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對遷移、適應及認同理論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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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對遷移、適應及認同理論之回應

綜觀本研究，筆者認為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經驗，可視為當代族群遷移適應 的重要經驗之一，原因不僅是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移動經驗，實現其原初遷移的 目的，且成功的在新環境建立「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將文化因素視為其 遷移重要的評估與風險考量，遷移過程中運用文化共通性和漸進空間的移動方式，

使其遷移呈現穩定、適應的狀態，也因此使其族群認同呈現時間序列的情況，而 此研究發現除了值得書寫紀錄外，也能回應、補充既有理論。故以下筆者將透過 相關理論的關懷，對照研究發現，提取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經驗價值，作為本研 究的論點。

一、族群遷移的選擇評估不僅受到理性與成本的影響，也須注意到文 化因素如何影響遷移，才能看見全貌的族群遷移現象

從遷移相關文獻的回顧中，可知遷移除了具備時間、環境的特質，也應關注 遷移動機對遷移產生的社會性與動態性特質，又遷移者的對遷移的價值評估，使

「遷移」本身反映出環境、時代和遷移者所處的文化脈絡，而遷移行為的發生將 帶來遷移互動系統的改變，而此將再改變遷移的動機，使遷移呈現動態性。再者，

通過遷移相關理論的了解，可知遷移者將基於理性，做出最符合成本且最有利的 遷移選擇，其中經濟因素被視為人類移動重要的動因。

據前述來看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經驗，確實可見遷移動機的微小差異和優先 次序，對來同一地、同一族群之移民帶來不同的移動和適應經驗。而從評估遷移 和選址方式來看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經驗，確實也相當符合成本效應與「理性」

定義。不過這樣的「理性」並非單純追求社經地位的提昇，和生活各方面的現代 化程度。如果只是單純為生存逐利而遷移，三地村古茶柏安人大可遷移到交通、

生活機能更便利或賺錢工作機會多的地區，但他們並未如此行，原因在於遷移者 受到文化內在的邏輯影響，而影響其對遷移價值的評估。

以三地村古茶柏安家戶經驗來看，雖其遷移前已有其他族人遷移至三和村和 嘉蘭村的經驗可仿效，但考量到魯凱族文化對家屋及家名的延續責任，移入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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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僅要具備足夠的生活發展機會，還得考量移入地對魯凱族文化的包容性，以 及遷移社會支持資源和網絡的易達性，才能確保「家」能有效被運作。

三地村主要的族群文化與古茶柏安的文化親近度高，且其地理位置和交通優 勢，不但與平地距離不遠，還可作為原鄉族人採買物資返程路途的休息站，且其 客觀條件與機會點也優於原鄉，綜合了前述的考量淺山的排灣族聚落三地村，確 實比起三和村與嘉蘭村更適合視作聯通原鄉與平地的遷移地。這樣的遷移價值判 斷不僅補充遷移理論中認為遷移者完全「理性」的假定的不足，證實文化因素對 於人類遷移的影響，也豐富了筆者觀看族群遷移的視角，從更細緻且全貌的角度 觀看人類遷移的現象。

二、遷移適應的過程，包含了運用共同的文化特性、漸進的空間推移 等多樣策略

在適應理論的相關回顧中，可知適應是一種動態的、有彈性的歷程，且是雙 向性的或多向性的人地、人群的交互作用，也得知不同人群大小的單位，面對到 遷移帶來適應時，會有不同層面的衝擊和回應手段，也就是說遷移的群體將通過 個人或其他不同人群尺度做出舉措，使群體和成員分別達到不同層次的適應。並 得知遷移適應必將面臨各方面的同化，若移入地與遷移者原處的政治社會生態與 文化構成相近，則將減低適應被強勢同化的層面與機率，並有助於遷移者儘速適 應移入地。

從以上的論點回看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適應經驗，發現其適應策略與動員方 式掌握了兩地族群文化相似的特質，使移民文化被同化的程度被降低，不但有助 於遷移者的適應，也可以使他們的文化得通過這樣的方式被延續。就「與頭目家 族的結拜儀式」策略而言，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知悉傳統階序社會中，頭目有義 務發揮照護平民的功能，因此通過這樣的公開儀式，象徵移民的角色已被當地頭 目接納，從此他們也是三地村的一份子，並同樣享有被照護的權利；另一方面也 因著儀式的公開性，有助於他們與其他觀禮的三地村原居者的接觸、認識，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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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這些適應的面向與目的雖然意義上有所不同，但動員的單位都是以「家」為 單位，而非以「民族別」做為運作的方式，展現出魯凱族與排灣族共通的家屋文 化語言，使其語言和價值觀等文化內涵，有更多伸展的空間。

另一方面，三地村古茶柏安人漸進的空間遷移路徑，也可被視為一種適應的 策略，無論是借居在村民家中，而後因經濟穩定再購地建屋的案例；或是從移入 地邊緣購地建屋，待與移入地社會關係明朗後，逐步移入村莊核心地居住的模式，

這些移動方式不僅為符合家戶需求而產生，研究也發現不同的遷移路線間具備相 互補充和支持的特性，這些互為補充的遷移經驗，不但滿足遷移群體的內部差異，

也引發他們與不同尺度人群的接觸，補充遷移的社會穩定性，使他們遷移可以朝 較平穩的方向發展。

多樣的適應策略還展現在研究對象運用不同人群尺度，達到全面性的社會接 觸成果上。如前述，倘若結拜儀式和愛鄉協會是一種群體單位的適應策略，那麼

「熱衷投入社區服務及宗教活動」和「個人增能」，便是個人單位的適應，這兩 類型適應手段雖內涵有所不同，但發揮適應效應卻有連帶關係，並相輔相成。以 宗教活動的參與來說，三地村古茶柏安的成員為了融入在地並尋求信仰寄託（個 人的適應），而熱衷於教會事工與服侍，為教友的三地村原居者通過與他的互動，

對於古茶柏安人產生好的感觀，而透露村中的工作機會或購地資訊，而個體因掌 握了這些生活資訊，而通過「家」的組織文化，而散播到廣大的三地村古茶柏安 群體中。從這些經驗中，再度看到研究對象如何善用文化的特質和多元的手段，

使個人和群體皆能在多變的環境中，獲得彼此所需要的適應養分，其中「家」的 概念不但是他們動員彼此、長出在地支持網絡的方式，與原鄉「家」的連結也給 予他們諸多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

三、本質、工具與建構性的因素，在不同的時期對遷移族群的認同產 生不同的作用

族群被視為介於「國家」和「民族」範圍中，具有不同文化的社會群體，因 此族群認同既是原生論，也是情境論。在當代國家力量介入與國族運動塑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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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認同更傾向是一種策略性的產物，通過族群邊界而被建構出來。在排灣族強 勢文化中生存的三地村古茶柏安人，因著政策環境、遷移適應等作用，以及成員 個人生命際遇的差異，導致彼此對族群文化出現不同的認知和想像，使得這樣的 遷移群體逐漸長出與原鄉族群不同的認同樣貌。研究發現這樣混雜的認同不僅反 映出移動群體所處的時代背景，也發現不同的族群認同理論分別在遷移前、中、

後期發揮不同的作用力。就本研究對象而言，移入者遷移初期可通過血緣、家庭 教育等原生根基因素，作為族群認同的依據，但隨著遷移時間越久，越發頻繁的 人群移動與雜處以及越發便捷的交通與傳播媒介，導致族群已無法從地理分佈和 文化分析清晰的區辨出來，族群認同也因此越來越傾向情境論和功能論，而至遷 移後期，族群相互涵化的結果使得族群彼此的異質性更難被發現，故仰賴「異己 感」刻畫出「他群與我群」的族群邊界，以建構出遷移族群多層次又游移的認同。

雖然原鄉客鄉文化相近性與過往歷史互動經驗，使兩地人群對彼此不陌生，

也可降低移入者的成本，但亦不能否認三地村古茶柏安人身為異族，以及其在移 入地缺乏社會支持系統的處境，故仍必須通過多樣的策略以促其適應。隨著時間 的流變與適應的消長，研究發現這些適應策略對移入者帶來跨原鄉與客鄉的族群 認同現象，也引發了新的我群認同方式，拉大認同群體的範圍。在成立協會的適 應策略中，可見三地村古茶柏安人把握既有文化中「家」的意義單位和認親法則，

並採取現代的人群組織方式，成立古茶柏安愛鄉協會，採取「加入協會象徵認同 我群」的方式，作為我群成員確認彼此的方式之一，此人性化的觀點也網羅了三 地村其他友好古茶柏安人的人們入會，不僅強健他們的社會支持網絡，也成功突 破族裔藩籬，形成一種更龐大的「泛古茶柏安人」我群認同。此種不同於原鄉和 客鄉的認同，以更寬廣、彈性的界線包裹著不同成員，使成員彼此的異質得以被 理解和包裹，也弱化了移民的形象。協會本身作為現代的產物，加予時代意義於 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的認同外，愛鄉協會成員採用當代科技（例如：社群平台、網 路與影像製作等），超越時空的聯繫、交流彼此，也豐富了我群認同的時代意義。

從三地村古茶柏安人認同的描述，可見遷移不僅強化了族群認同的生成和複 雜程度，具時序的認同方式也為族群認同帶來時代的意義，使移動的群體得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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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鄉與客鄉的族群，卻又兼容兩者特色，難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區辨，但通過族 群成員互動中的主觀及客觀區辨選擇所產生族群邊界，頓時使三地村古茶柏安人

於原鄉與客鄉的族群，卻又兼容兩者特色，難在日常生活中直接區辨，但通過族 群成員互動中的主觀及客觀區辨選擇所產生族群邊界，頓時使三地村古茶柏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