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領導生命故事的定向

研究者認為知識的運用是一種「智慧」，「智慧」的行動是一種深厚的 哲思，兼含華人管理哲學本體、知識、心靈、道德與人性論。卓越的校長 領導，最重要是校長的價值與信念（謝傳崇，2009），此即是校長的領導哲 思，也是領導生命故事的核心意義與價值。研究者經歷個人成長經驗與教 育訓練學習背景，循著脈絡軌跡一路走來，認為「人」是「領導」的核心 價值，不只是成就自己，更要將自己的能量，努力服務與奉獻，而影響別 人，亦即「視人為人、教人成人、使人從仁」的積極目的。研究者所秉持 的領導哲思是甚麼？將引領領導者思維與行動，影響學校發展的核心意義 與價值，研究者的領導哲思，即是領導生命故事的定向。

研究者認為「領導」是經營「人」、營造「情」、管理「事」的「極虛 守靜˙智慧靈動」的能量，此為領導「以心傳心、以心應心、以心印心」的 吸引力、感動力與影響力。華人管理哲學重視「合一」、「合德」、「無礙」、

「圓融」等理念，亦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知行合一」、「理事無 礙」、「情境圓融」等命題（楊國樞、曾仕強主編；成中英，1988）。研究者 以實踐的角度而言，較為著重自己的生命，也以實踐的態度來講求德性，

以華人管理哲學為管理哲學基礎，並從而省思及發展「校長卓越領導」，較 合乎研究者的自然需要，又合乎研究者領導思想發展的趨勢。

因此，研究者將從不同於以往西方管理較著重有形的績效的檢核，而 選擇著重以華人管理哲學「形而上」的思維、理念來思考領導動能的根源；

「誠於中」的態度與專業能力，作為研究者的領導修為，這也是領導歷程 的軟硬實力；「形而下」是學習成為校長與如何扮演好校長的操作技術（張 慶勳，2011）。研究者閱讀以華人管理哲學為研究主軸的論文，以及相關的 專書著作後，發現相關的篇幅其實極為有限，因而，研究者以相關內容加 以彙整後，並佐以現階段相關專家學者之論加以敘述。

研究者企圖認識組織成員的心理，重視組織成員的智慧，閱讀組織成 員的資歷，知人善任、適才適所，努力將傳統的領導哲學智慧與現代管理 知識及技術結合起來。以華人管理的哲思與經營理念，紮根、詮釋與建構

「極虛守靜」、「順應自然」、「守本務實」三個向度的管理之道，型塑校長

「極虛守靜˙智慧靈動」的領袖魅力，成為「從有為至無為」的領導典範，

以確立研究者領導生命故是敘說研究的定向。

一、華人管理哲學

研 究 者 省 思 自 我 的 領 導 哲 思 ， 發 現 並 不 否 認 或 排 斥 西 方 管 理 哲 學 思 潮，而是尋找屬於自我內心深層的心聲，是一種自覺，是一種自我探究，

企圖從華人管理哲學中，理解屬於研究者領導哲思，即是領導生命故事的 定向。「人」是華人管理哲學的重心，包含心靈、人性、認識、道德、社會 進步與藝術問題。研究者將從儒家、道家、墨家與法家的探究，理解華人

管理哲學在管理哲思、管理架構與管理發展途徑有其核心意涵。

（一）「道心合一」的管理哲思

「心靈」是啟動所有領導的關鍵因素，也是領導管理的核心價值。曾 仕強（1981）認為華人管理的心靈論，儒家的「領導」哲思，是以「德治」

與「誠信」觀念為主要思維，是「德性心」（先天性的良心），主張人人 重修身，守法紀，以免「無規矩不以成方圓」。孔子說：「修己以安人；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亦即治國安邦、修身養性、賺取利潤的目的最高 價值在「安人」，而非「安己」的私欲。所以，讚揚捨生取義，而唾棄見 利忘義，以義氣爭千秋，不以利交而旬日；荀子所倡導的是「主宰心」（心 能治欲）和「統攝心」（心為感官的總樞）；道家莊子：「靈台心」（虛 靈明覺的心）、墨子所重視的「知識心」（心是構成知識的本體），構成 我們的「良心」，強調「人道」，所以要以「人道」管理為目標。

李雄輝（1996）指出孔子「吾道一以貫之」（裏仁篇），所謂的「道」，

不只是人格哲學，而且是其哲學的全部，認為教育的目的是擁有更完美的 人格，是在思辨的理想在行為上的實踐哲學。子貢問孔子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 公篇），是為消極的作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篇），說明「仁」的定義是「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為「領導」的積極作為與哲思，是以「德 治」與「誠信」觀念為主要思維，是「德性心」（先天性的良心）。

董承文（1987）指出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 焉而已矣」（論語雍也篇）；子曰：「吾十有五而至於學，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 政篇）。孔子認為「心」的性質包含仁、欲、智、意志與理想；「心」的 發展，是有其自我觀念發展的歷程；養「心」之道為自我反省，反求諸己；

把握現實，主張確實的適應；重己役物，幸福的獲得在於內心情感的和諧；

知足常樂才不會患得患失。再者，孟子認為「心」是思想行為之主宰，如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孟子公孫醜篇上）、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心」的性質是「不忍人之心」，即是良心且具備仁、義、禮、智四端之 善的表現與成果。「心」的應用有「存心」，君子行為動機要正；有「操 心」，心必須經歷磨練，才能理智周延；有「專心、盡心」，才能增長智 慧；有「恆心」，才能心情穩定，行為可以保持正常。「心」的發展是動 態的，非靜態的、固定的，由良知良能及赤子之心、養心之道在寡欲與反 省、擴充展即是盡心知性，達成知天。再者為荀子之人心觀念，其認為「心」

身體之主宰，是精神之中心，人性中有智慧可以做求知活動、能化性以產 生知識、有知覺與記憶，以儲存知識、有知識以產生不同之看法，以及「天 君」以掌五官。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華人管理之心靈論，認為養心之道極為重要，

「心」能知道、行道與守道，辨是非、節欲求、充其極，以達「從心所欲 不逾矩」之道心，「道心」強調心道合一，行為無所不善；「人心」為意

識行為，行善或有不善，是潛藏危機，道心卻極微妙。

（二）「知人善任」的人格論述

「人性」是領導管理微觀論述的核心價值，有其不可變的共同之處，

也有其個殊性。曾仕強（1981）認為儒家主張「性純可塑論」，認為「性 相近、習相遠」，以「仁道」為理想；孟子的「性善可塑論」主張，人性 中有「仁、義、禮、智四端」；荀子的「性惡可塑論」，主張「可學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人性是可以學習與改變的。告子「性非善 非惡論」主張人性本身無善無不善，人之善惡適性之改變而來；道家崇尚 自然，持「性非善非惡論」，認為人性原本圓滿，只要順者本性，不矯揉 做作，不參雜人為，便是最好的境界；墨家近於孔子的「性純可塑論」，

把「天志」作為最高的道德標準，應「法天而成善人」；法家韓非子重法 治，認為禮是教人為善，法是禁民作惡，商鞅「法令者，民之命也，治之 本也，所以備民也」，「備民」就是防止百姓作惡。

董承文（1987）指出孔子論人性言簡意賅，就本質而言是相近的，卻 有上智、中材與下愚的個別差異；就發展而言，學習之成果有其個別差異，

並透過學習以精進自己；孟子對於人性的看法是「人心之性」，主張仁、

義、禮、智四端，存其心，養其性，認為人心可能向善，而言人性善；荀 子認為人性不含知識禮義，以情慾為中堅，為感官慾望之性，是故人心善 人性惡。

綜觀之，研究者認為儒家哲思認為最理想的管理狀態應是自律，「近者 悅，遠者來。」（子路第十三篇）、「…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季氏第十六篇），他律則是「執經達權」過程中，所必須 經歷的歷程。亦即，組織內外充滿喜悅，成員間各司其職，有高層定訂攻 略方針（政不在大夫），決策執行不引起非議（庶人不議）。華人管理哲學 的人性論應著重「知人善任」，以「真正平等」為努力目標，生性同等要 有安全、知性不齊必須自由，以「自發創造」為努力的途徑，「高尚人格」

為衡量標準。

（三）「至真、守善、盡美」的管理知識

「知識」是領導管理之所以可行，且具備感動與影響力的重要因素。

董承文（1987）指出孔子之知識論為「解蔽」、「正名」、「論證」。認 識觀念為「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困而知 之者，也有困而不學，故不能知之者，主張學思並重，學而不思則罔，思 而不學則殆。認識歷程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孟子之認識論為「解蔽」、「正名」、「推理」，就認識的可能而言，因 人智慧之不同，而有先知後知的差別。就先驗觀念而言，認為萬物皆備我 矣，人有無數的先天觀念。就認識的途徑而言，認為思考是最重要的。就 認識之對象而言，為仁、義、禮、智四端，且為當務之急，盡心知性而知 天。認識歷程為「自動、專心、思考以擴充良知良能」；荀子的認識論為

「解蔽」、「正名」、「推理」就認識的可能性言，人心均可以認知，因 智愚而不同。就認識限度而言，認為「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 地矣！」，認知能力無限制。就認識之對象而言，禮法為當務之急，至於 不急之察、無用之辯，應「棄而不治」。就認識的途徑而言，強調學之重 要，也重視思考的功能，認識歷程為「入乎耳，箸乎心，佈乎四體，行乎 動靜」。主張認知的主宰在於心，心在大清明時方能認知，直接的知識是 個人後天經驗的產物，間接的禮法知識，是聖王之禮義制法。

曾仕強（1981）認為華人管理的知識論，先哲多講求「內聖外王」的 道理，認為學習的主要目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主要是求取「出仕」

曾仕強（1981）認為華人管理的知識論，先哲多講求「內聖外王」的 道理，認為學習的主要目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主要是求取「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