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願勞動做為一種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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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來加以控制與形塑。如同Burawoy所強調的，勞工的同意或共識並非是學校 教育或家庭人格培養等外部因素而生成，勞動過程中被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林 宗弘譯，2005）。因此，探索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企業自我｣的認同，必須觀 察其工作環境，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特性以及勞動過程的控制等環節，來加以觀察 分析。

2. 甘願勞動做為一種剝削？

非典型彈性雇用新聞工作者的甘願勞動除了意味著某種抵抗或是展現專業 能力的精神外，也可能是種剝削形式。

一般來說，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較正職工作者來得惡劣、而且 這種彈性雇用方式對於他們所追求的新聞專業也有負面衝擊，但同時仍然有許多 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願意為了勞動彈性與獨立自主性，犧牲這些基本工作權益。

特別是在獨立記者與公民記者的勞動過程中，「自主性」是被放大、強調的一個 部分，並且合理化一切不利的處境。

談到勞動過程就不得不談Burawoy的經典之作《製造甘願》，書中闡釋勞動 現場的權力運作，即「生產時的社會關係」，分析製造過程中主宰、衝突與共識 的特定形式的社會關係。Burawoy認為共識是源自於生產領域中特組織實踐與社 會關係的特定語言，受到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影響。他的論點「製造甘願」

（manufacturing consent）就是意識形態運行的機制（林宗弘等譯，2005）。

具有雇用關係的勞動過程，被組織成一場遊戲（趕工競賽），而遊戲所定出 的目標（提供自我表現的機會，是得運用知識、技巧、速度和鬥志的競賽），構 成散佈在工作現場的價值觀（順從及默許了勞動過程中的社會控制關係）。共識 是在玩遊戲中被建構出來的，趕工競賽的效果，「掩飾並確保了剩餘價值」，進而 提供了遊戲得以再生產的條件。「內部勞動市場」與「內部國家」的建立也有助 於建立勞工志願性服從，內部的流動與升遷以及工會體制運作調和了勞資雙方的 利益，讓這套論述能夠更隱晦且確實地運作於勞動現場。而 Burawoy 則是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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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這種勞動場域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勞動變成遊戲，是與國家機器一樣，

用來掩飾及取得剩餘價值，收編了社會中的階級鬥爭、生產了同意。（林宗弘等 譯，2005）。

這種遊戲的概念闡明了競爭的個人主義與專業技術化的意識型態面向。在一 場趕工遊戲中（making out），個人工作能力決定一切，工人以個人而非階級成員 的形式安插勞動過程中，區別了生產方式的特定關係，報酬是基於個人而非集體 努力（林宗弘等譯，2005）。

Buroway的論點是由傳統福特主義集中廠房勞動的脈絡下出現，藉由科層組 織的內部化來讓勞工能夠心甘情願參與生產，然而在現今面臨全球性的經濟與景 氣變動而產生後福特主義式的彈性生產消費模式中，剩餘價值的取得的方式有所 不同。相較於過去在封閉的廠房內進行政治鬥爭，在彈性生產的勞動產域中資方 的剝削更加隱晦且精密，是為了資本家為了因應全球化市場競爭而設計出的特殊 聘雇狀態，將勞動力拆解重組，因應外部競爭的要求而改變的勞動力佈局。在這 樣的脈絡下，資本家必須塑造出勞動者的對職缺與工作的掌控度與自主性，強調 個人選擇並勇於承擔自由市場的風險（張家榮，2010）。

另外，台灣特殊的勞動體制也使得Buroway的論述需要進一步精緻化與在地 化。謝國雄（1997）的研究指出，台灣是以中小企業為產業主體，且缺乏員工內 部勞動市場以及內部國家的「專制市場」勞動體制。在這樣體制下，國家在勞資 關係中缺席，只是做出大致的外部規範，且勞工保護的法令多半消極，而遭逢勞 資爭議事件時也是傾向資方立場，造成勞資權力不平衡的環境，資方可予取予求 各種不合理的勞動條件，永遠處於弱勢的勞動者只能被迫接受長久以來既定的體 制。而在這個專制市場裡，「威嚇」（coercion）的基礎能與「甘願」（consent）的 志願性服從共存，因為在承平時期勞動者工資制度產生的「做件意識」會表現出 對勞動力全然商品化的順從，讓雇主掩飾剩餘價值的取得；而在勞資爭議爆發時，

即便國家有名義上介入，還是多半還是回歸勞資雙方以「市場化」的方式協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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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由此可看出在台灣特殊的勞動體制下，政治力長期向資本家靠攏，使得勞方 權力始終積弱不振。

延續謝國雄對於台灣勞動體制的描繪，張家榮（2010）指出台灣自1990年代 起經濟發展趨緩且產業大量外移，造成勞動力市場供給過剩而成為買方市場。加 上高等教育浮濫，文憑貶值的情況對於青年勞動者的衝擊甚大，只能自貶身價或 流向低階工作。儘管非典型雇員的勞動條件與福利不如正職員工，但是勞動大環 境普遍低薪，加上一般民間企業本來就沒有長期雇用的傳統，使得這些在國外經 驗與研究結果多半是「爛工作」的非典型雇用勞動，在台灣勞動力市場惡劣的脈 絡下看來未必較差。

此外在新聞產業中的勞動產出也與一般生產出商品的勞動不同。新聞產業較 偏向知識勞動，產出的是無形的知識、服務或訊息並將其作為一般商品販售。在 Buraway的田野調查中，工人的產量與良率是能力的指標，講求的是趕工「量」； 而在新聞領域中，能否寫出獨特觀點或搶到獨家消息才是重點，加上署名報導的 特質，「質」遠比「量」重要，也必須承擔相對的風險與壓力，壓力較一般的製 造業更大。短期彈性雇用新聞工作者若要在這場「遊戲」中勝出，自必須投入更 多心血，挖掘新的消息，多別人一點。競爭的結果，資方儼然成為最大的獲益者，

支付同樣甚至更低的薪資，就能夠得到與眾不同的獨門消息，並且從中獲益。

Fuchs（2010）試圖論證知識勞工（knowledge worker）與間接知識勞工（indirect knowledge worker）的階級與資本家如何從他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Fuchs歸納了 幾類受到資本剝削的階級，包括傳統勞工、知識勞工（指生產知識或服務並將其 作為商品販售、涵蓋受雇於單一組織以及外包或自雇的勞工，其中包括媒體新聞 內容產製者）、以及無給薪或非常態給薪的勞工（如家庭主婦、失業者、退休者、

學生、移工、非正式雇用勞工…等）。透過雇用這些間接勞工，將他們當作一般 正式的勞工運用，資本家能夠過度剝削（over-exploitation），得到額外的剩餘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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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Fuchs的論述，非典型雇用的新聞工作者既是生產內容知識勞工，以勞 動力換取薪資，其生產出的知識商品可以讓資本家獲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他們 也是非正式雇用的勞工，無論是短期雇用、契約約聘或自雇者，資本家無疑是以 更低的成本就能取得相同的勞動力，即Fuchs所指的過度剝削。

承前所述，非典型彈性雇用作為降低生產成本與風險的手段，其管理的機制 勢必也與以往新聞組織體制內的管理準則不同。非典型彈性雇用的工作特徵大致 可分為四類：功能彈性、數量彈性、時空彈性與財務彈性，且企業組織在實際運 用上時常會混合使用，如一名約聘人員可能既有多重任務，其工作時間地點也不 僅限於辦公室（辛炳隆，2011）。而在新聞產業的非典型彈性雇用中，科技一方 面使工作者得以更加迅速方便取得資訊，影響新聞內容的產製與呈現，另一方面 也是管理階層監控的手段之一。

除了對於新聞內容產製外，科技也促使組織採用新的分工方式以降低生產成 本。Greenbaum（1999）回顧企業外包的歷史，他指出隨著時代演進，20世紀末 的勞動場域以白領工作為主，尤其以行政、文書類工作為大宗。過去大幅改變藍 領技術工作勞動的機械化與自動化，對於增進白領工作的產量與產值並沒有帶來 顯著的效益，而自1980年代開始出現新型態的分工（newer forms of divided labor），

配合新傳播科技的運用，使得工作不再侷限於辦公室中，而是能夠隨著時間與空 間的延伸，轉型成不一定得在白天或晚上，或待在家裡就可以工作。

Greenbaum（1999）分析新型態分工的特色為下列幾項：

1. 勞動時間空間的分化：過去勞工是在同一個廠房裡工作，自1980年代開 始因應跨國資本，市場變遷快速，不再講求大規模專業化生產，而是重 視普遍應用多技能。配合1980年代晚期個人電腦開始普及，自動化無法 增加生產，要試著改造（reorganize）工作，因此外包（outsourcing）、

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或人力派遣公司增加。

2. 整合工作與任務：勞工的工作責任增加，工作內容便得求廣不求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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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勞工必須具備多工、多技能，然而薪水並沒有增加，工作環境也不見 好轉。換句話說，就是工人的工作強度增加，工作價值卻下降。

3. 勞動新分工：承攬契約或派遣增加，勞動彈性化。新鮮人起薪下降，工 時增加，造就大批青貧族與窮忙族。

4. 虛擬產業後備軍：隨著電腦普及，使得在家、在咖啡廳或任何地方皆是 虛擬辦公室，相較起工廠工人，能做更有趣的工作，是一種技能提升

（upskilling）。然而，舊的階級與性別界線模糊，使得文職工作女性化 的結果，導致整體薪資下降。

勞工在責任自主之下工作，勞動型態的演變，就是越來越多原本屬於辦公室

勞工在責任自主之下工作，勞動型態的演變，就是越來越多原本屬於辦公室