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鄉」與「客鄉」：移入地與移出地的形成與文化
第三節 進入國家體制中原鄉與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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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入國家體制中原鄉與客鄉
國家的進入是改變當代原住民族文化與發展的重要截點。在日人尚未來抵臺 前，雖已有荷蘭、明鄭、清朝等多個外來政權，來到臺灣南部的原住民族聚落，
不過從相關記載上皆未指出此些外來者對於原鄉與客鄉的有效治理成效。故本節 以 1895 年日人入臺為起始點，著墨日治與國府兩政權對原鄉、客鄉帶來的巨變，
特別是引發日後族群遷移重要參考層面的社會與經濟變遷。
一、日治時期的原鄉與客鄉
1895 正式開啟原住民族進入現代國家體制的時局，石丸雅邦（2008）依據 日人蕃務管理組織變化、推展政策內容與心態的不同，將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族治 理分為：撫蕃時期（1895-1903 年）；討蕃時期（1903-1915 年）；治蕃時期（1915-1930 年）；育蕃時期（1930-1945 年）。對此，筆者認為由於育蕃時期日人治理的節 奏與當時原鄉的改造狀態，也與前三個時期不太相同，且 1930 年代左右，全臺 集團移住15的工作，造成了如今的三地村，故筆者將這四個不同的統治階段合併 為：1895~1930 年及 1930-1945 年，兩大時期來書寫。
（一）1895~1930 年的社會經濟變遷
撫番時期日人已將原住民土地收歸國有，但因平地抗日事件頻繁，為分散專 注力，以懷柔的政策開發番地，是當時的治理特色。不過因未達山地開發的目標，
故 1903 年改由總統府民政局警察本署掌握理蕃政策，由警察系統主管理蕃政策，
並設立蕃務掛，開啟討蕃時期。而後理蕃專職機構擴大到蕃務本署，此時期的臺 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改以武力討伐，由北部－南部至東部的順序，推展以奪取山 林物產為導向的「五年計畫理蕃事業」，過程中因討蕃、蕃地調查行動耗費諸多
15 日人集團移住政策於 1919 年開始小規模試行，1925 年正式實施，1930 年代以後成為主要的 理番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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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和經費，雖「降伏」不少部落，但成效未如預期，在成本考量下，改以恩威 並行的移風易俗手段。除了講求賞罰分明，也開始廣設交易所、醫療與教育單位，
推展農業改變原住民的狩獵習慣，同時柔性勸導鼓勵族人搬遷下山，或將較偏遠 的聚落遷到駐在所、理蕃道路附近等易集中管理的地區。而這個時期，也是日本 政權進駐古茶柏安（舊好茶）的階段。
1928 年，日人設立的四年制的蕃童教育所與駐在所，正式插旗古茶柏安。
此時，由日警負責部落教化與社會控制的工作，並禁止族人室內葬、蓄髮、文手 等慣習，要求沒收槍枝、推展農耕。其中的沒收槍枝，最直接的影響了古茶柏安 人經濟生產，不但導致獵貨減少，也萎縮了傳統獵團組織的集體生產功能。此時 期的農耕政策雖未使古茶柏安人脫離原有的生產慣習，但是「森林計劃事業規程」
（1928 年），卻將原歸屬部落管理階層的土地分為「要存置林野」及「蕃人所 要地」，過去狩獵、漁撈的領域幾乎收歸官有，改變部落的土地制度，並禁止繳 納租稅予頭目，鬆動傳統管理階層的正當性，連帶的使相關的儀式被迫取消，衝 擊部落的頭目、貴族家族的地位與社會功能（陳永龍，1992:14-15）。此外，官 方按戶均分田地面積而未賦予貴族特權，土地變成一般平民可繼承的財產權，造 成了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影響了相關的生產人群組織，更造成頭目貴族家族出 現經濟危機。前述的現象也普遍出現在鄰近的排灣族部落，並且越演越烈，對此 石磊（1971）研究筏灣的農業經營與人群組織時，曾提到日治末期以前，排灣族 原有的生產分配方式漸已瓦解，改為家庭及家族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單位。
（二）1930~1945 年的社會經濟變遷
1930-1945 年育蕃時期，是臺灣原住民族加速剝離傳統秩序的高潮。有鑒於 1930 年霧社事件，日人認為有必要提高理蕃政策的質與量，於是更大規模地投 入人事和預算，改善理蕃警察人事、檢討警察工作態度，並仰賴蕃人調查做其政 策參考。同時，為了統治管理便利，並「阻止」原住民繼續燒墾以免國土資源流 失，因此發動集團移住。如第一節所述，三地村正是在第一波的移住行動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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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村」化一詞概念引自松岡格（2018:137-138）《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內容。他表示統治者 透過自助會（類似戶長會議，自助會組成之前已有頭目勢力者會、家長會等同類性質的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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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研究（2016:137）。‧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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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35~1940 年畜產交易量之情形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農產 交易量 216755 135106 162219 332946 256288 384384
% 48 33 36 49 37 36
林產 交易量 154184 186273 192896 226985 289143 476804
% 34 45 43 33 42 45
獵獲 交易量 24900 24957 21369 27704 33164 34322
% 6 6 5 4 5 3
畜產 交易量 45113 62458 70630 90269 107282 167012
% 10 15 16 13 15 16
製成 品
交易量 6647 4565 3122 7220 7885 7420
% 1 1 1 1 1 1
總和 交易量 447590 413450 450236 685124 693702 1069947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原始出處為《高砂族教產年報》，在此引自台邦・撒沙勒的研究（2016:137）。
二、光復初期的原鄉與客鄉（1946~1960 年）
光復後來臺的國民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治理基本上都是奠定在日治時期的 成果。以山地經濟面向來說，國民政府將日人規劃的「高砂族保留地」改為「山 地保留地」，並透過「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1948 年）規範了原住民居於其 土地中的權利與義務，包括不得轉賣、租賃土地，需執行公共造產的農墾、推行 水稻種植⋯等等，便於政府管理原住民及其所居住的區域，以利進行各項發展運 動。1951 年頒發的「山地施政要點」，雖本著「平等原則」，實際上卻是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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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貨幣的需求度。（陳永龍，1992:18；台邦・撒沙勒，2006:139-141）。
21 其前言便開宗明義表示：「…其施政最高原則，自與一般省政宜趨一致，而適應實際之人地關 係。目前設施應以特殊方法為過渡，根據三民主義與政府基本決策，針對現實，本平等原則，增 進山胞之智能，扶植山胞之進步。俾能享受一切平等權利，以達全民自治之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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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青，2003:68）。可想見當時部落政治、社會秩序震盪是多麼劇烈。
23 訂定山地施政之五個原則：提高山胞文化水準、改善山胞經濟、增進山胞健康、充實山地自 治財源、僻遠貧瘠村落分期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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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社會變遷的角度，觀看 1895 年~1960 年代原鄉與客鄉被編整入國 家的進程，隨處可見公權力和殖民思維，對族人和部落帶來經濟生產、社會制度、
信仰時序、生活慣習、人地關係等各方面的衝擊和崩解，使得部落喪失主體性，
在國家整體發展中更加弱勢。這些巨變之於族人和家戶，使其不得不向平地移動 尋求生存的機會，特別是與平地距離遙遠、交通不便、公共建設難以到達的古茶 柏安（舊好茶），處境和前景更是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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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作為三地村古茶柏安人遷移前的背景介紹，分為三個部分來書寫。第一 部分從原鄉與客鄉的地理位置與聚落形成，得知兩地分別屬於魯凱族和排灣族的 文化圈，接著通過部落遷移史與地名由來，了解兩聚落起源、空間分佈與人群的 組成，並觀察到因部落地緣關係及部落領導家族通婚的之故，可能使兩地在遷移 前可能有或多或少的互動關係，不過此關聯並未影響由平民組成的移民團體。雖 然就原鄉與客鄉基本概況爬梳有諸多差異，但通過兩地族群文化相似特質的分析，
可見到兩地族群的親近性，也「補充」了兩地人群的關聯度，也就是說通過階序 社會制度、家屋文化、傳統生產活動與組織等層面的探究，魯凱族與排灣族互動 時，其族群界線可能就不是那麼絕對，而是以一種通融而彈性界線，游移、穿梭 在兩民族間。這種文化、社會構成親近的因素在人群遷移研究中是重要的考量因 素，但對於這群三地村古茶柏安人是否是重要的，則可見接續章節的討論。
而本章的最後，是三地村古茶柏安人遷移行動發生前，原鄉與客鄉進入到國 家體制的脈絡呈現。日治時期的理蕃行動和國府時期的山地政策，雖然在時代、
民情和控制單位上有所不同，但總體來說兩政權分別以三個面向解構著原鄉與客 鄉：
一、社會制度：為了對部落進行有效的社會控制，瓦解原有的社會制度是必要之 舉，故外來政權分以警察系統或官僚系統，奪取部落頭目和各組織的領導權，介 入部落資源分配與運行，個人與家族的權利義務關係被迫終止，連帶使部落社會 中的人群組織失去依循，導致內在秩序大亂，統治者便有機可乘，宣告其正當性 與主權。
二、經濟生產：社會制度的摧毀與社會控制的強度，需透過瓦解事關部落存續與 否的生產方式著手。大量的農業政策與技術引進，早年目的在於管制獵槍、抑制 殺戮風氣，而後用意多在提高山區產值與水土保安，以供國家發展需要；土地制 度則是便於國家山地資源的使用與收歸。生產方式與土地制度的改變，為部落帶 來了私有化的概念與商品化的現象，也將部落拉入了市場經濟，並推使族人向平 地流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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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文化：教育文化的推動是社會改造的輔助工具。日治和國府時期皆以上 對下、文明對落後的指導心態，推展官方語言和現代知識技能，以及各項移風易 俗、改善生活的方案。此背後目的並不單純，目的無非是藉由山地儘速平地化，
將原住民吸納為國族。雖然教育的推展不似政治經濟一般立竿見影，但實際上這 種淺移默化的同化政策，成效是相當深遠的，例如：禁止說母語這類的政策至今 都有深刻的遺留。
外來政權從社會、經濟到文化，全方面的狹持部落，使原住民族在進入國家 進程中飽受衝擊，特別是對古茶柏安人來說，處境可謂邊陲中的邊陲。這樣的困 境至 1950 年代更是達到了新高點，人口達到歷年高峰卻受限於可利用之土地有 限，族人無法脫離貨幣交易及平地物資，加上當時政府提出的移住計畫，導致許 多古茶柏安人紛紛出走，開啟 1950~1970 年代大量的人口外移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