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貢獻與討論 - 災難新聞攝影於社群媒體上的觀看、分享與實踐

第二節、研究貢獻與討論

近期傳播研究趨勢轉向社群媒體之研究，多將研究焦點置於社群媒體平台使用機制（如演算法）、內容產製與使用（如新聞消費、廣告投放）等討論面向上，

對於「社群媒體相關文化研究」以及「使用者之使用心理動機與目的」等相關學術研究文獻則是較為缺乏。再者，以往探討災難新聞攝影之理論、專書，多以討論攝影者取材視角、影像本身、觀看者觀看方式，以及觀看背後的社會情境脈絡

（如John Berger、Susan Sontag 等著作）為主；而學界研究災難新聞，則尚停留在傳統大眾媒體對於早期台灣當地災難事件（如921 大地震、莫拉克颱風）之傳播影響等研究。

對於當代人們漸以社群媒體為主要傳散、接收新聞訊息的平台，現今無論世界性或地域性之重大災難新聞影像，多因為一開始在社群媒體上大肆分享、傳散而掀起討論。然而，目前相關觀察與評論多為網路上所刊載，對於相關學術主題之研究仍顯缺乏與斷層。據此，本研究企圖將過去探討災難新聞攝影理論專書與當代社群媒體使用做一連結，嘗試以文化研究之視角，描繪出災難新聞攝影於社群媒體上的觀看與分享，帶給當代社會何種實踐與樣貌，並且加以批判與檢視，

此為本研究之貢獻。

本研究經由相關理論文獻爬梳以及深度訪談，將災難新聞攝影於社群媒體上的集體觀看文化，大體視為一種：經挑選後的「真實」與「抽離」，且依循著媒體商業機制的篩選與以影像為視覺的強調，係以一種更加粗暴、旁觀的方式，消費與再現他人的災難苦痛。而於社群媒體上分享災難新聞攝影，亦有其「個體性」

與「集體性」的考量，無論是單純個體性的選擇與尋求認同，抑或是受到了集體性的熱烈驅使與隱性規範限制，這些都成為了影響與形塑當代特有的分享的媒介景觀，且此種於社群媒體上所形塑的觀看文化與分享的媒介景觀，不僅是個人的

行為與選擇，亦是一種集體的實踐與共同所形塑、建構的媒體景觀和社會樣貌。

因此，本研究所欲帶動的探討為：若分享係屬於社群媒體上最高層次且主動積極的行為，使用者亦認為有分享總比沒有分享好，至少代表著內心是有感受與共鳴。且受限於地理環境與政治因素上的限制，使得在遙遠異域的人們，短時間內僅能藉由線上分享的方式，加以關注與發聲，那麼這是否也能構成另類的社會實踐與社會樣貌？

知名圖片分享網站 Imgur 創辦者 Alan Schaaf 於 Ted（Breaking outside of your friends list）為主題的演講中即認為，藉著網路分享的力量，那些不易於主流媒體上發聲的弱勢族群，將能獲得相應照顧。網路社群正是使我們打破外在朋友圈，

靠著陌生人彼此分享所凝聚的力量，來改變世界（Ted,2014.09.10）。知名搖滾歌手Amanda Palmer 亦於 Ted 演說時發表：「分享是有力量的」，社群媒體讓我們有能力表達意見，從被動旁觀變成主動參與，無論是領導者或是跟隨者，人人都能是行動者，最重要的是能夠參與其中（許毓仁，2013.08.23）。

即如同受訪者所言，藉由社群媒體，站在「觀看者的位置」上觀看他人災難苦痛，並不僅是以自身的觀看位置，單純看待一張死亡照而已，而是觀看「代表著他們的苦難」的意象，繼而與影像中苦痛人物感同身受。觀看他人的災難苦痛，

並非僅是冷漠旁觀與消費，而是將之視為一種對於他人災難苦痛的「主動的理解」

與「問題的正視」；分享者同時也認為，分享他人的災難苦痛是一件好事，受難者也希望自己的苦痛能夠被人們所看見、正視，因而被記得，並且也必須以此種方式被世界所觀看與記錄，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然而，受訪者亦指出，人們看似於社群媒體上熱烈且積極的分享、關注他人災難苦痛，但議題的熱度往往無法延伸至線下真實生活的實踐，而形成了一種「分享的積極與行動的消極」狀態。社群媒體上訊息更新的快速混雜，以及「集體狂

歡式的短暫共在」的後現代社會特性，使得人們容易因事件的更替而快速轉換情緒，最終無論是在線上或是線下，都難以形成普遍共識和持續關注，甚至產生集體分享後的消極與設限，對於遙遠異域且大量重複的災難新聞影像，漸感痲痹與習以為常，認為多做什麼都已無事無補。

據此，透過科技的進步與社群媒體的使用，觀看與分享他人苦痛，可以是如同Facebook 執行長 Mark Zuckerberg（2015）樂觀所言，使我們的生活建立起更豐富的關係，朝向更為主動的理解他人，並且做出更完善的決策；亦可以是形塑了一個更加冷漠的旁觀與消費他人災難苦痛的社會，建構出一個以「分享他人災難苦痛影像」為中介，以及追求「集體熱烈卻短暫共在」的社會關係與樣貌。

在網際網路中介下，他人的災難苦痛影像於社群媒體上被即時且大量的觀看、分享與流傳，確實達到了全球資訊快速流通與強化了各地休戚與共的同理心；

社群網絡亦使個人與集體，擁有參與和培力的經驗，可以自由觀看、自我表述、

參與其中，甚至是創造新的社會樣貌，激起公眾變革的力量；然而改變這些的動力，實則來自於「社會情境」，而非科技本身（James Curran, Natalie Fenton, Des Freedma,2012／馮建三譯，2015）。

藉由於社群媒體上的觀看與分享，所帶動的共鳴、論述與實踐，都將使人們賦權，激起公民變革的力量，甚至是改變政府的決策。然而，若使用者於線上的關注，長久以來缺乏積極性、持續性與進一步更實質的行動，對於社群媒體之使用與期待，仍僅限於個人在網路上的需求，反映自我結構之實踐，而非集體審視其潛能，連結各種動能（Natalie Fenton,2015），並且進一步將之帶往線下真實生活中，去建立、體驗、實踐真正的人際關係與真實的情感連結，那麼這些於社群媒體上，集體、大量且熱烈的關注都將僅限於線上。一張張悲慘的災難照片，所能引起長久且深入的關注、引發的社會輿論，甚至是政府行動都將有限，他人災

難苦痛的被觀看、被分享，也都喪失了其最大的目的與意義，而人們的社會生活，

也將置於一個更為龐大且不斷集體熱烈哀悼，卻又隨之遺忘、麻木的「災難苦痛影像景觀社會」之中。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質性深入訪談法為主要研究分析，了解現今災難新聞攝影於當代社群媒體上，呈現了何種觀看與分享文化？以及其所代表的意義與影響。惟研究上仍有以下研究限制與具體建議：

在災難新聞攝影之選取面向上，本研究依循著研究者本身之背景與關注焦點，以及個人於臉書上所涉及之國際新聞議題頻率，且回顧2015 年至 2016 年間，

具代表性的國際災難新聞事件等，將研究焦點限縮於「《敘利亞男童浮屍照》、《布魯塞爾恐攻案最具代表性照片》與《代表阿勒頗苦難的全球性符號》」等三張知名國際災難新聞影像上，期盡可能描繪出使用者於社群媒體上的觀看與分享行為與影響。

雖然此三張災難新聞攝影當時於社群媒體上大量分享、傳散，有其普遍性，

且各新聞媒體亦將之定位於具代表性之災難新聞影像，但對於近年來災難事件頻傳與眾多災難新聞影像而言，在災難新聞攝影之選取面向上，整體「研究代表性」

仍顯不足。

再者，本研究以「立意抽樣」進行受訪者選取，係研究者根據個人主觀判斷、

可接觸之人際管道，以及受訪者推薦引介之合適受訪者為主要訪談對象。因此，

研究者所選取的訪談對象為「曾於臉書上分享災難新聞影像之分享者」，初步選取方式將以研究者於個人臉書上，所能觸及之分享者為主要訪談對象，且受訪者之背景也大多為從事新聞傳播相關工作，以及對於國際新聞有著一定的關注，最後再以受訪者推薦引介之合適受訪者為訪談對象，期能獲得更多的研究資料。

以本研究為說明，研究者因其本身新聞傳播科系的背景，加上對於國際新聞議題的興趣與關注，致使臉書好友的工作性質，以及於臉書平台上關注、分享的議題，呈現了同溫層現象，即對於國際相關新聞議題都較關注，也均有一定程度的概念、經驗與感受，並將之分享於臉書平台、發表見解，甚至引起洗版現象。

因此，限於研究者本身之學術背景、興趣與所關注議題，以及所能接觸之人際管道，致使受訪者在年齡、身份背景與職業上，具有一定的同質性，造成「本研究對象之涵蓋性」有所不足，以致研究結果推論至整體社會情境與文化上，仍有所侷限。

據此，本研究「未來具體建議」可分為「增加災難新聞攝影類別之選取」與

「凸顯、比較受訪者之性質」兩大面向加以討論：

在「增加災難新聞攝影類別之選取」面向上，本研究因研究者本身研究興趣與長期深入觀察，最終決定以選取特定國際性災難新聞攝影為主要探討素材。惟台灣本土亦有許多地域性之災難新聞影像，也為人們大肆於社群媒體上分享，引發國人的討論、關注，以及後續捐款、提供物資援助等實際實踐行為。亦有受訪者指出，國際性災難與台灣本土災難的發生，對於國人而言，本身即具有情感衝擊性與及身/不及身的差別，無論是對於線上的觀看與分享行為，以及線下的實踐

在文檔中災難新聞攝影於社群媒體上的觀看、分享與實踐 (頁 8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