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元代題畫詞的發展背景…
第一節 歧視與壓抑的政治社會
歷經慘烈戰爭的激盪、多元民族的差異、漢蒙文化的衝擊，與儒家精神所面 臨的挑戰，讓中國傳統文化在蒙元統治迎來嚴峻的考驗，同時大蒙古國以鐵騎征 伐歐亞，中外交通的往來，對外貿易的頻繁，全國交通網絡的建立，促進江南地 區商業經濟的繁榮興盛更勝於以往，使蒙元的文化與社會發展呈現獨特的多樣性，
如蕭啟慶〈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一文分析說：
蒙元的征服與統治雖然是一場歷史上罕見的狂風暴雨，中國文化卻如一株 根深柢固的大樹。這株大樹雖然久經風霜，但是兩宋時代的種種發展，使 其根莖分布更加深廣，枝葉更加繁茂，暴風雨的侵襲固然使大樹枝折葉落，
卻不足以動搖其根本。……風靜雨止之後，新園丁──明太祖──所採取 固本行動，使樹幹更為茁壯，枝葉尤為煥發。大樹遂得繼續生長，生生不 息。5
蒙元統治者以草原上的雄樸勇猛擊碎了兩宋下嚴密森嚴的封建綱常，中國文化與 儒家道德價值觀面臨考驗，在此文化劇變的背景下，多民族的融合、漢蒙文化的 涵化與多樣化的世界性，使得受挫後的中國文化反而煥發異采，枝葉更加繁茂。
1 〔明〕宋濂：《元史‧世祖本紀第一》(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4 月)，卷 4，頁 65。
2 〔明〕宋濂：《元史‧世祖本紀第四》，卷7，頁 138。
3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年 1 月)，頁 23。
4 趙桂芬：《豪華落盡見真淳：元詞的發展與特色》，頁12。
5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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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歧視與分等的統治政策
蒙元統治集團對中原社會、文化的漠視，從「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
以為牧地」6的想法可見一斑。蒙元的掠奪心態，展現在以中原為「聚斂財賦與搜 羅兵源之地」7的統治手段，如錢穆《國史大綱》分析道：
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知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 所為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 是徵歛賦稅。8
蒙元統治集團一方面防制中原各地反動，暴力鎮壓，另一方面以「種族階級」制 度，維護蒙元貴族特權與利益，傾軋剝奪漢人的權利與財產。
元代「階級歧視」的統治策略，體現於依種族區分的「四等人制」，人民被 分類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9四等：
一為蒙古人，為征服民族，故稱國族，包含蒙古諸部。二為色目人，泛指 蒙古、漢族以外各族人士，用以協助蒙古統治、牽制漢族。三為漢人，係 指淮河以北，原來金朝境內之居民。四為南人，原南宋境內居民。10
「種族分等」與「階級歧視」的基本政策，造成南人地位屈居卑下，體現於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無論是政治上用人選官所採用的根腳制度，司法與經 濟的不公與壓榨，儒士地位不如以往，在蒙元種族階級的統治策略下，漢族文士 成為「元代根腳制度與族群等級制度之下最大的受害者。」11
元朝選官任用制度，大多選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首長，而漢人、南人屈居
「副貳之官」12，甚至「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 過州縣卑秩。」13蒙漢二元制的統治方針，以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二元階
6 ﹝明﹞宋濂：《元史‧耶律楚材傳》，卷146，頁 3458。
7 趙桂芬：《豪華落盡見真淳：元詞的發展與特色》，頁21。
8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12 月)，頁 473。
9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 (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一，頁 12-14。
10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46。
11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頁 18。
12 ﹝明﹞宋濂：《元史‧百官志一》，卷85，頁 2120。
13 ﹝明﹞葉子奇：《草木子‧克謹篇》(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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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大致區分，使得漢人、南人在仕途上飽受歧視壓迫，科舉廢行後，仕進之路更 加艱難，往往只能沉淪下僚，即使出仕為官進入統治核心，亦時有危機感，始終 懷有「異鄉人」的心態。
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後，為適應中原地區傳統的社會體制，回應兵燹後人心 思安的訴求，採取較開明的統治方式。一方面以「蒙古主義」14為基本國策，保 障蒙古貴族集團的特權，確立蒙漢聯合統治的體制，對各族群採取各隨本俗，並 依漢臣建議，採用「漢法」治漢地，「形成具有強烈的民族壓迫的色彩的漢蒙二 元化統治。」15危機即轉機，選用漢臣，推行漢法與尊儒興學的政策，有益於中 原文化的存續。西元 1247 年，張德輝(字耀卿，1195-1274)與元好問(字裕之，1190-1257)北覲，尊稱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16，正是表彰世祖忽必烈對於保存中原 傳統文化之貢獻。
然而漢法未能完全落實，肇因世祖忽必烈的「尊儒」政策，是從實用主義角 度看待儒學的理念，如《草木子》所紀事一則：
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昔世祖嘗問孔子何人，或應 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之。蓋由其所曉以通之，深得納約 自牖之義。17
世祖忽必烈將孔子視為翻譯史官，將儒家思想作為治理漢地的思想工具，看重的 是儒家思想對社會政治的管理功能。檢視世祖忽必烈時期所推行的「漢法」，期 望承繼中國歷代王朝的封建傳統又保留蒙古部落舊制，但因統治者本身重實用輕 儒學的想法，蒙古貴族的根性難移，在實際的漢法推行上「亦有其反覆性和侷限 性。」18
世祖忽必烈之後，尚有成宗、仁宗及文宗推崇儒學，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 (1285-1320)延祐二年(西元 1315 年)復開科舉取士，元文宗圖帖睦爾(1304-1332)設 置奎章閣，提倡藝文，促進蒙古貴族子弟學習漢文、鑽研漢學。元代中期以後，
成宗即位(1294-1307)至寧宗(1332)之三十餘年，元廷支持漢法派與反漢法派之爭
14 蕭啟慶：〈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頁26。
15 蒙元採行漢法，與其說是「以夏變夷」，不如說是「夷夏並用」，直接關係於蒙古貴族特權利 益的斡耳朵制度、怯薛制度、投下制度等，皆沿襲舊制予以保留；凡不涉及權利義務的領域或 地區，則夷夏並用，因族而分，因俗而治，如宮廷禮制、民間服儀及刑法等。以至於形成貴族 階級特權與種族歧視等嚴重社會現象，造成日後種族之間的對立與紛爭不斷。參見趙桂芬：《豪 華落盡見真淳：元詞的發展與特色》，頁19-20。
16 ﹝明﹞宋濂：《元史‧張德輝傳》，卷163，頁 3825。
17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頁83。
18 詳參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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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丐」之說，甚至有「餓殺秀才」27一事。如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言：
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
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
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 者也。28
南宋遺民的謝枋得之言或許過於激進，但仍呈現出儒士地位的低落。再則科舉考 試原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徑，但元代科舉久廢，青雲路斷，加以「種族分等」、
「階級歧視」之限制，文人儒士盡失過往的尊嚴與地位，如：
末俗由來不貴儒，小夫小婦恣揶揄。29 小夫賤隸，亦以儒為嗤詆。30
儒士地位或許不至於淪為「九儒十丐」，但受到歧視的情形反映元代儒士地位較 前代特別低落。屈居簿吏、沉於下僚的文人們，所在多有。
歷經「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31的浩劫後，處於異族強權統治，禮崩樂 隳的混世中，傳統倫常與儒家精神受到挑戰與蔑視，科舉久廢，文人儒士仕進之 路艱難，進退失據難以施展抱負，面對「仕隱」的兩難有更複雜的抉擇。或為稻 粱謀繼續窮經皓首，或選擇「吏進入仕」32，沉於下僚，或絕意仕進而歸隱山林，
或為書會才人，創製戲曲，或與僧道為伍，甚至遁入全真教，避世求道。元代壓 抑與失落的儒士心理結構，對文化和文學的影響深遠。
仕進無門的文人轉為「書會才人」創作戲曲，推動元代俗文學的興盛。「儒
27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第 12 冊，頁 257。
28 ﹝宋﹞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疊山集》，《四部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66 年)，第 70 冊，卷 6，頁 3。
29 ﹝元﹞仇遠：〈書與士瞻上人十首〉，收入﹝清﹞陳衍輯撰：《元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
1971 年 9 月)，卷 7，頁 109。
30 ﹝元﹞余闕：〈貢泰父集序〉，《青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第 1214 冊，卷 2，頁 381。
31 〔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收錄於〔元〕蘇天爵：《國朝文類》，《四部叢刊初 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第 425 冊，卷 57，頁 638。
32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見於〔元〕姚燧：〈送李茂卿序〉《牧庵 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1201 冊，卷 4，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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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幸，文壇幸也。」33文人儒士從任重而道遠的經世使命感中解脫，「夫士惟不 得用於世，則多致力於文字之間，以為不朽。」34將社會底層平民生活之甘苦、
個人仕宦蹭蹬的苦悶與對社會時政的嘲諷，鎔鑄於戲曲創作，促進元代雅俗文學 的激盪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