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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結論

通過前述章節的討論,本文總結得出下述幾個結論。

一、沒收不具有刑罰性質

不同國家可能採用不同的模式擴大沒收行為人無法被確切證明來源於某一 具體犯罪行為的財產。美國法乃採用民事程序,提起對物訴訟;英國法則採用「推 定模式」,基於一個被證明的犯罪行為,推定相關財產來源於此犯罪行為或相同 犯罪行為,實際上是一種舉證責任轉換模式。而德國法,乃是採用「降低證明標 準」模式,基於一個達到有罪確信心證的違法行為,而就其他可疑財產來源於不 法的證明降低至「完全確信」,而不需確切證明來源何一具體行為。

台灣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擴大利得沒收乃採類似於德國法之「降低證 明標準」模式。

經過論證,一般認為台灣目前刑法體制下的沒收制度並不具有刑罰性質。尤 其是犯罪利得沒收,被認為是一種恢復原狀措施,通過對財產進行干預以恢復正 常之經濟秩序。擴大利得沒收作為犯罪利得沒收之一種,具有相同性質及目的。

二、擴大利得沒收不違背無罪推定原則

不論採用何種模式,由於沒收不具有刑罰性質,因此,即便沒收財產與不法 之間的關聯性證明被鬆動,仍不會牴觸無罪推定原則。只是,依據歐洲人權法院 見解,「舉證責任轉換模式」之沒收,仍須符合舉證責任轉換之合理界限;而「降 低證明標準」模式同樣須選擇一個合適的證明標準以防止侵害憲法所保障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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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

台灣法乃效仿德國,採用「降低證明標準」模式。而證明標準降低多少,才 不會違憲,與條文設置密切相關。德國新法將擴大利得沒收適用於所有犯罪類 型,因而或許仍須採用「完全確信」之標準,而台灣法由於設置有「集團性」、「常 業性」之要件,因此或許採用歐盟建議之「蓋然性」標準即可。

三、擴大利得沒收區別於其他相關條文

台灣法除了擴大利得沒收之規定,還存在一些同樣有違憲疑義之條文。通過 比較,本文認為,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擴大利得沒收與本文所討論到的另 外三條條文並不相同,而無違反憲法之問題。

首先,就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之 1 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而言,此罪名被迫 被告供述涉及先前貪污行為的相關事實(說明財產來源),若緘默(不說明財產 來源),則可能受到刑罰,有違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擴大利得沒收並不存在此問 題。

至於貪污治罪條例第 10 條以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7 條,則乃採用類似英 國法之「推定模式」,與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之擴大利得沒收亦不相同。台 灣擴大利得沒收乃採類似德國法之「降低證明標準」模式,其並不存在舉證責任 轉換的問題。且只要符合比例原則,即不會侵害憲法所保護之財產權。

四、常習性、集團性要件之理解

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擴大利得沒收條文中,使用了「常習性」、「集團 性」作為適用要件。

針對「常習性」要件,本文認為,由於過去學界不區分常習犯與常業犯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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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此此處的「常習性」可與過去刑法典中規定的常業犯之性質做相同理解。

需要強調的是,常業犯概念區別於常習犯、累犯、習慣犯、連續犯等概念,

其作為一種特殊犯罪類型,因「反覆實施違法行為之意圖」而使其行為具有更大 的法益侵害性。因此,或許將擴大利得沒收中「常習性」修改為「常業性」會更 好。若不修法,則對「常習性」概念的理解亦應作為常業性之相同概念,摒棄「習 性、惡性」之意涵,而著重在「反覆之行為」本身,才能避免招致「行為人刑法」

之批評。

常習性要件,由於其本身的性質蘊含著「反覆、多次行為」,提高了行為人 可疑財產來源於其他相同違法行為的可能性,為擴大利得沒收提供了合理基礎。

而將「集團性」作為適用要件,由於犯罪集團本身的性質,行為人作為集團 成員,以長期存續為目的,以犯罪為宗旨,其區別於偶然一次的共同正犯行為,

而必然多次犯罪或追求多次犯罪,因而大大提高了財產來源於其他未被證明的相 似違法行為之可能性,而為擴大利得沒收提供了正當性。

五、條文修改建議

台灣目前的擴大利得沒收只規定於洗錢防制法中,且條文過於粗糙,仍存在 許多解釋上的疑義。本文例舉幾個問題,並嘗試回答。

首先,現行條文適用範圍過小,無法實現立法初衷。然而,依據法理,現行 條文中「其他違法行為」只能理解為與「本案違法行為」相同之行為。而要拓寬 條文適用範圍,只能仰賴將來立法修正條文,擴大可適用擴大利得沒收之「本案 違法行為」的範圍。

其次,依據現行條文,本案違法行為必須被定罪,才有擴大利得沒收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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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文認為基於擴大利得沒收之恢復原狀性質,其與當事人是否有責並無關聯,

因此或許日後可以考慮將條文修改成以證明「本案違法行為」存在為前提,無須 以定罪為基礎。

再者,就財產與其他違法行為之關聯性,證明程度究竟為何,本文認為,採 用立法說明中所參考之歐盟沒收指令「蓋然性標準」即可。理由在於條文本身通 過常業性、集團性要件,已經大大提高了財產來源於違法行為之可能性,在此情 況下,只要法官在個案中,綜合各種證據考量,達到蓋然性確信即已符合比例原 則。

六、對中國大陸沒收制度修改之參考意義

中國大陸方面,在刑法總則中亦有沒收制度的規定。其中,第 51 條規定:「沒 收財產是沒收犯罪分子個人所有財產的一部或者全部。沒收全部財產的,應當對 犯罪分子個人及其撫養的家屬保留必需的生活費用。在判處沒收財產的時候,不 得沒收屬於犯罪分子家屬所有或者應有的財產」。第 64 條則規定:「犯罪分子違 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 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該條文規定於第三章,

屬於刑罰之一種,依據第 34 條之規定,沒收屬於附加刑之一種。

有學者的文章指出,就其性質而言,第 51 條所規定的沒收制度,其沒收的 是行為人的合法財產209。而第 64 條的規定,則區分了違法所得沒收、違禁品沒 收以及供犯罪所用本人財物之沒收(犯罪工具)。其將該不同的沒收規定做出了 區分,第 51 條乃一般沒收制度之規定,而第 64 條則是特別沒收制度之規定。

就第 51 條之規定而言,此種沒收合法財產的規定所存在的問題毋庸贅述,

209 歐愛民,我國刑事沒收的憲法學透視,湘潭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5 期,頁 36,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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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而第 64 條的規定,其仍存在許多問題。沒收制度所具有非刑罰性質 已經由多番討論,日趨成為定論。就大陸地區而言,將來亦有必要重新審視刑事 程序中的沒收制度。廢除第 51 條之一般沒收規定,並將第 64 條中規定的沒收制 度具體化、細緻化。最重要的是,在變更沒收制度之刑罰性質、承認其具有區別 於刑罰之特殊性質的前提下,將擴大利得沒收制度納入到沒收的體系下,或許才 是中國大陸未來沒收制度改革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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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一、中文書籍、專書論文、期刊論文、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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