在卻 被視作民主原則的傳統加以尊重，甚或被誤解為民主原則的規範性內容。尤其當 民主以多元、開放的特性著稱時，也免不了讓人誤以為民主原則的內容也是完全 開放的，進而主張截然不同的「制度選擇」都是通往民主的大道，遺忘了某些制
49 林佳和，〈憲法民主國原則的教條與挑戰〉，《月旦法學雜誌》，263 期，2017 年 4 月，頁 29、33。
50 同前註，頁 33-36。
51 也就是於政治領域之中，特別嚴重的代理人問題。蘇彥圖，〈民主改革的政治：困難與策略〉，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0 期，2017 年 3 月，頁 129-131。
第三節 超越民主原則的昔日教條
度只是時代侷限下對政治現實情勢的讓步。面對「進一步啟蒙」的社會與人民，
已難再認為議會選舉的簡單多數選制，能於民主原則的放任下繼續毫無節制地造 成超額代表的問題；也無法說明民主原則竟然容許豪商巨賈挾政治自由之名，以 金錢肆無忌憚地戕害政治平等，並對新聞工作者的墮落不聞不問……。
民主原則昔日的內容，是透過政治制度不曾間斷的實踐經驗所累積而成的，
雖然其生成與發展是啟蒙與理性的產物‧‧
，但它僅僅是接收了歷史經驗的結論，而 不全然是從「如何建構理性的世界？」、「如何促成更多理性發揮之可能？」等 問題的角度，對民主本身‧‧
進行思索。「進一步啟蒙」對於作為統治技術的經驗結 晶當然抱持著批判、懷疑的態度，而試圖尋找融貫的解釋將民主原則的既有元素 加以重構——也就是試圖將理性與溝通的概念與民主直接等同‧‧
起來。作為收納一 系列與統治、組織有關、涉及特定層面的思索，不難發現民主下的個別原則間，
表面上並非理所當然地互相調和，而是存在著一定的緊張關係——如政治自由與 政治平等之間、人民主權與議會主義之間。因此，若要明確化民主原則的內容，
使其具體化至能夠有遵從、實踐的明晰性，就必須進一步決定下位原則之間的關 係，使取捨不再具有任意性。如此一來，就需要回到理性本身探尋民主原則的核 心自我理解，據此辨別下位原則間的重要性及任務分配。也就是說，民主原則的 規範性困境，是因為規範上自我理解的錯誤或空洞，而使制度實踐受困於過去自 身的不適宜內容。也因為民主實踐留下的遺產未能及時地功臣身退，而招致了人 們對於民主制度的失望。
根據本章第2 節所示，修正或補足民主原則規範上自我理解的錯誤或空洞，
必須直搗作為現代性標誌的「理性」，而從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等其它領域導入 不同的民主想像。然而，這不應被視為全然摒棄民主原則的舊有內容，而是於類 似的方向——如果往昔的民主原則沒有與自由主義完全混同的話——上，發掘更 為具體、明確的內涵，去揭示涉及民主制度的立法形成自由，實際上遠比人們所 理解得更窄‧‧
。既曰「規範性證立」，本文的意圖自然是將證立而得的民主原則視 為民主原則的應有內容‧‧‧‧
，故能據此指出哪些民主制度，是民主原則所要求的；又 有哪些當今以立法形成自由之名所承認的制度設計，反而違背了民主精神。當然，
如果民主制度的具體設計，其理論基礎可以來自於對民主原則的規範性證立，則 明示了人們對於民主的想像並非漫無邊際，而是有跡可循的。在規範性地證立不 容混淆的民主原則時，透過其獨特性質，也能說明為什麼本文闡揚的觀點不會淪
如果民主制度的具體設計，其理論基礎可以來自於對民主原則的規範性證立，則 明示了人們對於民主的想像並非漫無邊際，而是有跡可循的。在規範性地證立不 容混淆的民主原則時，透過其獨特性質，也能說明為什麼本文闡揚的觀點不會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