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關文獻檢閱
第四節 灰色地帶的貪腐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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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職業對於貪腐容忍的影響
Gong 與 Wang（2013）發現大部分的學生呈現較低的貪腐容忍度；擔任高、
中階白領者有較低的容忍度（蘇毓昌、胡龍騰，2013）；Torgler 與 Valev（2006）
也發現「自營商」（self-employed）可能較會從事行賄，並從貪腐中獲取好處。
因此，自營商對貪腐容忍度相較其他職業類別的受訪者來得高。
可以從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女性的貪腐容忍低於男性、年齡越高對於貪腐 的容忍程度就越低、學歷越高對於貪腐的容忍程度也相對較低、而不同職業也對 貪腐容忍有所差異。檢視過去針對貪腐容忍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多數的研究皆 在探討貪腐容忍度的高低對於貪腐事件的影響，很少聚焦討論零容忍概念，換言 之一個宣稱自己為零容忍的受訪者，有何特性？在面對貪腐情境又會有何判斷？
面對貪腐會不會提出舉發行動？故本研究想了解自稱零容忍者與或多或少可以 容忍者間的差異進行分析。
第四節 灰色地帶的貪腐情境
Peter Eigen 在 2009 年 TED x Berlin 的演講提到：「世界上一些最惱人的社 會問題都可以歸咎於已成體系的、普遍性的、政府與國際公司勾結而產生的腐敗。」
同時也提很多國家認為貪腐是必然存在的，德國甚至認為公務人員不該貪污，但 卻可以容許代理人貪污，可發現在不同國度對於貪腐容忍的程度有所差異。5
根據法務部 2015 年的調查針對常見廉政得不當行為行為：以 0-10 分來詢問 民眾感之嚴重程度，受訪者認為「企業用送錢或提供好處來影響政策」是為反廉 政不當行為之首，在 104 年的調查中平均數為 7.12；次嚴重的是「選舉賄選」現
5 TED x Berlin
https://www.ted.com/talks/peter_eigen_how_to_expose_the_corrupt?language=zh-tw 查詢日期: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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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把這些人形容為政策制定者（Lipsky, 1980）。此外，人類發展從古自今，不同地區與文化已形塑出各種風土民情與婚喪喜慶的禮俗習慣，很多都已融入你 我的生活之中，但這些行為其是否涉及貪腐行為，恐怕是見人見智，實非法律規 範或政府政策所能強行禁止，甚至可能因人際關係網路的親疏遠近與互動經驗多 寡，而導致每個人對這類可能涉及貪腐之行為有不同的容忍度，進而影響他們對 個人或組織的清廉評價（余致力、莊文忠，20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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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殯葬業的貪腐狀況而言，在 2015 年的新聞曾指出，市立殯儀館官員涉嫌 以每具遺體 1000 至 3000 元不等的價格，向禮儀公司、葬儀社收取額外的紅包，
以每具遺體多收 1000 元紅包計算，從 2008 年開始收受賄款迄 2015 年 10 月，至 少已收賄款 2500 萬元。6 其金額不容小覷。一般人的經驗裡遭逢生理死別的頻 率不高，對於殯葬服務收取紅包的現象或許不會太過計較，加上喪家心裡哀痛之 餘，為了祈禱往生者一路好走、及受到更好的對待，對此現象往往也睜一隻眼、
閉隻眼。換言之，依照我們的民情風俗，多數喪家當下對於這類殯葬服務收取紅 包的潛規則，更多時候是出自於自願的（曾冠球，2014：29）。
儘管大部分的喪家認同給紅包的潛規則，但是根據臺北市政府 102 年清廉度 民意調查中，可以發現仍有三成左右的民眾似乎不太認同公部門殯葬服務人員的 清廉程度（黃榮護、吳怡融、陳俊明，2013）。在殯葬領域裡的紅包文化由來已 久，初期是部分喪家對於服務人員一種「取吉沖晦」的心意，但隨著時空推移，
當這類的行為層出不窮的出現的時候，便可能形塑出一種貪腐文化。從行賄的角 度而言，喪家的行動不外乎是「對於死亡的忌諱、人情味、宗教信仰上的問題，
金額不大、習俗、該賺的還是要人賺」（張儀祥，2005：69）。令人好奇的是，
一個認為自己對貪腐零容忍的人，在面對這些帶可能有風俗民情但又令人難以接 受的貪腐模糊地帶，又會怎麼做判斷？
然而，在我們的生活經驗裡，除了面對喪事外，往往還會遇到許多看似與貪 腐有關，卻有因為風俗人情、文化背景等因素，導致這些貪腐行為被合理化、模 糊化。以下分別敘明幾種生活中常見的模糊情境。
6聯合新聞網：https://video.udn.com/news/383420。查詢日期：2016/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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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生關係中的收送禮文化
從古至今，教師扮演一個傳道、授業及解惑的專業角色，學生與老師的互動 關係，也非一般僅是交易的「市場關係」。在台灣的風俗民情裡，過年過節送禮 給老師，並非是要改變老師後續的行為，僅是想表達感激及感謝。但隨著時代的 演進，雖然師生關係並未改變，但大眾對於教師的觀感及期待卻有著不同的變 化。
如同近幾年來在新聞媒體上不斷提到的「公立學校的老師是否可以參加謝師 宴？」。根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七點規定，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的飲宴應酬，但婚、喪、喜、慶等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不在此限。對此廉政署表示：「『尊師重道』是中國優良傳統文化，學生感謝師 恩，舉辦謝師宴，屬正常社交禮俗，廉政倫理規範並無禁止教師參加謝師宴，也 沒有要求要報備登錄，再者，謝師宴個別學生所支費用，一般都不會超過現行規 定的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新臺幣 3000 元，自然不受禁止。」（蘇位榮，2017）。
儘管廉政署認為教師可參加謝師宴，但也在在顯現出，一般民眾對於師生關 係中收受禮物的不同體認與感知。在韓國同樣也有一樣的狀況，韓國在 2016 年 9 月 28 日通過「禁止不正當請託與收受財物法」，禁止公務員、教師等行業，
收取超過規定金額以上的禮物或餐宴。該法成立後，第一件被告的案件，是一位 大學生將一瓶價值約 1 千韓元（約新臺幣 30 元）的罐裝咖啡送給他的教授因而 被檢舉。該法認為雖是韓國社會習慣，但會影響教授給學生評價或給分的公平性，
所以應該禁止。有韓國習俗逢年過節時，家長會贈送老師禮品表達感謝，此法上 路之後，衝擊韓國社會一直以來習以為常的送禮、請客文化（洪欣慈，2016）。
師生間的收受禮關係不僅在台灣廣受討論與規範，在韓國亦是如此，又在這模糊 的情境中，又該如何判斷學生送禮或是老師送禮是否牽涉到貪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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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係文化與貪腐行為
華人社會中講究人、情、義、理，除了親疏遠近的關係外，有時候別人幫你 一個小忙，你回饋他一個小事，感覺理所當然，互不相欠，魚幫水水幫魚，大家 何樂而不為？但長久以來，就因為這個「關係」可能就會倒置「凡事靠關係」，
我們都厭惡有權力靠關係的人，但我們更痛恨自己沒有權力跟關係。雖然「關係 主義」使得貪腐變得更便利，但其行為不一定觸犯《貪污治罪條例》，僅能說他 是不廉正但也未必犯法。
公務員代國家行使公權力理應公平公正的執行職務，但在華人的關係主義脈 絡下，使得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會對自己人產生偏私，甚至認為這種偏私是種 助人行為。由於人際利益可以藉由交換、儲存及延後支付等方式進行交易，使得 華人的關係主義下的「道德性貪瀆」難以禁絕（余一鳴，2015：31）。
常見的情形包含請託、關說，家長委託認識的人讓自己的孩子進入較好的學 校、委託熟識的政府官員保障政府內部約聘人員的職缺、或是任用自己的親人作 為機要或是主管或是圖利長期合作的廠商。儘管許多常見的關係案例中，都有詳 細的法律規範，例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就詳細規範公職人員具二等親 之內的血親、姻親都應利益迴避。但法律的規範實質很難可以囊括所有有關係之 人，故即便政府設定了規範，也難讓透過關係濫用職權的人得到應有的處罰。
三、 長久以來的紅包文化
根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四條第三點所提及：「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 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 元以下的規範，即不是貪腐。」多數的人在判斷是否為貪腐的依據，多半是以法 律作為依歸，漢寶德（2012）說：「中國人自幼就接受紅包文化的薰陶，紅包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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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的，正是腐蝕社會的貪污毒素。」或許只有一點點心意、一點點的金錢感謝，
但那一些一點點的謝禮，可能就會開啟貪腐的源頭，造成破窗效應。
在時代的變遷下，在台灣已經很難看到民眾正大光明地拿著紅包，去給有權 決策的承辦人，即便知道紅包文化對於社會造成很的大影響，但這個行為並沒有 被完全被遏止。且紅包文化的呈現型態也有所改變，過去可能會有人明目張膽的 塞紅包，但現今可能是利用利益的輸送或是請客招待等形式呈現。在更加多元的 紅包文化中，要謹守法律勢必更加困難。
紅包文化可大可小，你可以說為了感謝清潔人員辛勞，所以年末包個小紅包 慰勞清潔人員、為了感謝醫生醫治包紅包表示感謝、為了感謝承辦人員協助所以 準備了謝禮。這些行為看似都非常合理，也不完全可以影響有權決策者的決策行 為，但往往就是因為姑息這些小小的貪腐行為，而釀成更大的傷害，更可能因為 這樣的風氣，導致更多的貪腐樣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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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私領域界線劃分困難
為了讓政府官員可以有更好的辦事成效，政府提供某些職位的政府官員公務 車以便其辦公，但我們不時可以在新聞媒體上看到公車私用的事件發生，例如前 考試院院長關中坐公務車去按摩、消防員開消防車去打球、公務車載家人去購物 等。每個案件被報章媒體揭露後，無一不被民眾加以撻伐。
然而，在這個凡事變遷快速、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裡，公私領域的界線已經 更加的模糊化了。舉例而言，我們的工作場域可以已經不侷限在某個地點，只要
然而，在這個凡事變遷快速、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裡，公私領域的界線已經 更加的模糊化了。舉例而言，我們的工作場域可以已經不侷限在某個地點，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