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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台灣書院建置

在文檔中 草屯登瀛書院之研究 (頁 35-46)

第二章 清代北投堡登瀛書院的創設背景

第二節 清代台灣書院建置

一、清代書院政策

書院的源流起於唐代,唐玄宗開元六年,改乾元殿為麗正修書院,84為最早

見於史冊記錄。但此時的書院,主要活動在於修書藏書,而非提供士子肄業之處;

85書院的發展主要在宋代,北宋初期,因官學未興,學校型書院應運而生,南宋 時,更為興盛;86元代則是官方積極介入書院的發展;明代雖有書院,然師生議 論朝政改遭撤禁,但書院並未因而廢絕;87清代各省設立書院,乃是「廣學校所 不及」,起初官立書院多設於省會,經雍正與乾隆二帝獎勵後,府、州、縣書院 逐漸建立,在儒學功能不彰時,成為清代重要文教傳遞與士子應舉之場所。88

(一) 清初的抑制

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1863 年)入主中國以來,對漢文化採取暨高壓又懷 柔的政策。89對於獨立於官學系統以外的書院,在中國的清代可以說經歷了 抑制、控制與改制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的時間歷程可分為:清入主中原 到雍正十年(1732 年)為抑制時期,雍正十ㄧ年(1733 年)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為控制時期與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後的改制時期共三階段。在清初順

84 歐陽修,《新唐書》,卷四七,北京,中華出版社,1975 年,頁 7-8。

85 袁枚,《隨園隨筆》收錄於《袁枚全集》,卷十四,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378。

86 徐梓,《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6-7。

87 伍振鷟,《中國大學教育史》,台北市,三民書局,1982 年,頁 141。

88 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台北市,五南書局,1997 年,頁 148-149。

89 樊克政,《書院史話》,台北市,國家出版社,2004 年,頁 131

治年間,清廷重申明代張居正禁設書院的諭令,順治九年(1652 年)上諭「各 提學官督率教官諸生,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 別創書院,群聚結黨,及號召他方遊食之徒,空談廢業。」90此時期清廷在 統治未趨穩固前,嚴禁士子集會結社也抑制了書院的發展,在禁止別創書院 的同時,對於原有現存的書院並未加以取締,主要在控制輿論,以防明末書 院有議政之事。91清康熙年間,隨著內憂外患的逐一清除後,清廷對於書院 的態度逐漸鬆綁。而康熙更有賜書與賜匾之舉,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頒御書匾額及御纂日講解義經書給各省儒學、白鹿洞書院與嶽鹿書院。92對 於禁設書院之令已漸馳,但仍未能主動建置書院,只肯定書院存在的價值而 已。

(二) 清雍正時期的獎掖

到雍正十ㄧ年(1733 年), 清廷對於書院的態度一大丕變,開始進入書 院控制期。雍正年間因士子大都放棄與朝廷的對立,醉心於科舉,朝廷政策 開始有了大改觀。93雍正十ㄧ年(1733 年),朝廷發布一大重要政策,致使書 院就此以全新面貌出現於世,上諭為「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材為念。

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而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曾敕令各省通行,

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 譽之為;而讀書應舉之人,亦頗能屏去浮囂奔競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 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 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為省會之地;著該督、撫 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群聚讀書,須預為籌畫,資其膏火,

90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台北市,中華書局,1963 年,頁 411-416。

91 吳宣德著,李國鈞、王炳照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 4 卷〈明代編〉,濟南,山東教育,2000 年,頁 172。

92 嵇璜等纂,《清朝文獻通考》,卷六十九〈學校考〉,台北,新興出版社,1998 年,頁 5490。

93 馬鏞,《中國教育通史》,第五卷,山東,山東出版社,2000 年,頁 204。

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於存公銀內支用。封疆大臣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

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儲國家菁莪棫樸之選。」94從此告諭中看出,

清廷解釋一開始對於書院未能鼓勵創設原因,前期認為書院為一般世人求取 虛名之處,對整體社會未能有助益,所以清廷即使重視地方教育與人才培 育,仍未同意各省創設書院。但隨著各地方大吏與讀書應舉之人都能革除追 求世俗虛名崇尚實學,因此清廷開始從疏遠到採取鼓勵的態度。自雍正以 後,透過清廷控制力介入書院教育,造成專習科舉的書院,也就是一般稱為

「考課式書院」,這種書院漸為主流。95為尊此諭令,各省會均設書院,朝 廷也分別撥一千兩公帑給大多數的書院。96雍正年間雖開放了書院的設立,

但同樣的也為書院官學化立下了基礎。

(三) 清乾隆時的圭臬

延續清雍正對於書院開放的政策,到了乾隆年間,對於書院的內部制度 與性質作了更詳細與明確的規範。乾隆對於書院做了明確的定義,書院最重 要的工作,乃是為政府「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並說明書院有宣導政 令之責,因為政府有感於地方教育的不足,為了能使有專才之人能進學才廣 設書院。97

朝廷對於書院教授與生徒的選用或升任,也開始條列式的規定。乾隆二 年(1737 年)再發「部議」,說明書院是「古侯國之學」,更是對於書院的內部 組織章程予以制度化。98 除了對書院人事制度規範外,清廷也利用官課把 書院發展權牢牢掌握於手中,如於乾隆十年(1748 年),頒佈:「禮部議准書 院每月之課仍以八股文為主,內雖有經史治術留心講貫,餘功可及對偶聲律

94 《清世宗實錄》,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6。

95 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1995 年,頁 152-153。

96 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台北市,中華書局,1963 年,頁 761。

97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 年,頁 117。

98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 年,頁 117。

之學,並論策表判酌量兼試等語,但仍屬具文。」99將書院與科舉考試關係 連結得更為密切。清代書院在乾隆年間,終於完成了書院官學化的進程,也 由於國家政治上的支持與經濟上的控制,書院得以大規模的發展。

(四) 以科舉主導學校

學校與科舉,分屬於造材與擇材之處,二者應該相互關聯又獨立。但在 清朝《欽定八旗通志》中說到「學校之志,與選舉相表里。」又說「選舉之 法又微異,故學校之教材而亦微異。」211從中可以看得出來,科舉控制了學 校教育的方向與教育內容,清廷更將科舉當成選拔官吏的唯一來源。高宗時 期,詔令學士方苞奉敕選錄明、清諸大家時文四十一卷,曰《欽定四書文》,

頒為應考準則。212致使在清代,唸書便成為科舉的附庸,科舉乃成為士人汲 汲追求的目標。清代的書院在科舉的攏絡與政治壓迫下,士人以科舉及第為 終身追求之目標,官學不再以教學為主,轉而以實行考課,講學式書院慢慢 也都轉型為考課式書院。102

清朝初期到中業,透過官方的倡導與獎勵,將清代書院逐漸拓及各地,單有 清代ㄧ代,創設書院達 3757 所,再加上之前其他朝代已設立書院,清代ㄧ共約 有 4365 所書院同時運作,從數量上可看出清代書院教育已普及化。103到了光緒 二十二年(1896 年),清政府透過變法革新,將書院改成新式學堂,並將各級書院 分為高、中、小三級化學校,至此,延續多年的書院制度已劃上句點。終有清一 朝,在文教政策上有幾個面向:一方面推崇儒學,提倡理學,是為了顯示清朝是 繼承正統而來;另一方面開科取士,透過功名的賜與,給予文人特殊待遇,集文

99 李國鈞、王炳照總主編,《中國教育制度史》,第五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07。

100 李國鈞、王炳照總主編,《中國教育制度史》,第五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09。

101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卷 115,台北市,國史館,1996 年,頁 3175。

102 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05 年,頁 221。

103 李兵,《書院教育與科舉關係研究》,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05 年,頁 234。

人編纂書籍又大興文字獄,則是對漢人攏絡與壓制並用;再則,將官學強化,各 學制隸屬官府監督,強化學校與科舉的聯結,借此控制士人的思想與言行。104透 過這些政策,清廷在各級學校教育中,形成嚴密的控制網,朝廷掌握著學校教學 方針、學官的任命與學校運作等的決定權,再透過地方學校的官學化,保持著中 央與地方同步教育,也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在一定時期推動了中國社會 文化的繁榮與穩定,但也壓制了學校自主創造的精神。

二、清代台灣書院的設置 (一) 清代台灣啟蒙教育

清廷領有台灣後,在臺灣的教育方式,其類別有府學、縣學、民學、社 學、義學與書院之分。105屬於基礎啟蒙教育的有民學、社學和義學。清代民 學在台灣又稱為書房,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乃私人延師所設立。約七歲即 可入學,以讀書為主,作詩作文為輔,修業無年限,常因地、人而有所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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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學主要盛於明代,而清代沿襲之,但不若明代盛。康熙九年曾令各省 置社學,「凡州府縣每鄉置社學,選擇文藝通曉、行誼謹厚者,充社師。」

107近鄉子弟十二歲以上皆可入學,所以有官辦的性質。台灣的社學有二種,

一為漢庄義學,乃地方政府以公費設立的啟蒙學校,有普及教育之意;一為 原住民社學,主要從事將生番教化為熟番的教育機構,但後來演變為漢人與 番人皆可入學。108社學主要的教育目是求教育的普遍性,讓遠離城市的鄉民 可以就學,教育內容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聖諭廣訓》

為主要教材,但至康熙末期就漸告廢弛被義學取而代之。

104 馬鏞,《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1。

105 葉憲峻,〈台灣初等教育之演進〉,《台灣教育史》,台北市,師大書苑,1996 年,頁 90。

105 葉憲峻,〈台灣初等教育之演進〉,《台灣教育史》,台北市,師大書苑,1996 年,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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