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制度化公共論域的規範性理念與建置
第三節 制度化公共論域的建置
歷來民主國家的各種政治體制、組織設計已經為制度化公共論域的建置提供 了豐富的內容。在此，本文認為現狀制度所需要的並非顛覆性的更動，而是應基 於論辯倫理學的基礎上回應民主危機，並指出與民主原則有違的發展趨勢。
首先，人民的不滿指向了拒絕論辯、徒具形式的不良政治文化，其不僅止於 發生於議會之中，也遍布於各及大大小小的行政機關。它們僅對政治決定進行流 於形式的宣讀，迴避各種進一步的發問，對於道德與價值的選擇與說理興趣缺缺，
從而也無法基於客觀事實，建立不同意見之間得以展開論辯的共同基礎。人們不 只是不滿政府的無能，而更傾向於認為不平等、非理性的現狀是政治權力擁有者 刻意為之的結果。當然，單憑「人民奪回權力」的直接民主理念並無從建立良好 的制度化公共論域，而將政治權力集中於行政與司法系統中的菁英官僚也與民主 原則背道而馳。因此，基進審議民主對於制度化公共論域的改革並非大破大立的 變革，而是將論辯精神落實於立法、行政與司法之中。
第一項 代議士及議會
議會的主要功能是制定法律，它必須密切關注發生在自主公共論域的論辯，
適時地將其議題納入立法議程中。因此，它的組成必須對自主公共論域意見有一 定的代表性，並使代議士更加嚴謹地進行論辯、暢所欲言，將自主公共論域中開 放給所有人的包容性，轉化為有包容力、唯理是問的論辯。就此，建置議會的問 題可分為四，也就是：(1)議會應如何與溝通權力發生直接聯繫？(2)議會論辯如 何能具備最起碼的品質？(3)議會論辯如何仿效自主公共論域的論辯？(4)議會論 辯如何納入自主公共論域的意見？
同時，對於上述四個問題的妥善回應，也關乎立法權是否能維持自我的職能 而不遭受侵奪。現在，立法權已面臨行政權不斷擴張的挑戰，行政權透過擴張並 主導立法提案、要求委任立法、加強立法否決權等等的方式實質削弱了立法權
770，也連帶使政治的運作走向去論辯化的歧途。此一不良的發展趨勢很難不歸究
770 李步雲，《憲法比較研究》，韋伯文化，2004 年 1 月，頁 787-790。
第三節 制度化公共論域的建置
於立法權對於政治權力與責任的自我放棄，其改善之道看似是於法律上堅守權力 分立原則，但原則的毀壞正也是來自於立法權的無能。
第一款 選制與代表問題
議會與溝通權力的直接聯繫，在於溝通權力透過選舉，無媒介地直接創造了 由代議士組成的議會。因此，問題(1)所探究者即為選制或代表問題。
Albert Weale 於《民主》（Democracy）一書中指出，理論上代議士不可能 作為純粹的利益受託者（delegates）771；而主張代表不同利益的人所組成、多 元的政治市場（political market）可透過利益的競爭最終獲致公益的看法，也 在實證上遭致反對772，縱使代議士不可能完全捨棄為選民的利益代言，但審議總 是必須的。代議士不是利益受託者，而是履行思索整體福祉功能之人，若其受原 選區的選民完全的拘束，必導致隨之其缺乏解決社會整體問題的能力，因此應保 障代議士之於原選區選舉人的獨立性——此即法學上所謂「自由委任」（free mandate）的理念773。但真正令人困擾的難題是，人們不可能一方面於任期間對 不適任的代議士有效課責，同時卻又不會使其喪失審議的功能。原選區罷免的制 度設計，除了限制代議士審議能力的問題外，從罷免投票結構的不對稱性來看，
可能也不算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因此就現階段來看，只能專注於使不適任的代 議士於下次選舉時付出代價。
另 一 種 對 於 代 表 問 題 的 看 法 指 出 ， 擁 有 相 同 社 會 特 質 （social characteristic）的人，最能代表該群體的意見；顯然，此一看法並不是根植於邏 輯上的正確性，而是在經驗上指出，代議士往往因為不具備與弱勢與邊緣群體的 共同利益，而忽視其意見774。此一看法與Weale 為了實現政治平等所作的假定 是共通的，此一假定是自我統治的反面表述：「政治平等上，沒有任何團體可以
771 Albert Weale, Democracy, at 140-143(2nd ed., 2007).
772 Ibid., at 143-145.
773 陳正根，〈國會議員之代表性與民主制度－兼論德國民主體制與我國改革之方向〉，《高大 法學論叢》，11 卷 1 期，2015 年 9 月，頁 243-253。粕谷友介，《憲法改訂》，上智大学，
2003 年 5 月，頁 326、349。吉田善明，《日本国憲法論》，3 版，三省堂，2003 年 5 月，
頁81。長尾一紘，《日本国憲法》，3 版，世界思想社，1997 年 8 月，頁 341 段 609。
774 Weale, Democracy, at 145-146. 日本憲法學上開展此觀點，而於代議士性質之討論上，有
「社會性代議說」的看法。此說認為隨著社會的多元化及社會結構趨向複雜，代議士之地位 既是透過表示國民意思的選舉而獲民主正當性，故應重視其意思與國民意思之事實上類似 性，甚至應將社會之結構盡可能忠實地反映在議會的組成上。可參照：芦部信喜，《憲法》，
6 版，岩波書店，2015 年 3 月，頁 294。野中俊彦、中村睦男、高橋和之、高見勝利，《憲 法II》，5 版，有斐閣，2012 年 3 月，頁 61-62。清宮四郎，《憲法 I》，3 版，有斐閣，
1979 年 1 月，頁 200-201。
第三節 制度化公共論域的建置
被保證其足以代表他人的利益。775」這樣的思維，會引導人們避免不足額代表及 超 額 代 表 的 問 題 ， 進 而 支 持 弱 勢 或 少 數 群 體 保 障 名 額 、 最 低 限 度 代 表 權
（threshold representation）等制度776。然而，這不表示議會的組成有必要真 實反映社會的人口結構，兩者若有相似性，也僅是追求真實意見的呈現所導致的 偶然結果。
弱勢與邊緣群體所面臨的是「扭曲且虛假之溝通結構」所造成的雙重困境，
就此，政治平等諸規則的功能在於，避免弱勢與邊緣群體因社會權力的不公平競 爭而被壓抑，進而釋放其於自主公共論域原有‧‧
的政治影響力。有鑑於此，於政治 平等諸規則的視野下，「比例代表選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777顯 然優於‧‧
贏者全拿的「簡單多數選制」（first-past-the-post），其能夠使具有相同 利益的少數群眾跨越選區的切割，進而較為真實地反映社會的意見，並能降低不 足額代表及超額代表的問題778。針對「參與論辯之基本條件」的缺乏，當政府無 能力給付滿足時，更大程度地導入類似最低限度代表權的制度是充滿吸引力的想 法，但作為過渡手段‧‧‧‧
，其對於建置正常、強健的溝通結構也是有限的。
相對於弱勢與邊緣群體，政治平等諸規則禁止強勢群體利用社會權力以任何 的方式企圖操縱議會的組成。開放社會中，明目張膽的賄賂或恐嚇不待禁止也成 效不彰，真正的威脅是隱性的779，以及金錢所換得的鋪天蓋地的宣傳。就此，
Rawls 所主張的公費選舉、政治獻金之捐贈限制、競選經費上限等主張是值得同 意的780。
775 Ibid., at 147, 62-66.
776 Ibid., at 145-152.
777 比例代表選制是強調各政治力量的比例代表性的選制，除了較為國內所熟知的德國「聯立比 例代表選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之外，尚存在許多不同的制 度設計。舉例而言，荷蘭全部的議會席次皆完全由比例代表選制選出，且採取全國為一選區 的制度設計。謝復生，《政黨比例代表制》，理論與政策雜誌社，1992 年 3 月，頁 4、8-12、
31-49。
778 類似看法：陳英鈐，〈共識民主與憲政改革－以內閣制、政黨比例代表制及公民投票爲核心〉，
收於：周志宏等主編，《現代憲法的理論與現實－李鴻禧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元照，
2007 年 9 月，頁 140。
779 舉例來說，Cohen 指出，由於資本家控制著實現成功民主結果所必要的物質資源，人們因為 預料到資本家於經濟方面的反應，而一般傾向於認同其利益與觀點。也就是說，於此種「順 從之偏好」（accommodationist preferences）下，行為者的偏好基本上是環境賦予、而非 自己決定的，故其行為無法獲得完全的自主性。Cohen, “Economic Base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 Vol. 6, Issue 2, at 28-30(1989); “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at 77-78（中譯本 580，頁 59）.
780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at 356-363（中譯本，頁 378-385）.
第三節 制度化公共論域的建置
第二款 論辯義務及議事規則
議會的起點，是為了彌補自主公共論域中，參與者對於論辯諸規則的遵守動 機不足，其藉由制度的強制力確保論辯諸規則的要求，並且降低社會權力對論辯 的扭曲。與整個社會成員相較，議會中的論辯參與者是由人民投票選出、極其少 數的代議士。就性質而言，其內部——代議士之間——反而是相對均質、去中心 化的。也就是說，於自主公共論域的一般人雖缺乏社會權力，但如果彼此之間能 夠認識到其共同利益，則有可能透過選出代議士與握有資源的個人抗衡。
立法過程可以看作是將理由和論證轉化為法律的程序781，立法的品質便是 決定於理由及論證能夠發揮多大的功效。如第 4 章第 1 節第 3 項所述，道德規 範雖要求人們採取溝通的態度，原則上卻並無法透過法律加以強制。然而，對於 被授予政治權力的代議士而言，其相對應的責任便是論辯。顯然，就此強調的規 則並非「溝通自由」，而是「邏輯性規則群」、「論證力規則群」以及「參與論 辯之規則群」。
議會的組織法及議事規則所編織的繁複立法程序，便是強制代議士施展參與 立法之權力時，採取溝通的態度。就法學上而言，具有補充憲法之重要功能782。 然而，根據論辯倫理學的一貫主張，並不存在能夠檢驗代議士發言品質的客觀標 準，因此，立法程序對上述三組規則的實現，是使代議士有充分的機會彼此批判、
鼓勵辯論的發生，並將立法過程展示給全體人民評判。就此，有需要對公開性及 鼓勵論辯的機制進行分析。
論辯或公共審議本身便蘊含公開性的概念，因此毫無疑問地，議會中所有具 政治權力施展意涵的行為必須全面公開、透明。Habermas 強調自主公共論域的
論辯或公共審議本身便蘊含公開性的概念，因此毫無疑問地，議會中所有具 政治權力施展意涵的行為必須全面公開、透明。Habermas 強調自主公共論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