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台灣擴大利得沒收之規定現狀
第二節 ：現行規定既存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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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台灣擴大利得沒收之規定現狀
第一節：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條文介紹
2016 年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條文為：「犯第十四條之罪，其所轉移、
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 第十五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以集團性或 常習性方式犯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之罪，有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 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沒收之。」
依據立法說明，該條文第二項是參考歐盟 2014/42/EU 沒收指令第 5 條、德 國刑法第 73d 條（舊）、第 261 條、奧地利刑法第 20b 條第二項、第 165 條而訂 立之擴大利得沒收規定。惟該規定訂定於「洗錢防制法」中，且依條文文意，目 前台灣之擴大利得沒收僅適用於常業性或集團性洗錢犯罪之情況。
台灣現行刑法總則之沒收專章中，尚未有擴大利得沒收之規定，而僅於洗錢 防制法中以一條條文簡單規定。因此，從體系上看，擴大利得沒收在整個刑法沒 收體系中尚未具有一般性地位，而僅是一種特殊性沒收手段。
第二節：現行規定既存之問題
第一項：適用範圍過小
觀察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條文可知，目前的擴大利得沒收之適用，必須以行 為人違犯集團性或常業性之洗錢犯罪為前提，可謂適用範圍極其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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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利得沒收規範的設立目的，本是為了對抗組織犯罪，藉由「有效的利益 剝奪」以期瓦解犯罪組織之經濟基礎60。最重要的是，其具有恢復正常之財產分 配經濟秩序之規範目的。而能夠獲得大量利得的犯罪，當然不止洗錢罪一種。舉 例而言，毒品犯罪、詐騙罪、盜採林木、人口販賣等，都是可能產生大量不法利 得的犯罪。此外，隨著時代的發展，還可能會出現新的財產犯罪類型。只要承認 擴大利得沒收的目標在於「剝奪不法利得」，那麼，隨著財產性犯罪類型的增加，
擴大利得沒收的適用範圍也會相應擴大。
因此，就適用範圍而言，德國刑法在 2017 年以前的做法，乃採用「空白規 範」的立法模式。所謂「空白規範」係指，只有當各相關的法律特別表明可適用 本條時，始有宣告擴大利得沒收之可能。此種「空白規範」的立法模式，只要透 過刑法分則或附屬刑法個別條文之修改，而無須直接修改原條文，即可調整擴大 利得沒收之適用範圍61。觀察德國法的立法歷程即可發現，德國起先雖因打擊組 織犯罪之目的而設立擴大利得沒收，但德國舊刑法中，組織犯罪僅是適用擴大利 得沒收的二十幾項罪名中的「其中之一」62。德國於 2017 年修法後，甚至摒棄 空白規範之立法模式，而直接使得擴大利得沒收可以適用於任何罪名，可謂大大 提高了擴大利得沒收的適用範圍，亦體現了其作為利得沒收的類型之一，具有一 般性。只要是可能獲得利益之犯罪，均在擴大利得沒收的打擊範圍內。
然而，台灣法的做法，由於條文被規定於特別法，而非刑法典中，且並未採 用「空白規範」的形式，因此，未來立法若要增加擴大利得沒收適用的範圍，除
60 吳耀宗，刑法第三八條之一第二項立法理由與德國擴大沒收，載：沒收新制（二）經濟刑法 的新紀元，頁 136，2016 年 9 月。
61 吳耀宗，刑法第三八條之一第二項立法理由與德國擴大沒收，載：沒收新制（二）經濟刑法 的新紀元，頁 138，2016 年 9 月。
62 林鈺雄，洗錢擴大沒收，看德國是怎麼做的，上網日期：2016 年 11 月 29 日，檢自：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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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刑法典中增修擴大利得沒收的一般性規定，否則只能通過不斷在各種「有需 要」的特別法中逐一增加擴大利得沒收的規定，使得其能適用更多的犯罪種類。
如此一來，恐怕會使得刑法沒收體系慢慢回復到 2015 年修法以前之混亂狀態。
本文並非贊成將擴大利得沒收適用於所有犯罪類型，但至少不應限制於常業 性、集團性洗錢罪一種。基於擴大利得沒收具有一般沒收性質，若其將來被納入 刑法典中，或許可以將適用範圍設定在集團性、常業性之財產犯罪類型。通過集 團性、常業性的要件限制，亦可提高財產與不法之關聯性。
第二項：聯結行為被定罪之必要性探討
如前所述，要適用擴大利得沒收，要求存在一個特定的違法行為。台灣方面，
由於條文本身的限制，目前適用範圍僅限於以常業性或集團性方式進行之洗錢行 為。
觀察台灣法條文之規定，從「以集團性或常習性方式犯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之罪」之說法看來，似乎擴大利得沒收的適用並不是僅以「存在違法行為」為前 提，而是要以「違法行為被定罪」為前提。舉例而言，如果行為人的「本案洗錢 行為」無法被定罪，從洗錢防制法的現行條文上看，似乎就無法適用擴大利得沒 收。
不過，德國方面，有學者主張，只要能證明本案的違法行為存在（構成要件 該當性加違法性），該違法行為是否有責、是否可被追訴、是否被定罪，均不妨 礙擴大利得沒收之適用63。易言之，在此種主張下，若該違法行為基於某種法律 事由無法被宣告有罪，仍有針對不法利得宣告擴大沒收之可能。
63 吳耀宗，刑法第三八條之一第二項立法理由與德國擴大沒收，載：沒收新制（二）經濟刑法 的新紀元，頁 140，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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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修法後的沒收體系中，由於沒收不再是刑罰，因此，針對違禁物沒收 以及通常利得沒收，已引進了「無罪責沒收」的制度設計。理由之一即在於，利 得沒收作為一種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行為人的有責性與需要被重新分配的財 產並無關聯64。舉通常利得沒收爲例，刑法第 38 條之 1 即規定，犯罪所得包括 違法行為所得。其立法理由亦說明：「……犯罪所得之沒收，其沒收標的須係來 自違法行為，即不以定罪為必要，其舉證以該行為該當犯罪構成要件，具違法性 為已足。」
因此，從體系上思考，如果在利得沒收中，通常性利得沒收可以以「違法行 為存在」為沒收前提，無須「有責」之證明，那麼，擴大的利得沒收，卻必須以
「違法行為被定罪」為前提，理由何在？再以例子幫助我們思考，如果前文第二 章中提及的德國販毒案，所有案件事實、證據均不變，唯獨主人公改為一名欠缺 責任能力之十三歲少年。假設擴大利得沒收制度能夠適用於販毒行為，兩個案件 均能夠證明違法行為存在，唯獨一個有責，另一個無責，因此只能對有責的案件 進行擴大利得沒收宣告，而對無責的案件則無法適用，這樣的結果真是我們想要 的嗎？
第三項： 「有事實足以證明」的證明程度
針對案件中由正犯或共犯所得支配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要求有相關的事實 證據足以證明係源自於本案以外的違法行為，始有擴大利得沒收之適用。此處與 德國法一樣，因涉及到證明標準的降低的問題，同樣可能招致「違背無罪推定原 則，違反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等疑義。
64 Jon Petter Rui，Ulrich Sieber，歐洲的無定罪沒收：一個總覽（上），陳爾彥翻譯，現代法治研 究，第 1 期，頁 122，201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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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有事實足以證明」，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事實，需要多少才符合「足以」？
僅從目前的第 18 條條文來看，根本無從得知。而在台灣過去的立法中，亦無相 同法規用語可循。僅在刑事訴訟法之羈押要件中，有所謂的「有事實足認為有逃 亡之虞」。對此，實務有認為「有事實足認為」非僅「有相當理由」而已，必須 達到「充分理由」始屬相當65。
而有觀點認為，本條所使用「有事實足以證明」之用語，由於在刑法領域，
對「證明」二字之一般理解乃指「證據已達確信某項事實存在之心證程度」，因 此「有事實足以證明」之心證判斷標準應比「有事實足認為」更高66。
而德國舊法第 73d 條，乃使用「有事實足以認定」之說法，且由於台灣法之 擴大利得沒收已在立法理由中說明參考來源包含德國法，或許可以參考德國法之 解釋。
德國實務方面，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條文所謂的「有事實足以認 定源自其他犯罪」，實際上是一種「可能性」證明。而「可能性」即有高低不同 程度。該判決將「可能性」分成五個程度67。最低的一層僅要求「排除合法來源」， 只要無法證明標的的合法來源，即認為標的來源違法，可謂非常寬鬆。而最高的 一層，則要求「百分百確定財產的犯罪來源」。然而，若能夠達到最高的證明標 準，則實際上即可進行通常性利得沒收之宣告，而再無擴大利得沒收之用武之 地。最終，判決認為，證明標準無須百分百確切證明所涉標的之犯罪來源的所有 細節，但至少要求證明達到「完全之確信」68。此為五個證明程度中的第四層，
65 林永謀，刑事訴訟法釋論（上），344 頁，2006 年 10 月。
66 徐昌錦，新修正洗錢防制法制解析與評釋——從刑事審判之角度出發，司法周刊，第 1851 期，
第 18 頁，2017 年 5 月。
67 潘怡宏，擴大利得沒收之合憲性解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 BGHSt 40，371 譯介，
載：沒收新制（二）經濟刑法的新紀元，頁 444，2016 年 9 月。
68 潘怡宏，擴大利得沒收之合憲性解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刑事裁判 BGHSt 40，371 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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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次於「百分百確定」。
除此之外，參照洗錢防制法 18 條的立法說明，就「有事實足以證明財產來 源於違法」的心證要求，還應當參考 2014 歐盟沒收指令第五條及立法理由第 21 點，要求法官在具體個案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 據，依個案權衡（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Wahrscheinlichkeitsabwägung），參考相關 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的合法收入與所得支配之財產價值比例），就「系爭財產 是否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違法行為」作出判斷。換言之，若依據 2014 歐盟沒
除此之外，參照洗錢防制法 18 條的立法說明，就「有事實足以證明財產來 源於違法」的心證要求，還應當參考 2014 歐盟沒收指令第五條及立法理由第 21 點，要求法官在具體個案上綜合檢察官所提出之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情況證 據，依個案權衡（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Wahrscheinlichkeitsabwägung），參考相關 事實情況（例如行為人的合法收入與所得支配之財產價值比例），就「系爭財產 是否實質上較可能源於其他違法行為」作出判斷。換言之，若依據 2014 歐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