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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難新聞攝影與集體社會關係
一、 時聚時散的集體共在
黃厚銘、林意仁（2013）將於網路上所形成的一種流動、多變、時聚時散的 群聚現象，稱之為「mob-ility（流動的群聚）」。亦即大量使用者在短時間內群聚 在一起，引發集體情緒的高張催化，繼而呈現暫時的一窩蜂「網路起鬨」、「分享」
行為；且此種行為也具體展現了mob-ility（流動的群聚），結合了「群體性」與「個 體性」的特質。
在「群體性」面向，藉由觀看一張張的災難新聞影像，其在參與起鬨成員（社 群媒體分享者）心中激起一定程度的情緒共感共應，使得這些影像在短時間內經 由大量的分享傳散，於社群媒體上引起關注、討論，甚至達到了洗版的現象。無 論是前述的《敘利亞男童浮屍照》、《巴黎恐攻照》、《布魯塞爾恐攻照》，或是在 2016 年遭空襲，被視為代表著敘利亞內戰尚未結束，且成為了阿勒頗苦難代表的 全球性符號（Omran became the global symbol of Aleppo's suffering）：從阿勒頗建 築物廢墟中救出的5 歲小男童奧姆蘭（Omar Daqneesh），安靜地坐在救護車上，
用雙手抹去頭上鮮血的影像（圖3-1）（Daniel Politi,2016.08.20），這些都是在引發 了人們的強烈情緒反應後，短時間內於社群媒體上群聚，以大量分享的方式，形 成「網路起鬨」行為，進而使這些照片引發討論，並且達到洗版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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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代表阿勒頗苦難的全球性符號》
資料來源：〈Brother of Boy Who Became Face of Syria’s Humanitarian Crisis Dies〉，Daniel Politi，2016.08.20，取自
http://www.slate.com/blogs/the_slatest/2016/08/20/brother_of_syrian_boy_omran _daqneesh_dies.html
然而，此種社群媒體上的集體性「分享」、「起鬨」行為，確實能夠在特定時 刻產生情感能量，並且引發使用者的群聚與參與；但在其「個體性」面向，卻也 因為經過了網路科技的中介，更加凸顯了消息的快速混雜與流動多變，人們也易 因事件的轉移或情緒的冷卻而分散注意力，快速流動至更新的議題，更加展現了 此種於網路上，結合了「群體性」與「個體性」的時聚時散特性（黃厚銘、林意 仁，2013）。
黃厚銘、林意仁（2001、2013）亦進一步指出，人們於網路上的社交性，只 是出於和他人相連結的需求，其意義在於過程，而非行動的目的與動機，因此社 交僅是一場純粹的互動；此亦如同 Maffesoli （1993、1996）所提出的「社交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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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的不做為（creative not-doing）」，強調了此種社交溝通僅是單純地接觸他人、
保持聯繫、一同參與，進而滿足「共在」的根本，並不需要尋求特殊的目的證明。
且我們現今所處的後現代社會，即是一個藉由網路科技媒介特性，集體追求社群 生活所帶來的集體情緒感應與社會凝聚力的關係，至於實際行動的目的與動機，
則並非是社交媒體上最重要的需求（黃厚銘、林意仁，2013；轉引自〈流動的群 聚（mob-ility）：網路起鬨的社會心理基礎〉，2013：14）。
因此，此種於社群媒體上一窩蜂「網路起鬨」的分享行為，也易形成一種「懶 人政治」現象，即在面對更多各類臉書訊息流和大量災難苦痛影像時，人們往往 只寧願在家中藉由網路，大量的觀看，一窩蜂的「分享」與「起鬨」，以往身體力 行的實踐行動，漸已被社群媒體上的鍵盤滑鼠（按讚、分享行為）取而代之，實 際上卻沒有付出任何實際行動，那些他人的災難苦痛，也很快就轉移至其他議題，
更難以形成一套完整的反抗論述，甚至是藉此改變現狀 （李連傑，2012；歐昱傑，
2013；林宇玲，2014）。
二、 集體行動的實質意涵
Rheingold（1993）樂觀認為，透過網路科技的民主特性，可使更多人有機會
近用資訊，只要網路中浮現的社會聚集，能夠維持夠長的時間在公共討論上，便 能形成具有充分人類情感的個人關係網絡；網路不僅增加了人們不經意暴露於公 共議題之中的機會，亦強化了發表意見與時事討論的機會（毛榮富，2017；轉引 自〈社交媒體時代社會性的未來:按 Sherry Turkle 的自我概念進行的考察〉，2017：
62）。
若進一步將災難新聞攝影於社群媒體上的分享行為，置於「公共領域」概念 探討，Fraser（1990）則認為公共領域應由「多個論述領域」組成，即「多元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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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the Model of Multiple Publics）的概念，強調了使用者之間的差異、多元、
競爭、社會認同，以及更進一步地掌握了網路公眾參與的實質意涵與集體行動。
因此，Fraser 更關注的是實質上的政治作用，即政治效能，除了檢視公眾如何形 成共識之外，更是關注所形成的輿論，能否進一步影響決策或改變制度，形成更 為實質的行動力（林宇玲，2014）。
不過，人們在網路上，亦面臨到了碎裂化、商業化，以及易形成小興趣的團 體群聚與眾生喧嘩，而無法達成普遍共識的問題（洪貞玲、劉昌德，2004；林宇 玲，2014；戚宇賢，2015），並且人們在某一時刻可以是積極參與的網民，但另 一時刻也可能僅是暫時一窩蜂隨著網路起鬨的鄉民（黃厚銘、林意仁，2013）。
端傳媒特約評論家海傑（2015.09.07）即認為，人們透過社群媒體觀看、分享
《敘利亞男童浮屍照》，甚至對其進行再次「創作」，其實是一場「敘利亞男孩的 二次死亡」，表面上看似是一種傷痛的修復，然而實則是一場奇觀的消費與炫技。
無論是哀悼或是感到倖免，人們都僅僅只是隔著螢幕中介的觀看與分享，而不是 對於原因的追究與行動能力。因此，Nicholas Mirzoeff（2015）強調了在面對這些 災難影像時，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由此做些什麼，甚至是積極的促成改變。
Susan Sontag於後期對於觀看災難新聞影像也有著更進一步的積極思考，她認 為，無論一張照片激起了多少憎惡與憐憫，都應該加以追問：「還有哪些照片，
誰的暴行，哪些死者，不曾被媒體揭露？」（Susan Sontag,1977／黃燦然譯，2004）。
重要的是，這些災難新照片是否被「問題化」（problematized），即對於照片與社 會，是否能夠提出新的認識、觀看角度或問題意識（郭力昕，2013），能夠進一步 的幫助人們觀看與思考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關係（黃建亮、鍾易庭，2016.02.05）。
亦如同吳明益（2015.09.07）所認為，「對於一張廣為流傳的災難照片，若是感到 傷心，那麼傷心就是一種凝視的反應，而傷心是否有力量，端看是否從此朝向主 動理解苦難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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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章節將依據第壹章「研究問題」與第貳章「相關文獻探討」，進一步設計研 究執行方法。
第一節將簡述整體研究流程與重點，並以研究架構圖加以描繪，將研究問題
（災難新聞攝影於當代社群媒體上所呈現的分享文化為何？）聚焦於「觀看文 化」、「分享的媒介景觀」與「社會實踐與社會樣貌」等三大面向。
第二節則說明本研究主要以「半結構式訪談法」為研究方法，由研究者先行 擬定焦點訪綱，確立訪談主軸，並依訪談對象的性質與訪談情境，適時做出調整 與修改，以期獲得更為完整與創造性的資料。
第三節則是說明研究對象選取條件與執行方法，本研究主要以「社群媒體」、
「災難新聞影像」與「受訪者性質」等三大面向，作為研究對象之選取，並以「立 意抽樣（purposively sampling）」取樣方法，以研究者於臉書上所能涉及之受訪 者，為主要訪談對象。因此，本研究將主要受訪者限縮為「曾經於臉書上主動分 享《敘利亞男童浮屍照》、《布魯塞爾恐攻案最具代表性照片》，以及《代表阿勒頗 苦難的全球性符號》等三張國際災難新聞影像之使用者」
據此，本研究共計訪談13 位「災難新聞攝影分享者」，依據受訪時間順序，
將受訪者由代號A 至 M 排列製作成表，並加註受訪者現職、性別、年齡與選擇 分享的影像，作為訪談過程與事後研究分析時，可供參酌與加以連結、探究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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