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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父母介入之經驗

壹、數位媒介與兒童的發展及特質

在數位成長下的孩童不僅是「神童兒」(whiz kids)(Lee & Chae, 2007),

也是「風險兒」(risk kids)(Kuipers, 2006)(引自 Valcke et al., 2010),他 們使用網路的主要目的有四種:娛樂性(entertainment)、教育性(education)、 寓教於樂(edutainment)與消費者角色(consumer role)等(Livingstone, 2003;

Valcke et al., 2010)。

之前提到台灣教育部(2014)對國小 3 年級至高中(職)的調查中,

也呈現對線上遊戲、Facebook 與智慧型手機與平板好處的期待,不論是可 以忘憂增趣、維持友誼、自我認同、角色扮演還是獲取新知等,都發現他 們在數位媒介的使用上,除了認為可以獲取新知、也重視能夠抒發情緒與 人際關係的社交功能,同時被具有角色扮演與情境氛圍的遊戲所吸引,接 下來探究這些使用動機,和此國小階段時期之特質與發展關聯性。

一、國小階段兒童特質

皮亞傑(Piaget)就認知發展歷程來說,稱此時期國小階段(或學齡期)

為具體運思期(concrete-operational stage),主要為心智上的運作思考不會 只停留在單一事件的理解,而開始嘗試將不同事物作有邏輯的連結,也就 是出現可逆性(reversibility)的思維,所以此階段兒童可以根據到所觀察 的具體事實作某種程度的推論,簡言之,此階段的重要發展改變為開始以 具體的事物為對象,並依據邏輯推論開始運作思考。同樣的此階段在人格 與社會行為發展上開始建立自我概念,學習認識和界定自己,自律及自尊 的概念,也因為正式進入學校生活,而重視同儕團體的互動與友誼的建立

(蘇建文等,1998)。

二、國小階段兒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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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迺毓(1988)依據 Havighurst 於 1970 年提出兒童的發展主要任務,

可以大致分成三部分:

(一) 發展新的個性:

他們勤勉與認真的完成事情,同時感到滿足,他們充滿創造力,在父母 鼓勵下可以不怕失敗,養成獨立性與表達能力。

(二) 與同伴建立關係:

同儕團體的互動是此時期重要學習行為基礎,他們藉此互通知識、學習 性別認同與社會規範及技能。

(三) 改進原有的技能,同時學習新的技能:

由於此時期體力、耐力增加,可以進行較複雜之活動,大小肌肉與心智 都逐漸發展,正是皮亞傑所形容的具體運思期(concrete-operational stage), 他們學習以具體事物為對象,依據邏輯進行推論運思。

上述國小階段發展及特質,與數位媒介使用動機相對應後,可以看出 因為數位媒介的許多數位特性,容易滿足此時期子女的需求(教育部,2014;

Clark, 2011; Gentile et al., 2012; Hertlein, 2012; Livingstone, 2007),例如:

(一) 數位媒介的即時性與互動性,讓國小階段子女的好奇心與創造力 得到滿足。

(二) 具有社交性質的網站與相關軟體,讓開始發展同儕團體的子女有 連結性與歸屬感。

(三) 具有挑戰性與刺激感的數位內容,捉住了國小階段子女熱愛學習 新事物的本質。

(四) 遊戲中的主角與有故事性的內容,所製造出來的虛擬情境,讓具 體運思期的國小子女,在真實與虛擬中產生從未有過的新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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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父母介入國小子女數位媒介使用之過往研究

探究親子在數位媒介使用相關研究時,多半顯示父親與母親的教育程 度,以及社經背景對其所採取的父母介入方式有高度關連性(Nathanson, 2001b; Valcke, Bonte, de Wever & Rots, 2010),Gentile 等(2012)進一步探 究看見教育程度和使用共同參與之介入策略呈現負相關,而與限制策略呈 現正相關,也就是教育程度越高之父母使用共同參與性越低,而較傾向採 用限制次數與內容,同時發現積極主動策略在教育與經濟背景相關性不高,

簡言之,教育與社經背景較低的父母採用媒介共同參與的比率較高,而教 育與社經背景較高的父母則偏向限制型策略,這在 Gentile 等研究中解讀為 或許因為資源有限,使得社經背景相對弱勢的家庭只能採取共同使用的模 式,至於過往一般認為教育或社經地位較好的家庭,多傾向限制型或積極 型策略,但在此卻對積極型未見顯著相關,也可能因為一方面父母尚在適 應數位媒介所帶來之影響性,另一方面則看見父母開始採取較多樣的應對 方式。

至於父母的教養方式更常常展現在對於子女使用媒介時的態度上,屬 於溫暖型的父母較呈現包容與分享的方式,尤其是家有國小階段之子女,

而且父母本身較年輕且處在數位發展較完備的都會區時,多半以溝通與支 持的模式面對子女在數位媒介使用的態度(Alvarez et al., 2013),而且當親 子互動較佳彼此接觸較高時,則表示父母採取民主式教養行為,且看見親 子間使用數位媒介的比例也較高(Valcke, Bonte, de Wever & Rots, 2010),

也就是當子女可以較自主性的使用數位媒介時,多半其父母為較民主權威 型與採取較寬容的作風,反之父母屬於專制型作風,則子女使用數位媒介 之比例就低許多。

另外,也有研究指陳,父母的溫暖情緒有可能減低子女網路成癮,相 反的子女也可能因著父母過度的保護,反而讓子女在不會防備或毫無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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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情形下,增加網路成癮的風險性(Huang et al., 2010)。不過除教養 方式會影響父母採取何種介入策略以外,父母本身對於數位的認知與素養 同樣會影響他們對數位媒介使用的態度(Nikken & Jansz, 2014)。

母親在網路使用上決定性大於父親,且重視社會化角色,而教育程度 高、年紀輕、都市與少子家庭之母親介入越明顯,但不表示父親在網路使 用上缺席,而是具有技術協助之角色,另外,年紀較長父母及雙親家庭,

較重視學習動機,而年輕父母或許因為具備較高的數位知識,對網路使用 比較不會侷限於傳統限制型模式(Alvarez et al., 2013)。

至於在子女年齡與性別上的考量,一般來說父母總覺得年齡較小的子 女需要的保護比年齡大的子女要多,同樣的在數位媒介使用上,對於年齡 小的子女也會採取較多的關心與介入方式,Gentile 等(2012)發現父母在 電玩遊戲上對年齡小的子女多採取限制性介入,而且對男生限制多於女生,

因為父母常認為男生容易受到暴力內容的影響,這與 Alvarez 等(2013)

的發現有一致性,同時 Alvarez 等也看見青少年在網路的使用上遠遠高過 兒童,然而父母對青少年的控制介入型態卻遠不及兒童,一方面是認為青 少年對網路的需要性增加,另一方面也因為難以掌握青少年的行為,是故,

父母積極介入之親職模式明顯朝兒童而來,同樣的 Nikken 和 Jansz(2014)

的研究也顯示,父母對年齡小的子女採取監督(supervision)型態最為常 見,而其中也因著數位媒介的趨勢,而試著採取共同使用(co-use)型態 的比例則逐漸增高。

此外研究也發現家庭型態與子女數,同樣影響著父母介入的經驗,家 庭型態的不同至少可以看見家庭人數的差異,而此差異牽動著家庭成員間 的互動行為,Gentile 等(2012)試著看有無婚姻關係及雙親、單親與離婚 或分居之不同家庭型態,在對媒介使用之父母介入策略差異時發現,雖然 有無婚姻關係對家庭裡在媒介使用時,採取之父母介入方式沒有顯著關係,

但是卻看見已婚且雙親家庭採取限制型策略的比例,也就是在使用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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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上的限制,較單親與離婚或分居的家庭明顯偏高,這和 Barkin 等(2006)

針對家有 2 至 11 歲子女之媒介使用,父母介入中顯示雙親家庭較單親家 庭,採限制行為較高之發現相呼應,同時在傾向積極主動的策略上亦偏高,

不過 Gentile 等(2012)也看到在採取積極主動或共同使用的策略之家庭中,

不論是雙親、單親與離婚或分居型態之比率差異不大。

雙親家庭或許因著人手上的優勢,在親職策略上可以選擇性較多樣,

但是也別忽略子女數的影響性,Austin 等(1999)電子媒介使用的研究裡,

除了顯示單親家庭特別重視子女接觸到的內容以外,也發現子女數的多寡 對父母採取之介入方式有一定的影響性,Alvarez 等(2013)對數位媒介使 用的觀察發現,都市化家庭中因著子女數少,除了增加親子溝通的可能性,

也因此強化積極與共同使用的機會,這也和 Nikken 和 Jansz(2014)對 2 至 12 歲孩童之父母,在子女數位媒介使用調查中的發現近似,即積極型 的策略常出現在少子女化的家庭型態中,而且主要關心社交網路的使用,

雖然此年齡層在社交網路的使用偏低。

簡言之,家庭型態與子女數對父或母,採取之父母介入策略具有一定 之影響,Clark(2011)在數位時代下統整的父母介入論述中亦提醒,過往 在媒介使用研究裡,明顯看見第三人效應,也就是家庭中父母、手足、長 輩、親友等其他人的影響,當進入數位媒介使用時,仍將是不可被忽視的 影響因素。

近年來隨著科技快速發展,數位媒介以不同形式,包含數位電視、電 腦、智慧型手機、平板等,堂而皇之的進入家庭裡,甚至直搗子女房間,

造成的影響性不容小覷,更讓父母風險意識高漲,同時數位所帶來的顛覆 性改變,正嚴肅的衝撞著傳統父母角色,然而對數位知識上的落差,卻常 常讓父母不容易成為子女網路使用的指導者,進而在親職上產生另一種壓 力(黃葳威,2012;Alvarez et al., 2013; Valcke et al., 2007),不過,若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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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時期有機會認識或掌握住數位媒介的特性,成為子女的教導者或是陪 伴者,反而讓父母介入適時提升了親子關係(Davies & Gentile, 2012)。

總之,不論是正向或負向觀點,父母介入子女數位媒介的使用議題,

已儼然成為國小階段家庭中,親子間溝通與父母間協商不可避免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